今年的春節，在北京的冰天雪地里買過一本《電影花粉》。那是一次奇怪的不期而遇，作者在寫芭鐸的時候，引用了這樣的話：

“她美得如同任何一個女人，但卻像個孩子一般靈活柔軟。她的目光是那么簡單、直接，她首先喚醒了男人的自戀情結?！?/p>

小小的引號，小得幾乎看不見。我終究沒有耐心在書店里糾纏下去，看個究竟。以為莫名的熟悉感只是因為杜拉斯。杜拉斯真的是這樣讀的，不經意間撞到，撞在自己不知哪一根神經上，生生的有些疼?？墒悄挲g越大，越知道這些疼是該忍著的。撇開自己做了這些年法國文學不說，站在一個純粹的讀者立場，她是因為這個才在中國流行的吧。就像《花粉》的作者，是因為撞到了“男人的自戀情結”這幾個字。

書買下來，回到家泡上茶，在煙花爆竹聲中恍然大悟，原來是自己的文字，是經過自己手的，杜拉斯的文字。是自己在若干年以前譯的《外面的世界》里的文字。這份確認讓自己覺出一絲的欣喜來。文字照出了自己的影子，自戀，又何止是男人呢。

攝影師伊蓮娜·邦貝爾吉（Hélène Bamberger ）與杜拉斯于 1980 年在特魯維爾見面后成為了朋友，兩人交往 25 年，直至杜拉斯去世。她拍下杜拉斯生活的點點滴滴，家中的物品、寫作的桌子、最愛的風景和歲月在她臉上留下的痕跡

而在那個時候，我還在譯序里寫：一切終將冰雪消融。

我希望消融的，是什么呢？或者說，我不希望消融的，卻明知道最終一定會消融的，是什么呢？

這次不期而遇，卻僅僅是個開始。沒想到今年和杜拉斯的糾纏竟然要到令冰雪也無法消融的地步。這才相信，如果相遇是命定的，如果相遇被視為命定，自己是不甘心讓一切如冰雪般消融的。

于是創造相遇，先是《杜拉斯傳》在臺灣付印，然后是在全校的法國當代文學公選課上再度講到杜拉斯，再然后是沒有轟轟烈烈，但多少有些聲音的“杜拉斯辭世十周年”的活動，最后，在這年就要過去的時候，我重讀了這本《外面的世界》。

幾年前的回憶于是一點點地回來，當年讀杜拉斯、寫杜拉斯、譯杜拉斯，當年的喜歡、震驚，還有當年那一點點因為疼痛到麻木的厭煩。

即便是在杜拉斯已經被譯濫、寫濫的今天，《外面的世界》仍然為我們留下了很多話題。因為它呈現了一個有趣的矛盾：被奉為中國小資必讀作家的杜拉斯其實有大量的文字是關于“外面”的世界的。然后，再一點點地深入進去看，看她寫的政治事件，看她寫的社會問題，看她寫的明星，看她寫的藝術，會理所當然地發現，她的“外面”并沒有那么外。她自始至終沒有站在旁觀的角度去看外面的世界，當她需要——如果我們相信她在隨筆集開始所寫的那段序言，當她結束一本書，需要掙脫自己，或者需要錢的時候——走到外面的時候，她仍然毫無保留地任自己沖入這個世界，被這個世界裹挾。她觀照這個世界的目光，從來不曾冷靜、客觀，她仍然是激烈地愛著的，激烈地愛著，所以恨，恨所有的不公平，恨所有的不可溝通；同時，也羨慕所有自己所不具備的品性：寬容和獨立。

《外面的世界》因而還給了我們一個連帶的命題：她的其他作品——尤其是所謂“自我虛構性”的小說——真的是如此內在嗎？

不希望消融的，卻明知道一定會消融，因為這個世界里所有的物質最終一定會走向結束。這其中，包括愛，包括文字。絕望來自這里，但是我們無能為力。抵抗這種絕望有兩種途徑：無知或是超乎尋常的，西西弗斯的勇氣——那種走向滅亡，卻充滿幸福感的勇氣。和大多數人一樣，杜拉斯沒有這份勇氣，然而走進文字世界的人又回不到無知里。

在《美麗娜》那篇文章里，提到自己的《夏夜十點半》，杜拉斯說，于是，必須喝酒，對于愛情的結束，可以懷著同樣的激情和樂趣去經歷。

或者更甚于此，在杜拉斯看來，我們還可以成為愛情的作者，這是抵抗結束的一種絕無僅有的辦法。就像《夏夜十點半》里的瑪麗亞，她說，你們的愛情會有一個作者，那就是我。

杜拉斯說，所有走向結束，以新的介入開始的愛情會有一個作者，那就是我。這才是寫作的緣由。寫作所包含的，是失去、絕望、孤獨和激情。是面對存在的種種悖論，我們不得不做出的高貴的選擇之一。遠遠超過了“自我虛構”的意義，超過了一個十五歲半的法國小女孩和中國情人的故事背后的“真相”的意義。

不希望消融的，卻明知道一定會消融的，是愛，以及因為愛而產生的文字。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會用玩味絕望的方式抵抗絕望，只是，時至今日，杜拉斯的絕望已經成為絕望的酵母，彌漫在太多人的文字里。其中的原因，杜拉斯也在《外面的世界》里做出了回答。她認識的一個小女孩問她，如果沒有人感到溫暖，那么溫暖又是什么呢？

如果沒有感到絕望，那么絕望又是什么呢？

絕望是所有的不公平——第二次世界大戰，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絕望是所有的美好走向毀滅的必然；絕望是這冬天的雨，而在這冬天的雨中，去年為你撐傘的人已經離去；絕望是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和虛構世界的人物混作一團，卻無能為力的心情——固然有成為一切愛情始作俑者的奮爭，可是對于個體來說，絕望在何時、何地成為過一件好事呢？

出乎意料，重新看《外面的世界》是個很慢的過程。有一些文字上的改動，包括錯誤和我自己以為不再合適的文字。但是一定也留下了另一些錯誤和別人以為不合適的文字。這是譯者的絕望，永遠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有時有進不了門的尷尬，有對自身身份和存在的懷疑。只是但愿有人知道，沒有第三者的存在，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愛情或許根本不會發生，更不能夠繼續。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吧，在我重新看《外面的世界》時，我得知這本書里的《面黃肌瘦的孩子》被選進了某個版本的《大學語文》里。愛情發生了，這是作為第三者的譯者所得到的最好的心理補償。而作為作者，杜拉斯也該得到安慰，辭世十年之后，對于她在法國現代文壇的地位的肯定也沒有更多的爭論。是的，作為個人，我們可以愛，也可以不愛，但是，文字早已建立了屬于自己的傳奇。

（本文系《外面的世界Ⅰ》譯者袁筱一再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