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靠近馬提尼克島那一刻，我想起熟悉的感悟：按文學作品尋找現(xiàn)實往往是要失望的。小泉八云在游記《在法屬西印度的兩年》開篇寫，乘船前往加勒比海途中，一位瓜德羅普老人堅稱這里的海水發(fā)綠，算不上藍色，作家看不出區(qū)別，是因為他還沒見到真正的熱帶藍。于是真正的“熱帶藍”成了我的期待。

2018年3月初，我到位于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島的法國海外大區(qū)馬提尼克島搜集詩人、劇作家艾梅·塞澤爾的資料。可惜到達當日，首府法蘭西堡天色不佳，大海灰沉沉的，說藍都很勉強。想象中的“熱帶藍”就這樣落了空。

文學與一方水土的關系復雜。文字展現(xiàn)出記憶淬煉后現(xiàn)實、想象與情感的結晶，要在旅行中偶遇這種巧合實在需要些運氣。文字將復雜的體驗注入土地的肌理，它因而可以成就一座城：喬伊斯的都柏林、昆德拉的布拉格，當然還有巴黎，無數(shù)人的巴黎——雨果的巴黎、波德萊爾的巴黎、海明威的巴黎。但文字也可以遮蔽一座城，因為覆蓋在雜亂現(xiàn)實上的想象空間總是片面、主觀的。

小安的列斯群島被許多人書寫：17世紀的歐洲探險家、殖民者看到一片自然豐茂的野性之土，它在17、18世紀的文學想象中不斷發(fā)酵，與人間天堂的原型融合，就好像貝爾納丹·德·圣皮埃爾筆下的毛里求斯島，成為忘卻憂愁、返璞歸真的世外桃源。19世紀島上的歐洲僑民后代追隨浪漫主義與帕納斯派的步伐，讓熱帶島嶼化作永恒的鄉(xiāng)愁。他們大多年紀輕輕便回到法國本土，將法屬安的列斯視為記憶深處永遠的溫柔之鄉(xiāng)。

20世紀初，圣瓊佩斯在《頌歌》中以全新的詩歌讓故鄉(xiāng)瓜德羅普島與童年融為一體，乃至成為關于童年的神話。但被書寫的群島卻也充滿沉默。我們不知道殖民者到來前阿拉瓦克人或加勒比人如何描寫這片土地，不知道背井離鄉(xiāng)被販賣至此的非洲黑奴如何理解這片土地，不知道法國異國情調(diào)文學里“無憂無慮的混血少女”如何看待自己的故鄉(xiāng)。這些無法填補的沉默、這些空缺的視角構成了馬提尼克文學的另一面。

從這個角度來說，20世紀無疑是劇變的時代。圣瓊佩斯已經(jīng)展現(xiàn)出更為本土的視角。而國際范圍內(nèi)左派思想的興起、對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批判、黑人種族意識與民族意識的覺醒，都加劇了這種文化自覺。在這樣的背景下，艾梅·塞澤爾開始了他的創(chuàng)作——他成為奠基人，將屬于另一個群體的歷史與生活經(jīng)驗融入海島的山林草木中。

然而，僅在島上停留數(shù)日，很難超越游客的目光，觸及作家所寫的真實。法蘭西堡的游客就像海潮，從停在城市南部海邊的游輪一波波涌向沙灘，再順著垂直于海岸的街道慢慢滲入琳瑯滿目的商店與餐館中去。但這潮水不會無限延伸，它走過緊鄰海岸的平坦街區(qū)，在觸及丘陵的居民區(qū)時耗盡力氣，隨著發(fā)暗的天色回落，退回游輪中去。

不過也不算全無收獲。總有某個時刻，眼前所見會與塞澤爾的詩歌重合。圣路易堡是17世紀末法國人建成的軍事要塞，幾乎見證了馬提尼克島三個世紀以來的各種戰(zhàn)役，現(xiàn)在依然是法國海軍駐地。參觀圣路易堡的路上有兩棵大樹，枝上掛滿發(fā)黃的豆莢，逆著光就像一彎彎黑色月牙，隨風飄動，發(fā)出“沙沙”的響聲。于是塞澤爾《挽歌》里的句子驟然浮現(xiàn)眼前：“鳳凰木巨大漆黑的軍刀，黃昏是一串鑰匙不停作響”“山扁豆漂亮的黑色圓環(huán)是極高傲的/混血姑娘脖頸在斷頭臺下微微顫抖”。塞詩的意象總是美麗又殘酷，帶著毀滅的決然：那是馬提尼克島三百多年歷史中殖民征伐、奴隸貿(mào)易、種植園統(tǒng)治的表征，也是壓抑到極致希求革新的渴望。所以塞澤爾的作品往往帶著悲劇式的英雄主義。火紅的鳳凰樹是反抗者額頭傷口上新鮮的血，也是全新的火焰，在沸騰中等待新生。

