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劍橋大學兒童文學研究中心訪學期間，浙江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學者趙霞多次與英國兒童文學學者、作家、翻譯家等人士展開學術對談，站在中國兒童文學學術發展的立點，對西方研究進行審視和經驗的提取，并形成新作《一切無不與童年有關：劍橋兒童文學對話》。在對話與思考中，兒童文學的“邊界”、“批判的兒童”等話題備受關注。

兒童文學研究的新挑戰

汪蘆川：趙老師您好！您曾經提到，兒童文學既是一種有自身樂趣的自為的文學，又始終是一種文學，因此作為一種觀念的兒童文學包含了永恒的矛盾。但這種矛盾似乎存在于任何文學的分支中，比如詩歌，比如女性主義文學，它們似乎都既是“自為的文學”，也是“一種文學”。想請問該如何理解兒童文學身上這種矛盾的特殊性？

趙霞：在所有文學樣式中，兒童文學可能是最受“兒童”和“文學”之間矛盾困擾的一種文類。英國知名的兒童文學批評家彼得·亨特曾談到，在“兒童”與“文學”二詞激起的文化感覺里，似乎有一種天然的矛盾，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們對兒童的認識有關。我們小時候發燒，吃退燒藥，就把大人的藥減半服用——很長時間里，所有與“兒童”有關的事情，都容易帶上某種“減半”的便宜感。“兒童”的“文學”是真正的文學嗎？直到今天，將兒童文學或隱或顯地等同于“準文學”“次文學”“過渡文學”等的觀念，其實還很普遍。認為在所有文學的寫作中，兒童文學是相對容易的，因而也是相對較低的，這種觀念的影響也很深。

所以，在兒童文學的發展史上，一方面，它不斷展示、建構著自身獨特的文學面貌和內涵，另一方面，它還在不斷爭取和證明自身獨立的文學價值與尊嚴，后者甚至成為貫穿整個現當代兒童文學批評史的集體焦慮。兒童文學是兒童的，這種兒童性如何經得起文學標準的嚴肅考量？兒童文學是文學的，這種文學性又如何經得起兒童維度的特殊審視？這個矛盾以及圍繞著它展開的思考、爭論和反復的修訂，伴隨著整個兒童文學的歷史。今天，它仍然是兒童文學創作和批評面臨的基礎難題之一。我在想的是，這個矛盾可能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相關思考的終點也并非一舉解決矛盾，而是在不斷深入的理解中尋找這個時代兒童文學最佳的自我實現。《一切無不與童年有關：劍橋兒童文學對話》也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

汪蘆川：正如提到的那樣，一直以來您對西方兒童文學研究發展非常感興趣。在研究西方兒童文學理論的過程中，您會進行中西方兒童文學研究的比較。這種比較給了您怎么樣的啟發？

趙霞：中西方兒童文學研究的比較，很多時候不是一種對位比較——以中國對西方，本身就是不對位的——而是更多地站在中國兒童文學學術發展的立點，對西方研究的一種關切、審視和經驗的提取。近二十年來，我們陸續引進了一批當代西方兒童文學的研究著作，其開闊前沿的批評話題、話語、方法等，給學界帶來了不小的沖擊。但細究當代西方兒童文學學術發展的進程，它的起步其實并不早，起點也并不高。2008年，我在德國慕尼黑國際青少年圖書館研修，遍讀那里收藏的英語兒童文學學術期刊，發現就在1970年代，以英、美為主要代表的西方兒童文學界還在為爭取自身獨立的學術地位和學科位置而呼吁努力，同時，這個領域自身也面臨著批評話語和方法革新的重大挑戰。令我驚訝的是，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整個西方兒童文學理論批評的面貌就煥然一新，甚至成為20世紀后期西方學界引人注目的一個研究分支。它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在我看來，西方兒童文學學術發展恰逢歷史的機遇，它也非常好地把握住了這一重要的契機。20世紀后期在西方學術界占據要津的文化研究觀念、模式、方法等，全面、深入地影響、塑造了當代西方兒童文學研究的基本面貌，它自身也在這個領域尋找到了獨特、有效的批評路徑。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今天的西方兒童文學研究又面臨新的困境和挑戰：文化研究當然非常重要，但如何從文化批評反觀、回歸更完整、深入的審美批評？我與劍橋大學兒童文學研究中心中任凱倫·科茨教授的對談中也談到了這一點。它的歷史與現實、經驗和困境，都值得我們思索。

