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文學理論研究而言，所謂“新”就是一個接一個不斷涌現的“熱點”話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層出不窮的“熱點”引領了四十年來中國文學理論的發展演變，有一些“熱點”話題涉及文學理論研究的一些核心問題，下面我們要討論的兩個問題就屬于這一類。這兩個問題是：其一“理論之后”或“理論死了”；其二“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

從“理論”到“文化理論”

所謂“理論”，就是一種思考和言說的方式，即借助于概念、范疇和邏輯推理對某種具體現象加以概括和論證，從而形成某種抽象的結論或觀點。“哲學”曾經是“理論”這種思維方式和言說方式最為集中的體現，人們賦予了理論和哲學認識真理的偉大使命。但是一旦把這種能力絕對化，特別是把哲學或理論思辨的結果與“實在主體”，即具體的社會現實混同起來，這種能力就走向自己的對立面了。

理論的形而上學化是理論發展演變過程中最容易出現的偏頗，這也正是自康德以降三百年來有識之士質疑理論的主要原因。這種思想傾向有三個特點：一是“本質主義”傾向，認為任何事物和現象都存在著某種內在決定性因素，只要找到了這種因素，事物和現象就被把握了。二是“具體性的誤置”傾向，即誤認為人的大腦中由概念和邏輯構成的“世界”就是實際存在的世界，從而遮蔽了現實世界的復雜性。三是缺乏變化眼光，忘記了一切事物無時無刻不是變動不居的。

康德以降的許多西方學者從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對形而上學提出質疑，并采取不同的策略來避免重蹈形而上學之覆轍，其中以馬克思和海德格爾為代表的兩種思想策略最具影響力。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主要針對的就是西方形而上學傳統。馬克思試圖借助三個關鍵詞來克服形而上學：物質、社會存在、實踐。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強調“物質”的第一性，在人與人和人與社會的關系中強調“存在”（社會存在）的第一性，在人的社會活動領域則強調“實踐”的第一性。與馬克思不同，海德格爾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批判是從生命個體的當下存在開始的。他不是用理論來建構一個概念的世界，而是對人的世界加以描述。

20世紀后半期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批判終于釀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思潮，這就是遍及哲學、美學、社會學、歷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后現代主義。在后現代主義語境中，理論依然生機勃勃，但是它確實發生了重要變化，從“純理論”或“純哲學”轉變成了“文化理論”。所謂“文化理論”是一個外延極廣的概念，泛指20世紀以來產生的以社會文化為關注對象的各種理論形態。

與包括哲學在內的傳統的理論言說相比較，“文化理論”有如下特征：一是反思性。幾乎所有的“文化理論”都是針對某種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或文化慣習的批判性反思，以至于到了解構主義那里，理論這種言說方式本身也成了反思的對象。二是否定性。對某種舊有觀念的否定是文化理論的出發點，文化理論是在否定中建立自己的理論主張的。三是專門性。文化理論與傳統理論不同，從不試圖建構某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原理性的話語體系，而總是針對某個具體領域或某種方面、某種層面的具體文化現象進行言說的。

從“文化理論”到“理論之后”

在文化理論勃興之前，文學理論與批評主要沿著三條路線行進：一是社會學或文學社會學的路線，這種批評把文學看作是社會現實的反映。二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主義文學批評和榮格的原型批評，重視非理性因素在文學活動中的重要性。三是俄國形式主義和英美新批評所堅持的文本中心主義文學批評，試圖以一種“純文學”的態度要求文學批評。

作為文學理論的文化理論大大拓展了人們重新審視傳統經典和當下文學現象的視野，讓文學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面貌呈現出來。文學理論，當它從文化理論的籠罩下掙脫出來之后，也在尋找新的表達方式。理論進入中國已經有一個多世紀了。依靠一代又一代中國學人的艱辛努力，中國學界告別了幾千年的舊傳統，漸漸確立起了理論思維的新傳統。吸收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理論傳統之精華，建構起一種非中非西、非古非今、亦中亦西、亦古亦今的新理論應該是當今中國學人努力的方向。

