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開個頭，簡單談談我的這本書存在的問題和寫作的一些想法。先講問題。第一，書名的口氣太大。這是福建一個朋友的批評。他說得對。要是現在，我傾向于用書里一篇文章的題目作書名：《與〈臭蟲〉有關》。《臭蟲》是馬雅可夫斯基的劇本，后來延伸到田漢和孟京輝，串聯起兩個國家三個不同的年代：20世紀20年代、50年代和21世紀。不同時代、不同社會背景下對現狀的描寫，對未來的想象，聯系起來讀很有意思。而“臭蟲”這個被厭棄、被試圖埋葬的象征物，它在不同時間中角色的轉換，也值得思考。如果用它做書名，相信會比較有吸引力，讓出版社少賠點兒錢。第二，書名雖然顯示了體系性，實際上有點兒名實不副。缺乏整體性論述，大多是個案研究，各篇的分量不均，之間缺乏有機聯系。有些重要問題也沒有涉及，如亞非拉、第三世界文學；蘇聯文學影響和對這種影響的剝離的轉換……可以為自己辯護的是，還是努力從個案、從局部現象發掘“更大的單位”；反過來，在選擇個案的時候，也會考慮它們跟“更大的單位”是不是存在關聯。“更大單位”這里指的是文類、主題、思潮等。還有一個問題，其實我缺乏做這個課題的條件。即使是中譯的外國文學作品和相關資料，我讀的面都比較窄。特別是外語不好。學過兩年俄語，大三時曾經抱著字典讀了大半本原版的《別林斯基選集》，現在卻連字母都讀不出來。英語也不行。寫作中對問題的理解、資料的查找，就遇到很多困難。舉一個小例子，俄國詩人葉夫圖申科寫于1961年的詩《娘子谷》開頭有這么幾行：“娘子谷沒有紀念碑，/懸崖絕壁像一面簡陋的墓碑。/我恐懼。/猶太民族多大年歲，/今天我也多大年歲。/這時我覺得——/我是猶大。/……”這是“黃皮書”《〈娘子谷〉及其他》（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里張高澤先生的譯文。可是后來我發現，肖斯塔科維奇根據這首長詩譜寫的第13交響曲，歌詞中“我是猶大”這一句卻是“我是猶太人”。正是因為語言的障礙，只好求助汪劍釗教授，他認為應是“猶大”，說詩人也自譴，對“娘子谷沒有紀念碑”的現實也負有責任。不過這些天也有先生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還應該是“猶太人”。如果我懂俄文，這個問題不難弄清楚。

原來計劃中還有一些題目，20世紀60年代中國和西方左翼對“人”的思考；對安東尼奧尼電影《中國》的批判；樣板戲藝術的外來資源；作為“政治”和作為“藝術”的亞非文學運動……但因為理論、知識準備不足，也因為精力不濟，就放棄了。從我的角度，目前寫的這些也就夠了。有批評家說得好，“夠了就是夠了，夠了不是一切”。

接著談對這本書的內容的一些想法，請大家批評。也有這么幾點。

一

角度，方法

兩年前在首師大文學院做當代文學與俄蘇文學關系的講座，結束后有比較文學研究生私下提醒我，我用的不是比較文學的方法。她說得對，我沒有受過比較文學學科的訓練。書里的一些文章，也可以勉強歸入影響或接受研究的范圍，但也不完全是。文章的內容和方法，體現在書名“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這個短語中。我的重點是當代文學在建構自身的過程中，如何從世界文學的視野中處理外國文學資源，如何將它們“內化”。“內化”包括吸收、轉化、爭辯、抗拒、排斥等多種因素，是個動作性很強的詞。就是說，我是以中國當代文學的主體性的建構作為觀察這一關系的基點的。

角度、方法的另外一點是內部清理，這延續的是歷史上那些“內部質疑者”的工作。這個選擇，基于這樣的認識，在20世紀產生很大影響，具有國際性規模的社會主義文學，無論是理論和實踐，都存在嚴重問題和缺失，甚至也可以說出現危機。另外，社會主義文學和馬克思主義一樣，雖然有一致的基本范疇，但內部是多種多樣的，各種主張、派別發生過激烈沖突。它們都不能簡單歸結為“過去”。內部的多樣、分歧，歷史上曾以正統/異端、革命/反動、真正的/修正主義的來劃分。今天的反思、清理，目的是廓清分歧的性質，釋放過去曾被壓抑、也擁有更多“真理”的部分。這不是通常理解的“平反”，不是重新判斷輸贏。事實上，這段歷史沒有勝利者。那些將教條、僵硬的主張當作“世界觀”的曾經勝利者沒有勝利，而擁有更多“真理”的質疑者，由于時過境遷，他們也不是勝利者。

