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口述自傳》 楊苡 口述 余斌 撰寫 譯林出版社

口述史自自立門戶到今日，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不斷被定義的，然“萬變不離其宗”的，即其資料性。合著現代學術的方向，強調其“科學”是必然的。這里的“科學”不是假定講述者的“客觀”“中立”“無我”，恰恰相反，它已然預設了講述者記憶的偏差，個體出于各種原因的選擇與有意無意的過濾，若說它專業化的一面，那么首先在它的牢守有聞必錄，忠實記錄的本分，不越雷池一步——不添油加醋，更不越俎代庖。

個人的生命體驗更多地只是隱現于所歷人與事的選擇性記憶之中

楊先生所講述者，固然可以作為史料看，但以一般的標準，未必有多“硬核”。

“硬核”之“硬”，指向的是史料之“實”，人與事的確鑿與它的重要性。楊先生出身世家，又見過、接觸過不少有名人物，但是她的講述全然是私人化的，看似與“史”無涉。比如曾任北洋政府總理的顏惠慶，曾是民國外交的風云人物，楊先生的記憶里，卻是在他家里玩捉迷藏，這位“顏伯父”如何做手勢讓自己藏到身前的寫字臺下；蔣介石兼中央大學“校長”，怎么說也是件大事，楊先生所述，卻是他視察女生宿舍時的尷尬；吳宓是聯大的名教授，楊先生清楚記得的，卻是他登門索書時一臉的怒氣；沈從文是大師級的人物，是她感念的恩師，她的回憶也不乏他作為師長給自己的教誨，但更清晰的卻是他在眾人面前講話時破了的棉襖袖子里掉出的棉絮的畫面。關于家族舊事，她講述的重點，也都落在“無關宏旨”處，祖輩煊赫的聲勢，楊士驤、楊士琦在清末政壇上扮演的角色，父親在北洋時代政商兩界的長袖善舞，她不感興趣也不大鬧得清，念念不忘者，是已然沒落的大家庭里，一個個普通人的遭際。

事實上，她細細道來，大部分講述都著落在她周圍的普通人身上，她的家人，她的同學，過從密切的朋友，或是有幾面之緣的人，當然，由她的親身經歷耳聞目睹串聯到一起。即使是有名人物，大多也在趨于私人生活場景的記憶中出現。你可以說，楊先生的記憶是抓小放大式的，甚至可以說，有“八卦”的傾向。她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是“好玩”，“好玩”影響到她的記憶和對記憶的篩選，后面未嘗沒有一種觀人觀世的態度。

她講述的，都是她記憶中的事實，但此“實”非彼“實”——至少大多數人口中的“史實”并不是細枝末節的事實的堆積。與宏大敘事相比，個體的瑣碎敘事因其所見者“小”似乎難沾“歷史”的邊而被“虛”化了。從這個意義上，不妨說，楊先生的口述乃是避“實”就“虛”的，或者說，雖不“避實”，然的確時常是“就虛”。這里的“虛”不僅指事之細微，還指此中滲入的個人體驗。經歷的實際發生過的人與事屬“實”，與之相關的個人體驗則為“虛”——所謂“歷史的無情”，我的理解，有一義，就是它對個體瑣細敘事的忽略不計，附著于其上的喜怒哀樂更是如同從未存在過。

很多細節，屬“于史無征”，卻是非親歷再也想象不出來的

讀到過不少百歲老人的口述，多取談話錄的形式，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豐儉由人”——“百歲”即一種資格，限于身體狀況與記憶力，完整、連貫的敘述已不可得，片段化的呈現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某種意義上也許還更符合口述史的規定性。我個人很喜歡這樣的原生態，這在楊先生讀物中也構成了一類。

有次她收到三聯出的一本周有光先生的《百歲憶往》，小精裝，大概只有五六萬字，拿在手上，玲瓏可喜?？戳肆w慕，她說她的口述也可以弄成這樣，不費什么事就可以弄出來。的確，以當時積累下的錄音，早夠攢出一本了。但是我覺得這不符合楊先生講述的特點：這樣的呈現，是以簡馭繁的，楊先生講述的與眾不同處，恰恰是“繁”，即由她場景式記憶而來的大量細節，這些細節，還是組織到一定的上下文當中，更有效果，也更見其人；相應地，也就需要有一條完整的脈絡。片段化的口述，也就有向著完整的自傳的方向發展的必要。