“后理論”或“理論之后”這個話題自20世紀90年代在西方學界開始討論。王寧提出，伊格爾頓《理論之后》的出版并不標志著理論的死亡，倒是預示著當代西方理論進入了一個“后理論時代”。周憲指出，“后理論”或“理論之后”的理論有四大特征：一是從“大理論”向“小理論”轉變；二是避免糾纏“瑣碎細節”，關注“大問題”；三是“后理論”一方面反思自身的“體制化”和“國際化”傾向，一方面關注那些被理論壓制和遮蔽的東西；四是重新關注審美經驗的重要性。徐亮指出，“理論之后”是對理論終結的反應，它引起了反理論、改進理論和進入文學三種反應，其中后兩種是主流。段吉方認為，如果我們忽略了這種語境和思想指涉的特殊性而生硬地移植、轉述進而進行本土演練，有時就會造成雙向傷害。近年來邢建昌教授也持續關注關于“后理論”或“理論之后”的討論，他同樣堅持“后理論”并不意味著理論的終結。

在“理論之后”的文學理論將呈現怎樣的面貌呢？在筆者看來，那種不預設理論立場的“文學闡釋學”一定會更有吸引力。所謂不預設理論立場是指不像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那樣預先有一個鮮明的理論觀點作為文學研究的出發點，而是面對文學現象本身發問，讓自身固有的“前理解”與文學文本信息發生自然而然的融合，從而生成闡釋結果。文學闡釋學應該是在克服了“文化理論”普遍存在的“強制闡釋”之后的文學闡釋。

關于“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

理論思維是人類不同于動物界的重要標志，那種認為文學是形象的、感性的或情感性的，因而不能用理論的方式來言說乃至不能闡釋的說法是徹頭徹尾的偽命題。于是我們又遇到了“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問題。金惠敏教授在2004年第3期的《文藝理論與批評》上發表以此為題的文章，引起學界廣泛關注，筆者總體上贊同金惠敏教授的觀點，不認為文學理論是為作家創作作品和批評家解讀作品服務的。有時候文學理論確實可以對作家和批評家產生影響，但這并不應該是文學理論的主要任務。

首先，筆者并不完全同意金惠敏教授關于文學理論來源的觀點，即“從文學實踐中總結出一些基本的命題”。文學理論的許多范疇和命題都不是來自對文學實踐的總結，而是另有其源。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常常是一種“共謀”關系——不約而同地成為某種趣味之表征。不同的是，文學創作以詩文風格、格調、意象和境界的方式來表征，而文學理論則以概念和命題的方式來表征。其次，金惠敏教授反對“現代性的‘文學性’理論”，反對“唯美主義美學”，倡導一種“社會批判美學”的主張筆者基本贊同。“審美”和“趣味”寓居的精神世界是要受到物質的現實世界各種條件糾纏的，同時它們也具有社會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功能，絕不是什么充滿自由精神的人間凈土。最后，文學理論如何才能成為一種“社會批判美學”呢？在筆者看來，文學理論的社會批判功能至少可以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其一，所謂“社會批判”首先應該包括人類對自身的認識與反思，而不僅僅限于對某些具體社會現象的批判。其二，文學理論作為一種公共性言說，它必然是某種社會意識形態的話語表征。其三，“對文學的社會研究”是“文學社會學”的基本特點。一是把文學當作社會的縮影，通過分析文學作品來揭示社會的問題。二是通過推崇和倡導某種與特定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具有相關性的文學價值、美學價值來實現文學理論與社會思潮的殊途同歸。

理論是人類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實際上并不存在滅亡與過時的問題。文化理論告訴人們反思、批判、質疑乃是理論的基本品格，這本身就是彌足珍貴的。文學理論是理論關于文學的言說，但文學理論并不完全來自對文學現象的概括與抽象，而且它感興趣的東西也不限于文學本身，文學理論具有中介性，它是聯系文學現象與包括哲學、宗教、社會學、政治學等理論話語之間的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