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翁·布蘭德（Dionne Brand）：“來自加拿大的聲音”，曾獲得“格里芬國際詩歌獎”，還曾榮獲“總督文學獎”“多倫多圖書獎”等，她的新作《足夠愛》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遺憾的是，目前國內暫未引進布蘭德的著作。

迪翁·布蘭德的作品以《命名法》為代表，這是一本包含她的八卷詩集以及一部重要的新作品的合集。從《原始攻勢》(1982)開始，以《藏骨堂》（2010）結束，這本書證實了布蘭德一直是一位一絲不茍但充滿活力的風格大師，對她來說，形式的動機是希望“用另一只手……把握歷史的脈搏”——用一種藝術來取代對時間和地點的正統理解“被蹂躪的世界的整個完美語言。” 這種雄心壯志逐漸將她從早期作品中更神秘、更魔幻的模式中拉出來，轉向尖銳、自我導向的詩歌，這些詩歌既植根于日常生活的細節，也植根于政治哲學的抽象。細節成為理論的內容，而抽象則因布蘭德對它們施加于我們生活的壓力的模范敏感性而具體化。

01

布蘭德于 1953 年出生于特立尼達的瓜亞瓜亞雷，她不僅將美洲的殖民歷史作為一個主題，而且作為一種道德要求。她對沉默、失落和剝奪感興趣，并將歷史缺席重新塑造為審美存在。簡而言之，她從絕對批判和顛覆性的角度寫下了那些沒有進入教科書的人和經歷。在《登陸點亮之地》(1997) 中，她駕車穿越加拿大尋找“某物……被寫為/荒野、木材、鎳、水、煤、巖石、草原，被抹去/正如阿薩巴斯卡、阿爾岡金、薩利希、因紐特”，物質和文化包裝在一個短方形文本塊中緊密結合在一起。在《原始攻勢》中她回憶起政治覺醒是因為一本“沒有前言也沒有作者”的書描述了一名法國白人婦女在海地舉辦派對：

一個黑人女廚師

進入熱烤箱，因為

母雞沒有

按照她的喜好烤

布蘭德想要一種反對白人至上主義的文學，不僅僅是通過廢除它用來將人類分為主體和客體、老板和工人、擁有者和被擁有者的所謂價值體系，而是通過培養一種廣闊的警惕生活可能不同的方式。

“我嘗試，”她寫道，"想象大海沒有/流血，一個女孩的眼神像一首詩一樣飽滿，一個女人/變老了，從不聽收音機里嘶嘶聲響的/黑人男孩被謀殺。我試圖讓我的喉嚨/像鳥兒一樣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

這些詩句來自 1990 年出版的《沒有語言是中性的》，讓人們對布蘭德詩歌的質感有了一定的了解，這常常讓人聯想到偷聽的聲音。在這里，收音機嘶嘶作響，喉嚨咯咯作響；在其他地方，手沙沙作響，聲音嘶啞，噓聲和“對著電話耳語”，你只能聽出“唱片上的針的刮擦聲”。這種低沉的音景可能會讓你想起古老的鋸齒——首先由約翰·斯圖爾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 吹奏——那句歌詞是無意中聽到的演講。然而，更好的先例是艾梅·塞澤爾 (Aimé Césaire) 的一首詩的標題，布蘭德在被問及她的政治與藝術之間的關系時經常引用：“La Justice écoute aux portes de la beauté”——正義在門外傾聽美麗。

02

布蘭德十七歲時移居加拿大。她本科就讀于多倫多大學，并于 1989 年在安大略教育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最后一個細節很能說明問題。布蘭德的所有作品都有一種教學的意味，但不像女預言家那樣充滿說教的色彩。她寫作是為了告知事件但不死板，她的語言具有預言性話語的分量和響亮，沒有一絲戲劇化或反復無常的暗示。

以她 2001 年的回憶錄《不歸之門的地圖》為例，它以一個失敗的或相當不可能的教學場景開始，然后變成第一次理解可怕事物的時刻。13 歲的布蘭德問她的祖父“我們來自哪些民族”——“約魯巴？伊博？阿散蒂？曼丁哥？” 他向她保證，當她不再糾纏他時，他會知道正確的名字。“我很想讓他記住，”布蘭德說：

我跟著他四處走動，問他是否要我為他做這做那，擦他的眼鏡，擦他的鞋，給他端茶。當他回到家時，我專心地研究他。我在他胡須的灰色鬃毛上尋找著任何暗示他即將開口的跡象。他舉起他的《星期日衛報》擋住了我的視線。他把我趕走，告訴我找些書看或工作做。有時，爸爸似乎快要記起來了。我想象著只要我知道第一個音節就可以從他的舌頭上說出這個詞。

無法用言語表達無法表達的東西：奴隸制的災難和非洲僑民的“可追溯起源的終結”。人們可以像年輕的布蘭德那樣去圖書館，或者認真地看著親戚的臉；一個人可以“找到一些書”。然而，即使是關于一個人來自哪里的事實的第一個模糊音節也無法從這種“歷史斷裂”中找回，布蘭德說，這也是“存在質量的斷裂”。這種情況的嚴重程度令人難以置信，而且非常普通，是黑人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泡茶或看報一樣平凡。

不歸之門是加納埃爾米納海岸角城堡內建造的拱門的名稱，被俘的非洲人通過該拱門被帶到帶他們橫渡大西洋的船只上——前提是他們在旅途中幸存下來。對于布蘭德來說，它既象征著“我們祖先離開的地方……新的舊世界”，更廣泛地說，“一個屬于或不屬于的地方”，這是她自己的詩歌的起點。在《原始攻勢》的十四首詩的第一首中，她將她與祖父的談話變成了詩句，與其說是跨行的詩句，不如說是彼此疏離的短語：

