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烙印》中描寫的“淹城”，其實就是我的祖籍地常州。小時候我對常州的記憶，就是一年一度的春節之行，我的奶奶和大伯居住在那里，在春節我能吃到很多沒吃過的食物，這讓我覺得常州是富裕的地方。在我高中畢業之前，我的大伯已替我安排好工作，去常州一家橡膠廠做工人；而我的外公，則是我出生和成長所在地的大隊支書，他做通了建筑公司的工作，安排我去南京建工學院學一年預決算，做一名建筑技術工。我參加高考，考取了江蘇師范學院，避開了那次兩難選擇，我的人生，可以說與常州這所城市再無交集。常州一般和另外兩所城市合稱為“蘇錫常”，雖說總是名列老三，但畢竟領長江三角洲富庶之先，我的堂兄弟們或大或小都做了私企的老板，偶爾我也有奇葩設想，假如我回了常州，應該也有了自己的一爿天地。一直到前年，我家的祖屋拆遷，我不得不連續跑常州辦各種手續，與常州這座城市又多了牽扯。去年下半年，常州市設立了一個文學獎叫“高曉聲文學獎”，我的中篇小說榮幸獲獎，在赴常州領獎的那兩天，居住的賓館距我家的祖屋只有公交車兩站之遠，我忽然意識到，我其實避不開這塊祖居之地，血脈的流淌生生不息，永遠割不斷。

我那一年被錄取在江蘇師范學院，實在是陰差陽錯，我的高考分數只比一本線高了幾分，我的目標是二本的政法學院和商學院，沒想到那年江蘇師院劃為一本招生。拿到錄取通知，我不是很高興，但是我父親卻欣喜，他認為中學教師是一個好職業，雖然寒酸，卻遠離各種風險，其次，江蘇師院在蘇州，我從高淳去蘇州來回，都經過常州，正好可以看望奶奶和大伯大嬸。我的父親做了一輩子鄉村教師，卻沒有厭倦教師這個職業，這實在是件令我困惑的事情。一個星期前，我在中學教師崗位上退休，我真的沒想到，我這個從心底里藐視中學教師職業的人，居然干了四十個年頭，是大學同學中罕見的把一線教師做到底的人。我父親說，不做教師，你能做什么？我答不出。退休了，我才覺得，有或者沒，多或者少，其實對人生的意義并不大，我不得不佩服我父親他年輕時的散淡。改革開放初期，我的二伯，也就是我父親的二哥，在浦東楊思鄉拿了一決地開廠，紅紅火火，我們春節的團圓有兩次直接改在浦東。我和父親在廠區散步，父親說，財富這東西，可以像潮水一樣涌來，也可以像潮水一樣退去。幸虧這話沒讓他二哥聽見。我父親這樣想，也是這樣做的。我小時候，家里的伙食魚肉不斷，父母的工資都吃光用光，小時候我就吃成了個胖子。我一直認為，這與父親的童年記憶有關，祖上再大的家業都被日本人一把火燒光了，不如吃光用光踏實。

前兩年我致力于研究稻禾文化，寫了《湖與元氣連》《稻菽千重浪》等幾個中篇小說，常州作協主席舒文先生說，你來淹城遺址看看，稻禾文化的起源地在淹城。有人說，明清看北京，漢唐看西安，春秋看淹城。淹城的三道護城河，水護城，城依水，它和浙江的良諸和高淳的固城幾千年來就是一個水系。

站在護城河邊，茂林修竹，青禾蔥蔥，我思緒萬千。我覺得我有必要寫一寫我的祖籍地，寫一寫常州這所城市在我身上的印記了。

起筆的時候，我以為我能追隨情緒的波瀾，一瀉千里，但事實上我沒能做到。那需要青春激情支撐，需要長空萬里無云，我寫的過程中常有對自己人生的質疑，對上一代與下一代的追問。多余人未必多余，只是換了一種價值呈現方式，“躺平”未必躺倒不干，只是休憩方式而已。追求財富，追求物質利益，與追求生活充實并不矛盾，可以相容，也可另辟蹊徑。我在寫作的過程中有許多反思和展望，也有一個花甲老頭的困惑。有一點我可以保證，這份情感是真摯的，不嚴肅的語言表象下，隱藏的是沉甸甸的思考。青黃復青黃，春秋又一年，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反思與追蹤，將生生不息的密碼永久傳承。

感謝《當代》雜志，這是我第一次在《當代》發表小說，作為一名《當代》的新作者，我將以新人自勵，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