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和一個地方的情緣是生命的融入、心靈的親和與歲月的眷戀。

位于浦東的吳昌碩紀念館，歷經(jīng)兩年多閉館修繕后重新開放。不少人不明白，出生于浙江安吉、后定居于上海老閘北吉慶里的吳昌碩，與浦東究竟有什么關系。

我為了修改再版2014年出版的《吳昌碩評傳》一書，這些年來一直在對吳昌碩生平進行進一步挖掘考證。最近，我查考到，吳昌碩于1886年在上海擔任牙厘局（稅務局）典吏，第二年任上海縣丞（縣令的聽差），直至1893年到天津海運津通局當差，他在上海浦東“行吏”7年的生涯被他辛酸地稱為“役于滬上”。

這段鮮為人知的史料，或許會部分改變?nèi)藗儗遣T在上海的活動的認知。以往，在吳昌碩的上海敘事及從藝歷程中，有許多問題并沒有清晰交代，比如他為何常來浦東辦事當差；為何離開蘇州舉家遷到上海，第二年又把家遷回蘇州但還一直來浦東；為何在浦東寫下了數(shù)首頗有杜甫紀實風格的社會詩；為何在浦東畫了平時不擅長的山水畫；特別是1912年他定居上海后，為何在年邁多病的情況下多次到浦東陳桂春家（現(xiàn)吳昌碩紀念館）與王一亭等人一起作畫捐助浦東醫(yī)院（今東方醫(yī)院）……吳昌碩研究中蒙著塵埃的角落，正漸漸變得清晰——

“行腳僧”役于滬上

在封建科舉時代，走仕途是文人安身立命的正統(tǒng)途徑。盡管吳昌碩中過秀才，但在風雨飄搖的晚清當官并不容易。直到1882年，吳昌碩在蘇州友人的幫助下才得以在縣衙里擔任了一名“佐貳小吏”（不入九品的芝麻小官），有了份微薄的固定收入。由于他工作謹慎勤勉等原因，他于1886年被派往上海縣浦東地區(qū)任牙厘局典吏，主要搞些稅收方面的雜務，吳昌碩因此自稱“行腳僧”。他曾在這一年的早春二月所作的《墨梅圖》上題詩云：“雞蟲得失無可憂，人生天地真蜉蝣。眼中羨爾守梅鶴，飲水獨立高千秋。”

就在這自己并不滿意的游吏生活中，吳昌碩加盟了海派書畫群體，從中得到真摯的關懷和溫馨的幫助。大家時常邀他雅集相聚、交流筆墨，切磋之際也以茶飯相待。為此，他寫下著名的《十二友詩》，以銘感海派書畫家吳瘦綠、張子祥、胡公壽、凌霞、任伯年等。尤其是任伯年，身為當時畫壇名家，對吳昌碩熱情有加，將其視為兄弟。這一年，任伯年應吳昌碩之邀，為他精心創(chuàng)作了《饑看天圖》。畫中的吳昌碩一襲長衫，雙手背后，面容憂郁，細膩地描繪了畫中人失意貧寒的窘境。吳昌碩自題詩曰：“胡為二十載，日被饑來驅(qū)。頻歲涉江海，面目風塵枯。”老友楊峴見后，深感畫中味之無極，遂在畫上題詩云：“破書萬卷煮不得，掩關獨立饑看天。”為了感謝任伯年贈畫，吳昌碩為他刻了后來著名的大印“畫奴”。邊款謂：伯年先生畫得奇趣，求者踵接，無片刻暇，改號“畫奴”，善自比也。

吳昌碩所在的浦東當時是遠離繁華的窮鄉(xiāng)僻壤，友人們見其一直生活于窘境中，便合力資助他。1887年，吳昌碩捐升上海縣丞，實際上干的依然是雜活，如管理倉庫、收稅等，他也因此自嘲為“酸寒尉”。任伯年在此年夏天以調(diào)侃的筆墨為吳昌碩畫下《棕陰納涼圖》。吳昌碩的知己凌霞頗解其意，題詩謂：“安得解脫大自在，放浪形骸了無礙。”由于縣丞比原先的職位升了一級，俸祿有所增加，待遇也有所改善。于是，在1887年初冬吳昌碩舉家告別蘇州來到上海，他們先是住在吳淞，又在如今陸家嘴地區(qū)的爛泥渡路一帶租了兩間農(nóng)舍安家。在來上海的船上，正逢妻子施酒40歲生日，吳昌碩作詩贈妻，最后二句是“蕪園花鳥待歸去，苦鐵之苦終回甘”。

“酸寒尉”奔走荒村

盡管吳昌碩憧憬著“苦鐵之苦終回甘”，但現(xiàn)實依然擊碎了他美好的愿望。由于全家移居上海，又接來繼母楊氏治病，吳昌碩家的開銷一下子大為增加，且他的書畫篆刻在當時少人問津，吳昌碩又陷入了窮困中。

特別是第二年，他最疼愛的聰慧長子吳育病卒，年僅16歲。不久女兒丹姮出生，家庭開銷又增加了。而且此時吳昌碩也為病所困，可謂雪上加霜。老友沈石友此時寄詩給他：“吟詩海上客，多病似相如。買藥添新債，看花憶舊居。”示意他如在上海有困難，那么蘇州舊居還是可以回的。1888年夏秋之際，吳昌碩無奈地把家遷回蘇州，而他則只身重返浦東。