克里奧爾性運動的倡導者，馬提尼克作家帕特里克·夏莫瓦佐對塞澤爾有過非常有趣的評價：“對土生土長的馬提尼克人來說，塞澤爾實在是個異類。我們不知道為什么這么小的島嶼能誕生這么偉大的作家。”以塞澤爾為代表的一代作家是馬提尼克現(xiàn)代文學的基因突變，在溫柔、甜美、夢幻的標簽旁添上了磅礴、暴烈、瘋癲的關鍵詞。

半個世紀過去，這些偉大的抗爭似乎已成歷史。法蘭西堡回歸了日復一日的生活。到達當天，我問租住公寓的房東要到了去省檔案館的公交線路。離開海邊的開闊地，公交車在一座又一座圓頭矮山間穿行。在車上，我逐漸意識到為什么塞澤爾要在長詩《還鄉(xiāng)筆記》里將矮丘作為馬提尼克人的象征。在這里，矮丘不僅是一種地貌，也是重要的坐標。不少車站都以各個矮丘的名字命名，它們自然分割出城市中的不同區(qū)域，串聯(lián)起生活的不同功能。不過，第一趟出行并不順利。公交車停得隨性，有人打招呼便直接停下。“社恐”的我原本在站臺數(shù)好了下車前的站數(shù)，現(xiàn)在又全不作數(shù)了。從手機地圖上看，我下車的地方離檔案館直線距離不算遠，但極目所至只有層疊的山丘和車道。我尷尬地向身邊剛下車的女士求助。對方的熱情出乎意料。她竟一路陪我坐車返程，重新買了另一路車票，又把我領到站臺，對即將發(fā)車的公交司機大聲叮囑，讓對方一定要在到站時告訴我。我對她感謝再三，她擺擺手，爽快地走下車去，卻又折返回來，再次交代司機務必上心。或許是她的聲音過于洪亮，快到站時，幾乎全車人都開始提醒我“要下車了”“就是下一站”“千萬別錯過”。

低矮小山丘的法語詞是morne，這是安的列斯的特殊用法。1939年，塞澤爾在首篇長詩中選擇這個意象，不僅因為它在島上隨處可見，還因為這個詞在法語里還有個更常用的含義：作為形容詞，它也有陰沉、憂郁、乏味之意。二十多歲的青年塞澤爾，不滿于小島文化經(jīng)濟閉塞的現(xiàn)狀，將這種多義性作為批判的武器。圓矮的山丘是高大火山的反面，是麻木、卑微、死氣沉沉的象征。他不惜筆墨描寫小島生活每個丑陋的角落，希望喚醒那沉默的大多數(shù)。

對于歷史底色厚重的文字，一個常見的討論是它們是否會“過時”？當宏大的歷史語境成為過去，當morne重新變回中性的“小山”，而這里的人們也并不比別處更冷漠，塞澤爾的創(chuàng)作如何延續(xù)它的生命力？語言層面上，塞澤爾用法語寫作，法國先鋒文學，尤其是超現(xiàn)實主義文學在美學理念上給了他極大的啟發(fā)；但若是要梳理他創(chuàng)作的沿襲脈絡，拉丁美洲文學，更確切說是加勒比海地區(qū)文學（無論是法語、英語還是西語）則是重要參照——它們有著相似的社會現(xiàn)實與相近的歷史軌跡，也都將目光轉(zhuǎn)向本土經(jīng)驗與文化尋根，在現(xiàn)代文明中追尋著自身的文化認同。一種基于加勒比海島現(xiàn)實的文學正在逐漸積累它的財富。塞澤爾在《島之言》一詩中寫道：“海島在海洋邊緣與土地的背脊上用海藻與海鳥的密語交談”。另一位加勒比海的圣盧西亞詩人德里克·沃爾科特則把大海比作結巴的風帆。我們從這些詩句中看出關于海島的生活經(jīng)驗如何成為一種文學表達方式，并在它的即時詩歌語境中獲得獨特的含義。

這便是塞澤爾的“神奇武器”——這是詩人繼《還鄉(xiāng)筆記》后首部詩集的標題（Les Armes miraculeuses）。它重拾文學與戰(zhàn)爭的古老比喻，將詩歌視作能在現(xiàn)實世界引發(fā)“神跡”的利器。或許，所謂奇跡便是讓一座島無限向語言開放，讓島上的一草一木重新成為語言素材，隨時可以在書寫中被賦予全新的內(nèi)涵與意義。

離開的時候我坐機場大巴，但是每一班都不準時。等候點多是茫然的臉龐，新來的巴士塞不下旅客的焦躁。機場只開了一個安檢口，無論幾點登機的人都排進同一條隊伍。不時有人以誤機為由申請插隊，答復總是相似：我的飛機比你早一小時，但我也排在這里。于是四周表面沉著的游客也露出安心的笑容。無論來自哪個時區(qū)，人們都被拖入這場懸而未決的等待中，就像這座面貌尚不分明的加勒比海島，在被打亂的時序里等待著文字賦予的全新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