汪蘆川：您如何理解兒童文學的“邊界”？

趙霞：這是個大問題。兒童文學因“邊界”而生，就像尼爾·波茲曼說童年因“邊界”而生一樣。兒童文學離不開把它與一般文學區分開來的某些邊界——語言的邊界、題材的邊界、觀看和感受的邊界，等等，否則它就不必單獨存在了。但是首先，這個邊界始終處在不斷變化中。比如西方現代兒童文學誕生之初，人們認為教育是其第一目的，一切都要為這個目的服務。一直要到20世紀30年代之后，荒誕、幻想等范疇之于兒童文學的藝術價值才開始在批評界逐漸得到認可。這只是其中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我們在這本書中也談到，某種程度上，現代兒童文學的藝術史，就是兒童文學的邊界不斷被打破和重建的歷史。其次，邊界之內也很復雜。幼兒文學與青少年文學，都是兒童文學的內部分支，它們之間邊界的區別多么大！當然也需要我們區別對待。

思考和談論兒童文學的“邊界”，一定要同時把這個“邊界”的變動性、復雜性充分考慮在內。在特定的情形下，有些邊界是必須的，有些邊界則是有待重思甚至破除的。兒童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職責就在于，就當下兒童文學的邊界做出富于洞察和遠見的判斷。既要看到兒童的獨特性，也要認識到兒童是與成人一樣豐富、復雜的個體，認識到兒童面對的生活豐富度和復雜性與成人是同等的，繼而探索如何在兒童文學中落實和推動這種認識，以使其更好地促進現實兒童的生存與發展。

引導孩子學會“批判式閱讀”

汪蘆川：在和郁蓉女士關于圖畫書創作的對談中，您也曾強調聲音這一媒介對學前兒童的重要性。在今天的兒童文學市場上存在很多圖畫書、有聲書甚至AR互動繪本，童書似乎非常自覺地伸出了“跨媒介”的觸角。您如何看待童書的這種“跨媒介”現象？

趙霞：并非兒童文學變得“跨媒介”了，而是它從一開始就是一種跨媒介（或者說具有跨媒介本性）的文類。從古至今，圖像都是兒童讀物的重要內容。聲音也是——嬰幼兒時期的主要閱讀形式是聽讀，聲音常常比文字更重要。在早期嬰幼兒的閱讀中，文本也不是靜態的，成人與孩子之間游戲性、創造性的互動構成了這個文本的必要和重要內容。

我一直認為，作為最初的文學，兒童文學的這種跨媒介本性，或許以其特殊的方式向我們揭示了一切媒介的人文本性。聲音、圖像、動畫、幻景，所有這些參與當代文學表達和講述的新媒介手段，究其源頭，都不是外在于人的技術手段，而是我們的存在感覺、經驗、沖動、愿望的一部分。一個幼兒體驗一個文本，不是把它當作尋常生活之外的對象，對他來說，這就是生活，是親切的游戲、溫暖的交談。我想，當前童書領域的各類“跨媒介”嘗試，也要努力把這種對于其人文本性的認知放在心里——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帶孩子走向世界，走進生活，而不是遠離人，遠離生活。

汪蘆川：“批判的兒童”觀是當代西方兒童文學批評的重要思想。一種成熟的兒童批判閱讀觀將促使我們重新審視兒童文學對兒童的影響。最近隨著教科書插畫問題的浮現，很多人“重新發現”了一些被公認為經典的兒童文學作品中的藝術、文化問題。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兒童批判閱讀觀”該如何落地？

