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滿江紅》一詞膾炙人口，但是否出自其手，爭議不斷。隨著張藝謀電影上映，話題再度翻熱。

詞中“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一句討論尤多。歷史學家夏承燾的舉述最具代表性：賀蘭山在漢晉時未見于史，唐宋人凡以賀蘭山入詩，都是實指其地；至明中葉作詩用賀蘭山尤多，但也均是實指而非泛稱。岳飛想要伐金，應該去東北，而非西北。

“如果是由岳飛來寫這闋《滿江紅》詞的話，那么他用來作為傾覆金虜老巢的標志性山脈應該是什么呢？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定是用‘燕然山’。開句玩笑，也許岳飛會說‘騎烈馬，飛越燕然山缺’。”學者辛德勇近日在一場講座中提出了解讀《滿江紅》的新方向。

北宋末年，宋徽宗和金國達成“海上之盟”，強指燕山為漠北的燕然山，又把燕京（今北京）更名為“燕山府”。

宋徽宗不認地兒，岳飛也有錯認北京是黃龍府的說法。老一輩歷史學家鄧廣銘在《岳飛傳》一書中，認為岳飛早年曾隨從宋軍打到過燕京城下，并一直認為黃龍府就是燕京城。這么說，岳飛直搗黃龍倒成了自擺烏龍。

“幽、燕諸州蓋天造地設以分蕃漢之限。誠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也。”（《契丹國志》）燕云十六州是戰略要地，收復燕云一直是北宋口頭堅挺的大政，宋太祖曾設想贖買燕云之地,宋太宗發動了兩次失敗的北伐，宋神宗曾設想聯合高麗滅遼。

宋徽宗還是岳飛，他們共有的執念，盡在燕云之地，這事不奇怪。

宋徽宗導演了一出鬧劇

唐詩宋詞，燕然山比賀蘭山出鏡率高得多。

李白寫“請纓不系越，且向燕然山”，杜甫寫“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銘”，王昌齡寫“氣高輕赴難，誰顧燕山銘”，范仲淹寫“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岳飛也曾寫過“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游”。

燕然山指今天蒙古國杭愛山。公元89年，東漢車騎將軍竇憲率軍大敗北匈奴，登上燕然山，刻石記功而還，又令班固寫就《燕然山銘》，“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由此燕然山被后世傳唱，勒銘燕然成為建立邊功的代名詞。2017年考古界的一個大事件，就是中蒙聯合考察隊實地踏勘，確認杭愛山的一處摩崖石刻，正是《燕然山銘》。

其實，“燕然山”之名首見于《漢書·匈奴傳》，見證的卻是漢朝軍隊的一場敗仗，漢武帝時貳師將軍李廣利在此兵敗投降匈奴。燕然山未必就是好彩頭。

《宋會要》中記載了宋徽宗在公元1122年（宣和四年）的一紙詔書：“燕京，古之幽州。武王克商，封邵公奭于燕，以燕然山得名。漢置涿郡，唐武德元年改燕州，天寶元年改幽州。舊號廣陽郡。有永清軍節度。燕京宜改為燕山府。”宋徽宗打算勒銘燕然，但想抄近道，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宋金聯軍伐遼，統領宋軍的童貫、蔡攸進入燕京城之處，更是上演了一場燕然銘碑的鬧劇，“勒碑于延壽寺以紀功”。不到三年，演砸了，金人反攻“燕山府”，順勢揮師南下，徽欽二帝被俘北上，途經北京，還在延壽寺作了短暫的停留。辛德勇在《發現燕然山銘》一書中，以“亡國的意淫”一詞來調侃。

岳飛進過北京城？

宋軍此次進攻燕京，岳飛參加了？

鄧廣銘先生先后提出過兩種猜測。1946年，他發表《“黃龍痛飲”質疑》《再談“黃龍痛飲”》兩文，認為岳飛少時曾給北宋名臣韓琦的后裔當過莊客，韓琦曾孫韓肖胄在宣和元年出使遼國時，岳飛或許作為仆從到過燕京。三十多年后，又在《“黃龍痛飲”考釋》一文提出，岳飛參軍之初，是在童貫幕僚劉韐部下充任敢戰士的小頭目，很可能參加了攻打燕京之役。

