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公園前面的那條小路，倔強又寧靜，和2015年的時候不一樣，也和植物園前面的那條路也不一樣。在兩排巨大的梧桐樹蔭的庇護下，我們閑散溜達著，一起走在盛夏炎熱余威之下，白露剛過。我和雷磊并排在后面慢慢行走，董宏猷和陳伯安手挽手，肩并肩，有說有笑，仍如幼時玩伴一樣親密無間。

連同這段散步時光，我們從早到晚、長達八個小時的訪談，始終給我一種夢幻的美好感覺。我覺得今時今刻不僅僅是一次嚴肅的作家學術訪談，而是一段奇妙的心靈出竅之旅。其實也不僅僅是一段奇妙的心靈出竅之旅，更像是一次突然滑入古典詩情畫意的穿越之旅，沉浸其中，難以自拔，舍不得抽身而出。

讓我們把玄思拉回到訪談現場，董老師的講述富有激情且深情，極富有感染力。他身上有一種無所畏懼、勇往直前的品格，有一種吸引人、感染人、凝聚人的獨特魅力，當然應該與他所洋溢的樂觀主義精神，豪放性格不無關聯。

董宏猷老師在訪談過程中總是自嘲“董苕”。在一般人看來，被說作苕是不免蔑視輕視的意味，但是他甘愿匍匐在文學園地做一顆“董苕”。別人不忍其苦，他卻樂在其中。這實際上與他對文學理論與實踐的高度自覺密不可分。他闡述文學觀時一再強調，并不羨慕別人天馬行空的想象寫作，而是更喜歡扎根于現實沃土的、具有批判光芒的文學作品。從這個意義來說，他是一位具有古代士大夫風骨的當代作家。

他的作品便是明證。30多歲創作《一百個中國孩子的夢》，60多歲再寫《一百個孩子的中國夢》，也造就了當代文學史上一段傳奇——董宏猷與張秋林的文壇奇遇、夢與夢的相遇。正如21世紀出版社社長張秋林先生在《一百個孩子的中國夢》的序言文章《一夢三十年》所說：“‘夢之隊’的成員都親眼見證了董宏猷一頭扎進現實生活的深處，扎扎實實地深入西北的窯洞、小學、農家、黃河、高原、沙漠，親身感受中國大地真實的變化，和孩子們的希冀與疼痛。有時，就在采風途中，靈感迸發、奇思閃現，乃至進入夢游般的忘我狀態。當然，也讓‘夢之隊’的編輯人員體味到一個作家為了創新而嘔心瀝血的創作艱辛。”為了造夢而捕夢，為了捕夢而嘔心瀝血，這樣深入文學內部，不遠萬里采風，行走，體驗，感受，覺察，文學的尊嚴在此，文學的力量在彼，壯哉。人們總會感嘆，作家創作時已然不是自己，在他的精神世界儼然是一位上帝。為什么是上帝呢？我想，那是因為他感受到了，體驗到了，覺察到了，所以才有了他的想象世界。這種感受、體驗、覺察，既是精神的世界的活動，更是對于物質現實世界的創造性投射。古人常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信然。

不僅是“雙百個夢”是如此，他所有的作品構筑的包羅萬象的幻想世界，都不是簡單地憑空的想象，而是有著扎實的土地的滋養以及艱苦卓絕的田野式調查的篳路藍縷，而是浸染著深厚的堅實的現實底色。為了寫長篇散文《三峽絕唱》，他在高懸百米之上、跨度數米之間的長江橋墩間跳躍，像一只笨拙的海燕一樣掠過波濤，無懼艱辛，甚至把生命置之度外。為了寫作《十四歲的森林》，他在神農架那樣苦寒的山區大老嶺林場，一寫就是數月，與世隔絕，與動物為伍，與蚊蟲為伍，樂在其中，沉浸其中。

“福克納曾說過：‘作家唯一需要的環境就是寧靜、孤獨和快樂。’這句話作為座右銘一連幾年貼在我的窗上。”在《十四歲的森林》的后記《獨特、個性與不合時宜》里，董宏猷如是說。但是，作家訴諸文字后，力透紙背的力量也不得不冷靜了，那種撲面而來的熱烈氣息就被冷凝了。我只有在現場采訪中，聽他的聲調、語速、節奏，看他的一個眼神、才能感受到作家生命里那種一往而情深的熱烈飛揚，才能感受到作家追求某種境界所上下求索的忘我情懷。他說，自己屬虎，來到大老嶺林場，像虎入叢林一樣融為一體，他的胡子也像神農架動物一樣也白化了。這是十四歲森林所賜予他永久的印記。那一瞬間，我看到他的眼眶濕潤，我屏住呼吸，聆聽一位作家的心靈的呼吸，看見一個作家靈魂出竅的瞬間。

訪談結束后，我背著電腦包，提著一大袋子書，跟著他后面，走到解放公園的門口，目送他們投入到滾滾紅塵中。這里的梧桐樹，壓根兒就沒有挺直的主干，出土后便都是歪七扭八的，似有意隨時準備搖擺起來，嗨起來。龔自珍先生曾在《病梅館記》中哀泣：“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所以“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解放公園路的梧桐是美的，也是自由的，不拘一格，傲然獨立，有獨特個性，有本真力量。我仰望董老師的背影，更能體會到他三十多年前為孩子造夢時那種激憤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