當時的浦東地區(qū)非常閉塞，民眾相當窮困。吳昌碩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賑濟災民，他奔走在鄉(xiāng)間農(nóng)舍，時常帶病履職。有一次，他在臘月里因漫天大雪而被困于葉榭荒村，在給好友吳保初的《述吳游書》中曾凄涼地寫道：“俊（吳昌碩初名吳俊）與君別后，因嚴橋公事掣肘，東西奔走，如窮人無所歸者四十余日，現(xiàn)事雖寢，而俊已積勞抱病矣……”任伯年對他相當同情，于1888年夏天又為他畫了一幅“經(jīng)典肖像畫”《酸寒尉像》。吳昌碩時年44歲，畫中的他雙手端拱，一副局促之相。楊峴見后又題詩曰：“尉乎去年饑看天，今年又樹酸寒幟。”此年秋天，任伯年又為吳昌碩作《蕉蔭納涼圖》，吳昌碩題耑自嘲，披露自己的困境：“否極羞告人，人面如泥塐。”沈石友則以幽默的題詩曰：“江南一尉苦不飽，拖靴暑踏紅塵道。”

為濟蒼生鼓與呼

生活困頓的吳昌碩利用一切業(yè)余時間從事藝術創(chuàng)作及外出寫生，并以良好的人品、藝德建立了海派書畫師友圈，與滬上名家大儒結(jié)下了深厚友誼，并在繪畫上得到了任伯年、胡公壽、蒲華等人的指導，他們經(jīng)常邀其聯(lián)手作畫。特別是任伯年經(jīng)常慷慨地以畫贈之，讓他參照。如1887年任伯年以《菊花圖》相送。受此影響，吳昌碩在浦東期間不僅創(chuàng)作了不少花卉畫，還在胡公壽、蒲華等指授下涉足了自己不擅長的山水畫，留下《浦東立雪庵圖》《浦東雪景圖》等傳世之作。同時吳昌碩還和凌霞、楊峴、沈石友等友人詩文唱和，因此詩才大進。為此，詞人譚獻評價他“詩篇峻削，剝落凡語，有傅青主、吳野人之遺風”，吳昌碩在寫給夫人的詩中也自信地稱：“夫婿是詩人。”

盡管吳昌碩在浦東的7年經(jīng)歷苦難辛酸，但在藝術上收獲豐碩，這些都是他晚年在上海崛起并成為海派書畫領袖的鋪墊。更重要的是，正是從“行腳僧”到“酸寒尉”的經(jīng)歷對其性格有所歷練，使他在了解民間疾苦之后產(chǎn)生憂患意識與濟世情懷，這為他日后成為藝術界領袖奠定了思想基礎。這一點在以往的吳昌碩研究中是被忽略的。

在浦東行吏的7年中，他時常頂著烈日酷熱，或是冒著嚴寒風雪，奔走在賑災濟困第一線。如1890年，他奉命前往粥廠給難民發(fā)衣度寒，并寫下了《庚寅十一月放奉檄赴嚴家橋粥廠給流丐棉衣》：“呼爾一聲聽不得，嗷嗷肯作雁鴻哀。”在同年12月寫的《嚴家橋?qū)懲分校麘嵟貙懙溃骸俺笨荻反T量溝水，地僻蒲蘆損菜畦。循例殺羊村賽社，隔窗游鬼冢穿隄。”在《浦東農(nóng)家》中更是揭示了農(nóng)家的窮絕無路，連小犢子都無奈地賣了：“錢荒爭賣犢，床弊穩(wěn)支龜。”社會凋敝、蒼生有難、世事蕭瑟，一介小吏通過詩歌鼓與呼。雖然這在當時難以產(chǎn)生振聾發(fā)聵的作用，但彰顯了吳昌碩的詩心文膽。

后來，吳昌碩又受好友眷顧，于1893年11月捐升了候補的知縣“江蘇試用知縣”，很快就被調(diào)往天津任職。

至此，吳昌碩在浦東的“行吏”生涯落下帷幕。友人尹沅與任伯年合作畫了一幅《吳昌碩五十小像》以作送別，他惆悵地自題詩云：“長镵白木柄，飽飯青雕胡。生計昔如此，田園無處蕪。而今一行吏，轉(zhuǎn)負十年租。何日籬邊菊，陶潛共酒壺。”

晚年“塵土有至情”

今日的遠行是為了明天的歸來。有著深厚的上海情愫與濃重的浦東情結(jié)的吳昌碩，于1912年再次來到上海定居，此時的他，必然是做了充分的精神準備。

在上海，年邁多病的吳昌碩積極投身海派文化圈的創(chuàng)建，熱情參與各項慈善賑災活動，無私地捐獻自己的書畫作品。特別是1920年王一亭、陳桂春、虞洽卿等人創(chuàng)辦了民營的浦東醫(yī)院后，他多次到陳桂春的“潁川小筑”揮毫作畫，無償捐贈，為浦東醫(yī)院籌款。這是因為，他深知這片土地缺醫(yī)少藥、疾病滋生，其長子當年的夭折正是因為得不到及時醫(yī)治。

1925年，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發(fā)生時，吳昌碩已重疴纏身，但他依然支撐病體創(chuàng)作了大幅繪畫捐助工友，并連夜激憤地寫下長詩《五卅祭》。此次歸來，想必他是實現(xiàn)了“風波即大道，塵土有至情”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