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村前，有一條小河，自西向東，日夜流淌。村東，一里許，那條淙淙流淌的小河，融入了一條由北向南的大河，而后，再向南流淌上一段距離，便匯入一條打西面奔突而來的大沙河。那條大沙河的下游，是入海口。

童年里，我與村里的孩子下海摸魚、照蟹、淘海沙子（一種像葵花子樣的海貝），都是沿著村前那條小河拐來拐去拐到大海邊的。反過來，洶涌的潮汐涌來時，被那一道道拐來拐去的河汊子所攔擋，趕到我們村東的大河里時，就已經掀不起波浪了。所以，苦澀的海水，始終未能波及我們村前那條甘甜的小河，以及我家巷口那汪鏡面一樣的清水塘。

那水塘，乍一看是一汪并不流動的死水塘，但它卻是一汪“潛伏”起來的活水塘，同時還是我們小村里難得一見的“接水塘”。每逢雨天，家家戶戶的流水排到小街上，村街瞬時變成河流，流入我家巷口的“接水塘”里打個旋兒，再流向村前的小河，匯入沿河東去的大海。

街邊的嬸子大娘，每天在那汪清水塘邊洗衣、洗菜。我小說《藏羞》中那個大川家的俊媳婦，就是在我們巷口水塘邊洗衣時，走進我記憶的。

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后。我為什么記住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后？原因是，鄉下女人陰天不洗衣裳。再者，午后的那段時光，家家戶戶都在午休，或是吃午飯，那個怕人家看見她殘手的大川媳婦，偏偏就選擇那樣的時間，到水塘邊來洗衣裳。我從水塘邊走過時，應該是很入神地去觀望她那殘手的，但我沒有看到，她也不會讓我看到的。盡管我那時僅僅是一個小孩子，但那個場景，卻像一枚印章，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記憶里。

小說《支客》中的主人公是胡海。回到現實中時，那人是我本家的一位叔叔。我與他的淵源，自然也與我們家巷口的那汪清水塘有關。

那是個冬日的半晌，我背著草筐打水塘邊經過。正常情況下，我從北面背著草筐回家，要繞水塘一圈，才能拐進我們家的小巷。可冬天水塘里的水很淺，可以沿著水塘邊緣的“吃水線”抄近道走。往常我背著書包上學，或是在外面玩耍回家，都是那樣沿著水塘邊回來的。可那一天，我忘記自己身上背著草筐，沿水塘的“吃水線”往回走時，肩膀上的棍子碰到了水塘的邊緣，瞬間給了我一個外力，一下子把我連人帶草筐，推進了冰冷刺骨的水塘里了。

我在水塘里扒扯著往岸邊爬動時，恰好我那位本家叔叔從水塘邊經過，他蹲在水塘邊，抓住我手中的木棍子，似乎是沒費什么事兒，便把我從水塘中給拽上來了。當時，他還逗罵了我一句：“你個熊孩子，大冬天的，往溝塘里跳干什么？”我心里想，哪里是我愿意往溝塘里跳，是我不小心滑到溝塘里去的。但那話，不用我說，他也是知道的。

事情到此，本該結束了吧？沒有。那位本家叔叔把我從水塘里拽上來以后，他如同在戰場上捉到一個奸細而凱旋一樣，很是榮耀地把我送到家。詳細地訴說了他是怎樣發現水塘中有動靜，怎樣判斷出水塘中有人落水，而他又是怎樣把我搭救上來的。他一遍又一遍地向人訴說我落水的過程。

我那時候，正坐在家中的被窩里，聽他講營救我的經歷。剛開始，我知道他是講我的，等我身上焐暖和了以后，再聽他講我落水的過程時，感覺他就像講別人一樣，還怪生動呢！講到中午，我們家飯菜做好了，那位叔叔自然要在我們家吃一頓油水豐厚的飯菜，以表示我們對他的答謝！

那樣一個鄉村人物，在我童年的記憶中，如同一枚顆粒飽滿的種子，深深地埋在我的心田里。他之所以能成為我后來《支客》的主人公胡海，并非做了搭救我落水的那么一件事情。譬如他家的茶葉喝完了，他會拿著一張報紙，走到鄰居家，謊說自家來了親戚，水都燒開，發現家中的茶葉沒有了。那樣的時候，你能不給他一壺茶葉？如果你把茶葉盒子遞給他，他會多倒一點，帶回去改日繼續喝。還有生產隊殺豬、宰牛，他不請自到，而且是上來就去給人家“搭幫手”，趕到吃肉喝湯時，你會趕他走嗎？當然不會。

童年的我，忍饑挨餓。可每當我看到那位本家叔叔在別人家吃得油嘴發亮，心里總覺得他是位大能人。等我長大以后，尤其是后期我寫起小說，想到他吃東家、喝東家的那些場景，感覺他就是個鄉間無賴。于是，我把他寫進了《鹽河軼事》。

再說《死謊》，《死謊》中的大志，生活中也有原型。他得知哥哥死在東北，大張旗鼓地要去東北把他兄長的遺骨接回故鄉來安葬。原本是手足之間一件很感人的事情。可接下來，他在嶺上堆了一個土堆，就算是把他兄長的遺骨給“招回”家了。那是怎樣的一種心態？是經濟窘困？還是“做戲”給鄉鄰們看？還是一種心靈的慰藉？想必，多種因素都有。

而《逃兵》那個手拎湯灌的譚禿子，很容易讓人想到，小小的村落里，哪家沒有老人，哪家又沒有老人故去呢？小說就是從這里撕開了一道“口子”，一位俘虜過來的老兵，讓他調轉槍口，去槍殺他昔日里一起摸爬滾打的戰友，他的內心深處能坦然嗎？小說《逃兵》，把譚禿子這個人物，一步一步地推到前臺來，或者說一步一步把他給逼到“死角”上，讓他手拎湯罐，一次又一次地去懺悔。

現實生活中，我故鄉的街巷中，就有那樣的一位老兵。我很小的時候，他就給村里老人拎湯罐，一直到幾十年以后，我到外地上學、工作，他的腿腳都不怎么便利了，仍然在村里給老人拎湯罐兒。不了解他身世的人，不會知道他曾在戰場上叱咤風云過。小村里談到他當年攻克敵人碉堡時，都說他扛起炸藥包時，跟炊事員談條件——要吃一碗紅燒肉。也就是說，他若吃過紅燒肉，再去炸敵人碉堡，死也值得了。現在想來，那應該是小村里的人瞎編的，戰場上攻克敵人碉堡的時候，機槍“突突”地響，哪里還顧得上讓炊事員去做一碗紅燒肉給他吃呢。但譚禿子那人，確實是攻克過敵人的碉堡。他身上的傷疤，以及后期他所享受的“老兵津貼”，都可以證實那一切是真實的。至于，他在戰場上獲得的獎章，還有他的各種榮耀，他從來沒有向任何人展示過。

那樣的一位老人，我始終認為他身上有故事。只可惜，等我想起來去寫他時，他與我小說中的胡海、大志、大川媳婦一樣，都已經不在人世了，包括我們家巷口的那汪清水塘，而今，也在村莊道路規劃中，被夷為平地了。但我怎么也沒有想到，有關的人與事，卻像幻燈片一樣，一幀一幀地回放在我的眼前。也就是說，生活結束的地方，創作便由此拉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