要特別指出的是，現在我們的內部清理，和歷史的“內部質疑者”有很大不同。就后者說，他們當年的行為具有一種生命的“內在性”：他們身處其中的水晶球破裂了，面臨著重新檢查信仰和信心重建的掙扎。對我來說，清理是學術的層面，我們扮演的更多是旁觀者角色。如果要說到責任，那也只是目睹同時代人為理想而受苦遭難而產生的“債務”，盡力為歷史做一點兒留痕的工作。

二

當代中外文學關系結構方式

2016年我在談當代中外文學關系史料的文章中談過這個問題，文章就收在這本書里。當代文學和現代文學許多是相同的，但也有重要區別。一個是當代文學是國家主導、管理的文學，不同作家、流派對外國文學采取多樣方式的可能變得很小。另一個重要的區別，是當代文學嵌入國際政治的程度。具體說，談論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當代文學，無法脫離“冷戰”、國際共運、殖民地獨立運動這個背景。國際環境衍生的一些機構，也和當代文學的運動、寫作密切勾連：如社會主義陣營的世界和平理事會，1958年誕生的亞非作家會議。外國文學（作品、理論批評）的譯介是中外文學關系的最主要途徑，與現代相比，出版傳播方式上也有重要區別。如大家都熟悉的內部、不公開或半公開的出版物，包括各種非公開發行的期刊和內部資料。我這本書就用了不少內部出版的刊物的資料，如《現代文藝理論譯叢》《世界文學參考資料》《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蘇聯電影文集》等。正式與非正式、公開與內部，是當代資料信息的等級制，信息依據權力的分配問題。有計劃、大規模組織文藝界人士出國學習，或聘請、接受外國專家（特別是當時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來華指導，也是當代獨特的方式，這極大地影響了當代特別是藝術門類的狀況。

三

主題

這三四十年中，當代文學在“內化”世界文學問題上，涉及多個層面的復雜問題，其中又存在若干主題性的因素。如——

文學體制。作家創作自由、對文學的管理和控制，這在討論與南斯拉夫文學關系中有涉及。劉白羽和維德馬爾的爭論，郭小川《望星空》“錯誤”的處理方法的爭論，都不僅是文藝觀點的分歧，也有同社會主義國家在制度問題上的分歧。

邊界。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出現危機的時刻，這個問題多次提出。這牽涉這種自認為最先進階級、代表歷史發展方向的文學，是否應該向古典、向“資產階級文學”開放邊界。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道路”，羅杰·加洛蒂的“無邊”現實主義，蘇聯20世紀70年代的“開放體系”……都是不同語境下的共同問題。由于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開放窗戶、進行對話的對象有所差別。這個問題的癥結是，是否承認社會主義文學需要借助各種知識才能建立。在強調它的革命、變革的同時也承認它的依賴性。這個主題的反復出現，證明被稱為史無前例的文學，其實深層的危機感來自它無法掙脫的“傳統”壓力。

評價。社會主義文學是否取得公認的成就？“拿出貨色來”是內部辯護和質疑雙方都提出的口號。盧卡契1956年有這樣的抱怨：“現在形成了那么一種公開的意見，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就是那么一些平常的、機械的作品，而這些作品正是為我們的批評家所捧上了天的……我們沒有以我們在自身中存在的力量登上世界舞臺。”（《近代文化中進步與反動的斗爭》）辯護的一方會列舉一些作家、作品來證實不僅“登上世界舞臺”，而且有極大超越。但他們在作出這一論斷時也會感到心虛，而把勝利、把燦爛的前景預支給“未來”。

人道主義。這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不限于文學的主題。人道主義成為哲學、文學主潮，在蘇聯、東歐西方左翼是對斯大林統治時期問題的回應，中國的批判則是作為對修正主義的斗爭工具。1965年，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指出，人道主義是一個意識形態口號，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認為對于對斯大林錯誤的批判，應該分析產生這些錯誤的種種歷史條件，人道主義并不能科學地解釋歷史。這是對的。但是，人道主義也是有關正義、善惡、人性的倫理尺度，它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火焰”的歷史意義同樣無法低估。20世紀60年代的這一爭辯，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重演，只不過處理的現實問題改換為“文革”的后果。

（本文系未編排稿，成稿請查閱《文藝爭鳴》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