打個未必恰當的比方，“簡”體好比古人的筆記，不妨零散化，“繁”體則是完整的文章，須有完整連貫的敘事。前者提供的是素材，后者包含了大量的素材，然本身也可以作為故事來讀。有一事至此也就明確了：它應該是一部可以面向一般讀者的口述。

這就需要講述跳躍間留下縫隙的填補，時間線上的連綴，以及更多的背景交代，總之是更多解釋的成分。“簡”體轉為“繁”體，事情一下變得復雜了，簡單的文字轉化、串聯須代之以更復雜、細致的處理，做口述史原是當成“副業”的，結果很長時間里，成了我的“主業”。即便全力以赴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既然已去“簡”就“繁”了，莫如一“繁”到底。這里的“繁”一是指面向讀者的完整、連貫的敘事；一是指將楊先生講述的種種瑣細之處，不厭其詳，盡可能納入敘述之中。

很多細節，屬“于史無征”，卻是非親歷再也想象不出來的，我懷有特別的興趣（相信讀者也類似），也特別珍視，因為它們通向了某種在場感。所謂觸摸歷史，所謂歷史的溫度，很大程度上即來自這樣的細節。

如果“歷史”不是抽象的，它就應該是無數個體“命運”的匯集與交響

同樣是出于“沉浸”的考慮，本書中收入了大量的照片——倒不是為了形式意義上的“圖文并茂”。好的情況下，圖與文可以有真正意義上的互補關系，具體到這部口述中，即圖片成為敘事的組成部分。

楊先生因為出身世家，這方面“得天獨厚”。事實上直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照相對尋常人家仍不是可以率爾為之的事，楊先生劫余還留存下了自二十世紀初以來的大量照片，不加利用，殊為可惜。因意在傳遞更多信息，不少圖片都加了較長的注釋，所“釋”者，有時是照片本身，有時指向照片之外——圖片成為敘事的由頭，可以視為口述的某種延伸和補充，也可以說是楊先生的“對照記”，附帶著，多少也“還原”了講述的“現場”。其實不僅是這些圖片注釋，還有全部的口述，我都希望讀者在面對楊先生講述的“過去”之外，也能感覺到“現在”，似乎與我一樣，身在講述的現場，雖然這不大可能。因為講述時的狀況，也構成我們獲取真實性的一部分。

我更感興趣的，恰恰也是楊先生作為普通人的那一面。所謂“普通”，就是平常，并不有異于眾。普通人的自述并非沒有，比如鄭念（楊先生口述中正好還提到過這位原本家在天津的名媛）的《上海生死劫》，但是鄭念大起大落的經歷使得她擁有了一個迥異于普通人的傳奇人生。楊先生活過了整整一個世紀，經歷了家族的命運起落，有個人生活的波折，有政治運動中受到的沖擊，然而在動蕩紛擾的二十世紀中國，她經歷的波折并不具有大喜大悲的戲劇性，從口述中我們也可看出，與同輩人相比，同她的許多親朋好友相比，楊先生毋寧是幸運的，至少她的生活還算平穩。也就是說，楊先生的一生，說平常也平常。然而也正因其平常的一面，也許就更能讓讀者產生共鳴，傳遞出“普遍的人生的回聲”。

楊先生的口述當然首先是她的自傳，然同時她的講述中還留下了許許多多在她生命中出現的形形色色的人的身影，家人、朋友、師長，更是念茲在茲。榮辱浮沉，悲歡離合，生老病死，在她那里，都已成為有頭有尾的故事，有似“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然而在楊先生波瀾不驚的敘述的后面，我們或許仍能不期然而然地感受到“命運”二字的分量。所謂“見證歷史”，如果“歷史”不是抽象的，當真有溫度，那么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它就應該是無數的個體的“命運”的匯集與交響。可不可以說，見證個體的命運，也就是在“見證歷史”？

（作者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