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批評史是大學中文系的重要學科門類之一。長期以來，一般論者把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中華書局1927年版）的出版視為該學科創建的標志。作為一部批評史著作，陳著確實具有發凡起例的意義。但是據陳氏自己追述，“原來不預備做這部書，不過寫完了《韻文通論》（原名《韻文評論》）之后，再把古人對于文學的批評附帶說個大概，作為比較。及至書局出版，乃請他分成兩部，用這個《批評史》的名字”（季通《容旁觀者說幾句公道話么》）。而且，一本教材不等同于一門學科，追溯中國文學批評史或中國文學理論的學科起點，需要進一步考察中國現代大學學科的發生史。

作為學科的中國文學理論

作為學科的中國文學理論與中國文學史一樣，最早在清政府1904年1月頒布的《奏定大學堂章程》（以下簡稱《章程》）中就已出現。大學堂分為八科，文學科是其中之一；文學科又分為九門，其中一門為中國文學門，設置7門主課，9門補助課，主課中的“文學研究法”“歷代文章流別”“古人論文要言”是中文系文學概論、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真正學科起點，奠定了現代大學中國文學系最初的學科格局。《章程》規定了“中國文學研究法”研究文學的要義，并具體列出41目，均是關于文學理論的問題。“歷代文章流別”課程說明中寫道：“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纂講授。”“古人論文要言”課程說明中寫道：“歷代名家論文要言，如《文心雕龍》之類，凡散見子史集部者，由教員搜集編為講義。”這就是中國文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學科起點。

京師大學堂不只是一所大學，還兼有學部管理全國各地學堂的義務。因此，《章程》不只是一所學校的章程，對于全國各地學堂都具有指導意義。一些大學也開設了《章程》規定的“古人論文要言”課程，如江蘇高等學堂齋務長鄒壽祺于1905年撰成講義《論文要言》，輯錄從唐代韓愈的《答李翊書》至當時吳汝綸的《天演論序》60余篇論文章之作。這是現存可知符合《章程》“古人論文要言”課程要求的最早的講義；南洋公學校長唐文治于1911年撰成《古人論文大義》二卷，選錄從韓愈到吳汝綸的論文章之作110篇，其中，曾國藩的文章最多，達19篇。20世紀初，廢除科舉后，桐城派古文代替八股文，被尊為國文，盛行全國，鄒、唐二書近似于兩部桐城派文論選。

這一時期，京師大學堂的中國文學講壇也是桐城派的陣地。大學堂成立伊始，嚴復、林紓分任大學堂譯書局正副總辦，辛亥革命后，嚴復任總監督兼文科學長；1914年，大學堂聘請桐城派宗師姚鼐后人姚永樸任國文教授。同年，姚永樸仿照《文心雕龍》體例，撰著講義《文學研究法》，實際上是一部以桐城派古文觀念為核心的“文學概論”。1916年，林紓的《春覺齋論文》梓行，也是一部得桐城派匠心的古文理論講義。這兩部講義在系統闡說歷代文論的基礎上總論研究文學之要義，適應《章程》中“文學研究法”和“古人論文要言”的課程要求，開中國現代大學文學概論和中國文學批評史課程的先河，而且是立足于中國自身文章理論基礎上的文學理論。

1914年，章太炎的弟子黃侃進入北京大學講授詞章學，他不認同桐城派的陽剛陰柔等論，而以《文心雕龍》為教材，撰成《文心雕龍札記》；1917年，劉師培進入北大講授中古文學史，撰著《中古文學史講義》。因黃侃、劉師培都屬于駢文派，在北大講壇上便形成了姚永樸、林紓與黃侃、劉師培之間的駢散對立，在課程設置上則顯示為國文與詞章學的對立，反映了民國初年中國文學理論的基本格局。

建設現代的中國文學理論

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倡導從思想文化到文學的革故鼎新，在文學理論學科上表現為固有的駢散之爭被斥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而遭到抑制，同時重在介紹西方、建設現代“文學概論”的課程應運而生。首先是日本同類教材被翻譯，如章錫琛翻譯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1920）。現可知最早的文學概論教材是由廣州高等師范學校教員文學士倫敘（字達如）編著的《文學概論》（1921）。周作人等于1921年前后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開設文學概論課程，其他各高校也紛紛開設此門課程。但是“古人論文要言”課程并沒有被取消，而是作了相應的改革。北京大學中文系預科“國文”科目就包括一門“文論集要”，并于1920年由國文學系教授會選錄從《論語》到黃侃的《補文心雕龍隱秀篇》200篇歷代論文之作，編為《文論集要》講義，該講義駢散兼顧，古今并重，如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章太炎的《文學總略》、劉師培的《論美術與征實之學不同》都被入選，是一部觀念中正通達的中國歷代文論選。與此前唐文治、鄒壽祺所編講義相比，該書既跳出了“畸駢畸散”的格套，又能保持指導創作的一貫特點。有人曾批評陳鐘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道：“全書的材料只是一部從前北京大學預科用的《文論集要》。”可見《文論集要》對于此后批評史著作的奠基意義。當時的部分文學概論課程是重視中國自己的文論傳統的，如劉永濟的《文學論》（1922）就附有《古今論文名著選》，選錄從《詩大序》到曾國藩的《湖南文征序》歷代論文之作45篇。