古老的木頭

古老的狗

古老的刀

古老的老頭

干燥的木棍

胡子

皮和顴骨

你怎么不記得了

為什么不記得了

我們部落的名字

怎么臨死前

不告訴我老馬

你造了白人

騎你

血統的中斷——丟失的名字、丟失的語言——在頁面上顯示為線路的中斷，因為布蘭德堅持的問題從不存在答案的懸崖上掉下來。這首詩的情感豐富多彩，其設計簡潔明了，在憤怒、蔑視和偵探工作的絕望之間搖擺不定。

“就像古生物學家，”布蘭德說，“就像/紙質學家”或"像一個地緣政治/科學家一樣/我會/收集/任何關于我的證據/即使是/天空中/刻下的云的指紋"

由于非洲人的聲音幾乎已從歷史記錄中抹去，任何散居海外的文學都必須考慮 M. NourbeSe Philip 所說的“文本沉默中的許多沉默”，其中“文本”不僅僅是一本書或另一個，但書面文字的整個不平衡的遺產。布蘭德在云、巖石、河流或“其他東西/如音符、音樂/叮叮！”中找到自我知識的替代來源。但它們很脆弱，更不用說在加拿大大都市嚴酷的環境中很難獲得了。

在《沒有語言是中立的》(No Language Is Neutral)中，她描述了她作為新移民對多倫多的第一印象——攜帶“滿是沙子和眨眼水的護照”“頭發梳得火辣辣的爆炸頭，腳/穿著高跟鞋擺著pose”：

這里沒有什么可以稱為美麗的地方

但這是一個地方，從一百個湖泊中喘息著

強烈明亮的櫥窗里擺滿了貨物尖叫著

持續下著棕色磚塊的毛毛雨

在每一個綠色的灌木起義中切割出悲慘的監獄

沒有野性的自我，是碎片，碎片，碎片

毛坯玻璃的碎片，通過回到更糟糕的自我

而選擇的人群的殘骸，你是剛剛出現但不存在的

稀薄混合物。

布蘭德的“悲慘的監獄”讓人想起但丁的《地獄篇》中的città dolente（悲慘的城市）和genti dolorose（受苦的人），同樣是一首詩，其主人公必須在人性的鋒利邊緣前行。然而，與但丁的磨難不同，這種磨難不會導致更新或超越，而是導致人格衰退，一個“更糟糕的自我”，是幽靈般的和沒有根據的。緊接著，一個發現：“這座城市，/哀悼著花香和泥土的氣味，即使讓我窒息，也無法告訴/我該說些什么。” 三十多年前記錄的這一啟示在“暫時命名法”中得到了回應，這是一首挑釁悲傷的詩，開啟了新系列的序幕。“我拒絕再現白色，”布蘭德寫道。“隨著時間的推移，所有的城市都充滿了暴力。”

這些詩有一種未經審查的品質，它們常常傳達出急于從讀者眼中脫穎而出的人的憤怒勢頭。這一點在布蘭德談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新殖民主義的后果時最為真實，在那里，在“經濟自由主義和民主”的旗幟下，對進步政治運動的系統性扼殺。未押韻的對句同時暗示著遏制和優柔寡斷，一種被困在難以忍受的境遇中的感覺，以及一種堅信事情不會就這樣結束的堅定信念。正是這種信念將布蘭德帶到了格林納達，在 1979 年的一場革命將其變成了英聯邦國家中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后，她搬到了那里。“我無法生活，”她后來說，“在征服和奴役的不安中……（而且）我別無選擇，只能寄希望于世界可以被顛覆的希望。” 格林納達革命進展迅速。在莫里斯·畢曉普的領導下，人民革命政府 (PRG) 引入了免費公共醫療、帶薪產假和女性同工同酬，并取消了學費。三年之內，嬰兒死亡率降低了一半。

PRG 沒有做的一件事是舉行選舉。畢曉普懷疑，在一個絕大多數人從未享有“過有尊嚴的生活”的基本人權的國家，議會民主方式是否有效。在華盛頓，里根政府很擔心——也許是擔心格林納達的投票權，也許是擔心該地區大量石油和天然氣儲量的命運，尤其是在畢曉普政府與古巴和蘇聯培養外交關系的情況下。在畢曉普、教育部長杰奎琳·克里夫特和其他幾人在軍事政變中被處決后，美國于 1983 年 10 月 25 日入侵格林納達。

布蘭德在那里待了十個月，擔任農村轉型機構的通訊官。在他們抵達后的四天內，美國軍隊和加勒比部隊聯盟推翻了政府，并重申了總督保羅·斯科恩的權威，他是英國王室任命的人，曾暗中鼓勵入侵。至于布蘭德，她被空運到安全地帶，但之前親身經歷了“美國軍艦”渴望“用中程導彈填滿我們的嘴巴”的恐怖。

布蘭德專注于這個星球上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堆積如山的“燒焦的衣服、帶血的破布、裝滿炸彈的鞋子”，并被“對一切的激進消耗”所破壞。但她相信詩歌可以說出這個破碎世界的完美語言，并且在說出它的同時，阻止它走向滅絕。“世界會是什么樣子，”布蘭德問道，“如果我們完全融入其中”？詩歌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在風和日麗的當下，我們卻不可能不去質疑。這個真實的世界，在布蘭德的描述中，只存在于微光中，但這并沒有降低它的合法性或活力。我們“每天都知道/一些大屠殺正在進行，一些鎮壓”，一旦我們醒來，我們就會“把自己/交給屠殺的利器”，一些“政府之神”。很多詩歌要么看不到這個現實，要么就看不到更遠的地方，而布蘭德以不同的方式將我們帶到了一個新的詩歌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