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倦的心，在疲憊之時，

遠離那是與非的迷網；

歡笑吧，心，在灰色的薄暮之中再次歡笑；

嘆息吧，心，在黎明的露珠之中再次嘆息。

（王碧瀅 譯）

這是葉芝深具神秘主義氣質的短詩《走進薄暮》的開頭一節，來自民間故事集《凱爾特的薄暮》最末一篇。

與葉芝去愛爾蘭西部鄉間搜集網羅，并故意以質樸的口頭語言敘述《凱爾特的薄暮》的那個世紀之交相比，眼下的世界并不充溢更少的疲憊、迷惘和嘆息。古怪的病毒，高聳的藩籬，脆弱的和平，迷霧重重的未來，人類發現自己離熱望中后工業時代的樂園忽然閃退甚遠，那么也許是時候聽從葉芝，去往浪漫主義曾經許諾的天真、夢幻和無目的，從世界邊角的本布爾本山、從白色山門所通往的精靈之國、從非比尋常的鼓崖之畔，尋找來自古昔、民間、農田、山野的慰藉，重新獲得柔韌的力量。

沒有一顆善感的心靈可以在讀完《凱爾特的薄暮》之后不想在太陽西沉前的最后幾個鐘點造訪思萊戈和戈爾韋的鄉間。那是葉芝——或他與之交談以獲得故事的農人、村婦、吟游詩人、水手所相信的最富有魔力的時辰。在晨昏交接的珍貴鐘點，本布爾本的白色山門緩緩開啟，仙軍奔涌而出；潮濕海岸沙地的淺洞傳來音樂，矮小的精靈和著不知名的曲子起舞；著魔的樹林中貂貓、獾和狐貍甚至白色牡鹿開始飛舞徘徊。人的世界與精靈鬼怪的世界悄然貫通，貧窮、迷信但善良坦蕩的愛爾蘭人與鬼魂、精靈、仙子和少有的魔鬼發生種種更似人間日常而非崇高仙境的交往、協商，甚至惡作劇，也領受各種諭示，承受違抗的徒勞和默契的甜蜜。

在這些想象力遄飛的民間故事中，常有嬰童與新娘被仙子擄去，被誘拐者雖在無憂無慮的精靈王國，卻始終牽掛凡界的母親和愛人，哪怕自己注定終于如明亮的蒸汽般消失殆盡。人們與死后將去的世界相隔并不遙遠，農夫們希望墓地那頭的房子就像他們在人間的家，只不過那里的茅草屋頂永遠不會漏雨，白墻永遠不會臟污，櫥柜隨時都存滿新鮮的牛奶和黃油。更重要的是，在這飄渺又溫柔的薄暮中，人類和精靈鬼怪之間有著天然的感情和默契，哪怕會有惡作劇、反抗和懲戒，也并不會惡意地互相傷害，勇武的凡人甚至進入仙軍中幫忙作戰，而仙子不吝給出關于天氣、火燭、健康的種種諭示，教給人們使用草藥的精湛醫術，甚至邀請人類參加徹夜舞蹈、磨掉腳指頭而不自知的狂歡之夜。

將貧瘠的愛爾蘭鄉間與仙境相連，把口耳相傳的傳奇故事形諸紙端，并非一場單純出于興趣的文學冒險。事實上，這是作為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者的葉芝為祖國重寫身份的最初一重努力。蓋爾社會結束、部落貴族潰敗逃亡之后，數個世紀的殖民史下，歐洲最西海角的愛爾蘭不曾在殘酷西風中發出自己的聲音。而在它強大的鄰居和掠奪者英國人的視野和話語中，這四百萬紅發碧眼者是粗野、狡猾、終日醉酒的一群，是不可信賴、只堪被開化者統治的一群。這是愛爾蘭人在英國漫畫、小說、巷議中的固化形象，是作為小丑、惡棍的“舞臺愛爾蘭人”難以擺脫的污名。19世紀下半葉，曾答應窮苦人以講述故事來抵交診費的王爾德醫生和夫人（奧斯卡·王爾德的父母），其后的葉芝、他的密友格里高利夫人，以及后來成為愛爾蘭第一屆總統的道格拉斯·海德，都曾沉浸于民間傳說的收集，而他們的努力正是反用英國人對愛爾蘭原始性的貶低，將一個神秘的、前現代的、凱爾特的愛爾蘭，在文化上——對，先于政治的獨立——從科學的、現代的、昂撒人的不列顛中獨立出來，建構一種特色迥異的民族性。他們所使用的著意區別于文學語言的樸拙日常的語言又令這些故事極易回到來源的人民中去，當這些人民還掙扎于大饑荒留下的關于生存的噩夢，掙扎于在自己國土上失去土地、生計和尊嚴的惶惑時，葉芝和他同時代的故事收集者們擦拭蒙塵的歷史，打開村落邊角或湖泊漣漪中隱藏的神秘之門，展示了一種他們稱為凱爾特的秩序，一種賦予困境甚至絕望中的人們以來處、確信和希望的語境。