中國文學理論的學科格局

從整體上看，1920年以后的中國文論學科格局有三方面的特點：

其一，外來文論與固有理論并存。引入國外的文學理論，如翻譯日本廚川白村和本間久雄、英國溫徹斯特、美國亨特的教材；或在國外理論基礎上，建構新的文學理論。但同時也存在一些立足本土固有文論的文學理論教材，如章太炎的學生馬宗霍、姜亮夫講授過文學概論，分別編著過立足本土文論的講義；郭紹虞也編著過文學理論教材，立足于阮元等的駢體正宗論。此外，王光烈著的《文學大義詳注》在體例上近似于《文心雕龍》，是中國傳統文論話語體系的延續。

其二，駢散之爭依然角力于文論學科。新文化運動之前的文壇主要是駢文派與散文派之間爭奪話語地位，新文化運動之后的主要矛盾是新舊文論沖突，但是駢散之爭依然在暗中較勁，甚至轉化為文學與國文、純文學與雜文學之間的分野。施畸所撰的《中國文體論》（1933）就堅持“國文”立場。陳鐘凡撰著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27）以詩詞曲賦理論為主，大幅削弱了古文家的分量和地位，該書在論述方苞的古文理論時卻大段引用了錢大昕的攻擊文字，并評論道：“知據私見立說，壟斷文壇者，皆拘攣之偏解，難免貽大雅之譏也。”許文雨在《文論講疏》（1935）講義中，“收載中國歷代各體文論，頗以表彰自然英旨之作為主，借覘純粹文學之真詣”（《例略》），唐宋古文理論一篇未選，僅選了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序》。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也認為古文家的文學觀念混雜不清。而桐城派后人方孝岳在中山大學的講義《中國文學批評》（1934）中卻能給唐宋古文和清代的方、姚以恰當的位置。同時，還有李華卿的《中國歷代文學理論》、王煥鑣的《中國文學批評論文集》，都充分認識到古文家理論的價值。如果對比李華卿、王煥鑣、許文雨等人的文論選，能清晰地看到駢散之爭的余緒。

其三，“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名稱源自于整理國故思潮，它自覺地將傳統歷史化，強化了傳統與現實的距離感。現可知國內最早用這七個字做名稱的是汪馥泉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會”提議》（1922），在提議中，“中國文學批評史組”與“中國文學創作史組”并列，下再按體裁分為“中國文學批評思潮史組”“中國詩歌批評史組”“中國小說批評史組”“中國戲曲批評史組”，因為汪馥泉持純文學觀念，所以未列“中國文章批評史”。此外，朱光潛的《中國文學之未開辟的領土》（1926）和鄭振鐸的《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1927）兩篇文章都提出了建設“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期望。這些都是當時的新文學家研究舊文學的“整理國故”思路，把自身的傳統當作“國故”，用現代的理論眼光重新估定它們的價值，加以科學的整理，這樣，文論傳統便成了“傳統文論”。

陳鐘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問世的。早在1923年任教于東南大學時，陳鐘凡就開設了“歷代文評”課程，并編撰《歷代文評》講義，輯錄從《呂氏春秋·音初篇》到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共21篇歷代論文之作。當時，《韻文評論》也在撰寫之中。1937年，陳鐘凡在《二十年來我國之國故整理》中回顧道：“陳鐘凡昔著《中國文學評論》，以文學批評史弁其簡端；中華書局因分印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及《中國韻文通論》兩部。”也就是說，他本非計劃用此書名，但是早年在北大接受了劉師培、黃侃的文論教育，在東南大學編過《歷代文評》，這部《韻文評論》又把古人對于文學的批評附帶說了個大概，因此在整理國故的背景下，自然可以獨立成為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在此后的大學講堂上，歷代文評、中國文學批評、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文學理論，課程名稱依然未能統一，但它發源于《章程》的“古人論文要言”是毫無疑問的。

追溯這段歷史，除了正本清源以外，文論傳統如何成了“傳統文論”，本土文論如何應對文學現狀和外來文化以發展自己，文學理論與創作該有怎樣的內在聯系，這些相關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