鄧廣銘先生在《“黃龍痛飲”考釋》中進一步詳解了岳飛到過燕京的史料來源——宋人黃元振編寫的《岳武穆公遺事》中的一條記事，收錄于岳珂的《金佗續編》當中。此條記事殘闕不全，鄧廣銘先生做了補全。節錄其中一段：

廟（旁有一小山），公指山問屬官曰：“諸公識黃龍（府乎？飛嘗至）其下，城如此山之高。飛舊能飲，（因不知節制），嘗有酒失，老母戒飛不飲，（后）主上（亦痛戒飛），自后不復飲。俟至黃龍城，大張樂，（開戒痛飲），以觀打城，城破，每人以兩橐金（帛，以酬賞）今日之勞。”

不過，此說未得公認。

作為一代兵家，很難讓人相信，連戰略目標都會搞錯。如歷史學者鄭傳斌在《岳飛“直抵黃龍府”考》一文認為，宋遼金史方面的文獻資料，燕京雖然幾易其名，但從未發現有更名為黃龍府的記載。岳飛雖出身行伍，但也粗通文墨。自宋朝開國之后，收復燕云失地即被定為國策，岳飛對其他地方倒有可能混淆，但對“燕地”是萬不可能混淆的。況且，岳飛對收復燕云一直矢志不渝，在他的上奏文件中，曾多次提及燕云。

比起黃龍，更重視黃河

就史料來看，岳飛的戰略目標，并非直搗黃龍，而是平定兩河。

岳飛應該明確了解燕云的地理位置，在闡述戰略方針時也一直把燕云掛在嘴邊。公元1127年秋，岳飛上書言事被罷官，投效河北招撫使張所，和張所討論河北軍事時說：“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云之有金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云未可守。”

十年之后，岳飛給趙構獻上《乞出師札子》，這是岳飛的《出師表》，提出經略兩河、聯合遼國殘部滅金的構想，與宋神宗的聯合高麗滅遼大致相同。“臣然后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劉豫父子斷可成擒。如此則大遼有可立之形，金賊有破滅之理，四夷可以平定。”

“何日請纓提銳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北伐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岳飛詩詞中同樣把平生夙愿定位于河洛、幽燕之地。

岳飛是河北西路相州（今河南安陽）的農家子，“河西山岡萬丈高，河東河北高粱熟了”，相比直搗黃龍，他想的是保衛黃河。

岳飛聲言“黃龍痛飲”，是在第四次北伐之際。1140年（紹興十年），岳家軍在郾城和潁昌取得兩次大捷，形勢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

《宋史》載，“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眾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當時金軍軍心渙散，金將韓常在順昌戰敗后，被完顏宗弼鞭撻，潁昌之戰后完顏宗弼的女婿陣亡，韓常更不敢回師開封，只好派密使向岳飛投誠。

岳飛說直搗黃龍，有特定背景，或是在給韓常畫大餅。

原來還有一處黃龍城

史上有兩處黃龍。一在遼寧朝陽，一在吉林農安。

鮮卑、契丹或出同源，《舊唐書》說：“契丹，居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之故地。”此處的黃龍在遼寧朝陽。

公元四世紀，鮮卑慕容氏建黃龍城。黃龍城歷經前燕、后燕和北燕的興亡，成為三燕故都。金庸《天龍八部》里，慕容復想復國，也應該立志“直搗黃龍”。

初唐詩人沈佺期有詩“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初唐時連年對契丹用兵，黃龍城是前線要塞。唐代武則天時設立黃龍縣，后改屬幽州。

遼金時期的黃龍府，則要從古國扶余說起。

“扶余”之名始見于《史記·貨殖列傳》。據學者馮恩學、趙東海《扶余府城與黃龍府城的城址變遷》一文考證，現今吉林市豐滿區“東團山-南城子遺址”即是扶余國早期王城遺址。公元347年，扶余國被前燕所滅，扶余王及部眾五萬余口擄往黃龍城。唐時高句麗再建扶余城，被薛仁貴所破。

此后渤海國建立，更名扶余府，這里成為渤海古國對抗契丹的軍事重鎮。公元925年，契丹耶律阿保機東征扶余府，渤海國覆滅。耶律阿保機在扶余府，染病而亡。“是日，子城上空，現黃龍繚繞，可見一里，光耀奪目”（《遼史》）。他所居的行宮在扶余府西南，于是遼國在此設立黃龍府。