這項工程的幽微之處更超過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的想象。其后的文學史研究者們發現，此時愛爾蘭島內尋求獨立的復興運動者并非鐵板一塊，而是圍繞著何為愛爾蘭、何為愛爾蘭特性展開了文化政治的辯論和角力。既非天主教徒、亦非蓋爾語書寫者的英-愛文人葉芝在這場喧囂的爭奪中并無任何天然優勢。但他繞開“天主教愛爾蘭”和“蓋爾愛爾蘭”的標簽，回到更具包容力、也更無確定邊界的“凱爾特”語境。當有人蔑視他為“奉領著英王年金的英-愛貴族”時，采風者葉芝卻已在以這一泛化框架下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也以基于此的詩歌、戲劇，著手構建一種超越自身所處階級和文化背景的認同。他以忠誠之耳和想象之翼回到大饑荒之前、占領之前，回到無休止的戰斗和流血之前，回到喧囂吵鬧的議會政治沉入失敗之前，擁抱貧窮但簡潔、閑定和優雅的古代世界。

與此后深受政治上的激進民族主義和文學上的現代主義影響的葉芝不同，此時的詩人是全然的浪漫主義者。這段時期是他在思萊戈的高山湖泊間度過的童年之延續，也是在都柏林和倫敦之外、在西部的漫游之中作為青年作家的漸熟時期。這位模樣清秀而內心敏感的詩人徒手打撈斷壁殘垣中尚存的文明痕跡，并以思萊戈海崖所賦予他的詩歌之舌為之歌唱，甚至——如之后的歷史所將見證的一般——以浪漫主義的歌聲賦予祖國獨立、尊嚴和吸引力。《凱爾特的薄暮》中的愛爾蘭顯然并非社會意義上真實的愛爾蘭，更非政治意義上完整的愛爾蘭。雖然仰慕者如詩人凱瑟琳·雷恩稱其“半是愛爾蘭編年史，半是葉芝的自傳”；但也有更加激進和冷峻的懷疑者如其時年輕的喬伊斯，不無戲謔地改換其中幾個字母，稱之為“迷信的廁所”（Cultic Toilette），甚或此后歷史中將被修正主義者質疑和推翻的文化幻象。

《凱爾特的薄暮》之后130年的世界，似已離那個原始純凈的仙境愈加遙遠。葉芝一代的文化復興者和民族主義者也無法想象，荒涼貧瘠的祖國會富有戲劇性地成為歐洲最為富裕的國家之一，仙子出沒的海島會成為高科技企業云集的軟件之都，而最新一代的愛爾蘭寫作者如薩尼·魯尼筆下，這里的年輕人與第一世界其他地方的年輕人無異地談論著時髦的親密關系、社交媒體和新的社會階級。他們當然也無法想象，世界在盛極一時的工業化、全球化、后工業化等令人興奮的浪潮之后，又會開始陷入疫病、戰爭、分裂、衰退的黯淡陷阱。當高歌猛進的現代性暫時擱淺，節奏緩慢而親密坦誠的《凱爾特的薄暮》仍能給數代之后的讀者無窮的慰藉。如果高山湖泊、田間地頭和雪嶺小屋中那些紅面鄉親的嗓音曾令葉芝短暫地懸置了他的理性，如果那些關于人與幽靈之間充滿驚奇、愛意和詼諧的交會曾令他對故土的生命力毫不懷疑，如果采集來的古老、隨意、幾乎不含任何道德寓意的故事曾成為他此后所經歷的殘酷內戰、派系紛爭、愛情失意、健康衰退之時的重愈藥膏，那么重讀《凱爾特的薄暮》，在這些故事已然完成民族意識使命的時代，在距離小島河山萬里之外的此處，在跨文化的善感的心靈之中，它還能再以搖曳爐火中的舊智慧、不變的溫情、懷古的想象力和質樸的情感，再度給予我們——也許過度簡單化，但從情感的角度十分可靠——的慰藉。在那些直接迸發于暮靄時辰的露珠和神跡之中，垂懸在鐵鍬和魚叉之顛，樂道于幻視者和普通村民唇上的故事中，好年景和壞年景循環往復，膽怯者和勇敢者一樣度過險境和美夢。困惑中的人啊，只需加入葉芝彼時的呼喊，“野蜂啊，野蜂，請再度臨駕我們的世界！”

（作者為文學博士、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