趙霞：這個“重新發現”的進程其實伴隨著兒童文學的歷史。關于經典，今天我們的認識也更趨于成熟。不論在兒童文學還是一般文學的語境中，經典都不意味著無可挑剔。所以，首先應該看到，從得到公眾認可的“經典”兒童文學作品中發現各種各樣的“藝術、文化問題”，這個現象本身很正常。

我們之所以對兒童文學領域的這種“發現”（它有時常常以“揭露”的語態發生）反應激烈，還是跟孩子有關。我跟利茲大學當代華語文學研究中心主任蔚芳淑博士談到了這個問題：兒童的介入總會強化我們的倫理感受。一件加諸兒童的惡事或壞事，會讓我們加倍感到不能容忍。這是現代文明培養起來的珍貴情感，應該得到愛重與呵護。

但另一方面，恐怕不能僅僅通過嚴控閱讀材料來守衛兒童閱讀的權益，尤其是在今天日益復雜的生活環境下。我以為，控制閱讀材料只是一個方面，根本的方法，還是要從主體入手，培養兒童的批判閱讀思維。很多時候，教會孩子怎么閱讀比讓他們讀什么更重要，正如教會孩子怎么學習比教給他們知識更重要一樣。引導孩子從批評的視角閱讀一本書，學著發現這本書的優點，也能讀出它的缺點，并對此做出恰當的回應。事實上，不論面對一本好書還是壞書，批判閱讀的態度和視角都將給我們帶來新的收獲。在我看來，“批判的兒童”應該成為當下兒童文學批評和閱讀研究的重要課題。

汪蘆川：佩里·諾德曼指出，長久以來，兒童文學都被認為是一種“說的較少”的文學，由此導致了它的各種缺失，比如“性的缺失”“黑暗的缺失”“復雜的缺失”等等。而很有意思的是，今天的中國兒童文學界卻可以用“多”來形容，比如暢銷童書多、加入兒童文學寫作隊伍的成人文學作家多。但是這種“多”似乎不能彌補諾德曼所說的“少”。您如何看待這種“多”和“少”的張力？對今天的中國兒童文學來說，作家應該如何書寫表現“更大的真相”，讓兒童文學可以“說得更多”？

趙霞：兒童文學如何講述更“多”，并通過這種“多”讓孩子看見更完整的世界和“更大的真相”，這跟我們前面談到的邊界和批判閱讀的話題都密切相關。近二十年來，當代兒童文學在各方面的增“多”都有目共睹，但你說的很對，我們仍然需要繼續思考如何用恰當的方式走出“說的較少”的局限，走向更大的視野和更完整的真相。兒童文學的“多”肯定有別于一般文學，但其豐富和復雜的程度也遠遠超出許多人的想象。兒童并不生活在真空中，許多我們認為可能不適宜他們知道的現實和真相，其實他們都在經歷和經驗。人為地把這樣的經歷和經驗從兒童文學的講述中隱去，不是對兒童的文化保護，而是一種也許出于善意的文化剝奪。在這本書中，我們談到了當下西方兒童文學創作中，一些先鋒作家如何打破兒童文學寫作的傳統邊界，向孩子講述過去不被談論的某些生活真相，談到了如何通過兒童文學的藝術智慧，使這些真相得到恰當的傳遞、感受和認知。還是那句老話，關鍵不是寫什么，而是怎么寫。兒童文學如何說得更“多”，建立在朝向這種講述藝術的新探索和新實踐之上，這對當代兒童文學來說是新的考驗。

先鋒性是文學的根本精神之一，兒童文學也不例外。兒童文學要關注兒童最普遍的生活和情感狀態，也要關注在這些生活和情感的深處，兒童最缺乏和需要的是什么。通過兒童文學賦予兒童對世界和生活的更大“知情權”，并在“更大”層面的認知和判斷中，賦予他們對世界和生活做出積極應對的更高能力，在這一點上，我們可做的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