黃龍府建制在遼代幾經變遷，遼圣宗時為加強對女真族的控制，在今天的農安縣重設黃龍府。公元1115年，完顏阿骨打起兵反遼，稱帝建國后的第一仗，就是攻打黃龍府。

金滅遼后，黃龍府軍事作用下降，轉而成為中原通往金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哈爾濱阿城區）的交通樞紐。

石重貴先行一步

黃龍府在宋時出名，因為有前車之鑒。徽欽二帝之前，后晉末帝石重貴早走過相同的屈辱路。

后晉高祖石敬瑭為登上帝位，向契丹稱臣稱子，以每年獻帛30萬匹并割讓燕云十六州為條件，獲得契丹支持。

石重貴是石敬瑭的侄子，即位后稍稍硬氣了一下，只稱孫不稱臣。公元947年，遼太宗耶律德光率兵南下，滅亡后晉，建國號為遼。

石重貴出降，被耶律德光封為“負義侯”，從開封一路押至黃龍府。石重貴的行程，《新五代史》中記載甚詳：“自幽州行十余日，過平州，出榆關，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像。……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余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

石重貴到了黃龍府，又被下令折返跑，回至遼陽，最后死于建州。好巧不巧，遼時建州位于今天的遼寧朝陽西南。石重貴可謂從一個黃龍走向另一個黃龍。宋代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干脆說石重貴卒于黃龍府。歐陽修《資治通鑒》也以為黃龍府就是慕容氏的黃龍城，可見宋人對黃龍府的位置也認識不清。

岳飛提出直搗黃龍，是為了迎回二圣？這個說法可商榷。

首先，徽欽二帝“北狩”后，關押在何處，《宋史》的記載自相矛盾，一說五國城，一說黃龍府。岳飛有一半的概率會撲個空。

其次，紹興五年，宋徽宗身故，過了一年多，消息傳至臨安。當時朝野上下的口風，已由奉還二帝轉為奉還兩宮，即宋欽宗和趙構的生母韋后，岳飛不會不知。

黃龍府有多遠？

《宋史》中有則軼聞，讓燕然山和黃龍府扯在了一起。宋真宗年間，北宋大臣焦守節出使契丹，契丹陪同的官員指著遠山對焦守節說：“此黃龍塘（府）也。”焦守節應聲回問：“燕然山距此幾許？”

焦守節此問，話里有話。因為燕然山下也有一座龍城，正是“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龍城，《漢書》說龍城是匈奴祭祀的祖地。《史記》里的“蘢城”，《后漢書》的“龍祠”乃至《燕然山銘》中的“龍庭”，指的都是漢代龍城。

唐宋文人喜用漢時典故，地名多是泛指邊塞，沒辦法在地圖上較真。

南宋陸游的《出塞曲》一詩就很有代表性。“朝踐狼山雪，暮宿榆關云”“陣前乞降馬前舞，檄書夜入黃龍府”，其詩明顯是致敬大漢的，出擊匈奴的大軍暮宿榆關，檄書一夜穿越到金國的黃龍府。

榆關何在？秦始皇時蒙恬北取今河套地，樹榆為塞，榆關因此得名，又稱榆林塞、榆溪塞。隋唐時又有臨渝關，是對契丹用兵的邊防重鎮，到了明初，大將徐達在臨渝關故地重筑關城,就是今天的山海關，也稱作榆關。明人蔣一葵《長安客話》中就此混為一談：“今詞人仍稱山海關曰榆關。按秦蒙恬破胡，植榆為塞，故塞下多榆木，榆關之名起此。”宋徽宗把燕山指作燕然山，不是特例，榆關也是在宋代開始搞的“搬遷”，誤以此“渝”為彼“榆”了。

明清小說話本，類似“指東道西”的例子更多。比如軻比能，《新唐書》載，三國時鮮卑首領軻比能被殺，其部眾逃至黃龍城故地，始號契丹。到了《三國演義》里，軻比能從鮮卑王變成了西羌王，從東北跑到了西北，兵犯蜀國的西平關。

這倒也應了那句，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