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夏衍——具有世界胸懷的左翼文藝家

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授予夏衍“國家有杰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稱號。對夏衍來說，電影藝術家，只是他眾多身份中的一個。他不僅涉獵電影、戲劇、報業(yè)、翻譯等領域，同時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文化戰(zhàn)線的領導者之一。

夏衍生于1900年，卒于1995年。英籍華裔女作家韓素音評價，“他的一生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考察夏衍的一生，宛如翻看半部中國左翼文藝史。在中國左翼文藝革命的多個領域，他都是當仁不讓的開拓者、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為民族革命，為中國現(xiàn)代話劇、電影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突出貢獻，并且受到世界進步文藝家的尊重與認可。

在日本確立世界眼光

和20世紀初的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日本是夏衍了解世界的窗口，是他走向文學與革命道路的最初舞臺。1920年從浙江省立甲種工業(yè)學校畢業(yè)后，夏衍獲得了公費留學日本的機會，隨后考取了明治專門學校（下稱“明專”），進入電氣工學科學習，開啟了6年8個月的留日生涯。

明專圖書館豐富的藏書為夏衍打開了廣闊天地。為了能閱讀原著，他開始苦學外語。除了精通英語與日語，夏衍還粗通德語與俄語，這為他日后的翻譯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1923年，在同學鄭漢先介紹下，夏衍加入了九州帝國大學的“社會科學研究會”。在這個組織里，夏衍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著作，并積極參與到一線工人運動中。從明專畢業(yè)后，夏衍考入了九州帝國大學工業(yè)部，開始步入職業(yè)革命道路。

夏衍不僅在日本找到了自己甘愿為之奮斗一生的事業(yè)，也從日本人民身上學到了一種“頑張”精神（ganbaru，意為堅忍不拔）。“日本民族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不僅善于吸收一切外國的先進的東西，把它‘嚼碎、吞下、消化掉’，而且能夠進一步融會貫通，青出于藍，把它改造創(chuàng)新，成為有日本特色的文化、藝術和生活方式。”夏衍的言談處處彰顯出對文化的開放、包容態(tài)度。正是這種胸懷，使他在民族革命的危急關頭，也從未放棄自己的世界情懷。1945年8月9日，美國在廣島投擲原子彈3天后，夏衍便撰寫了時評《從原子彈所想起的》（《新華日報》）。他明確將日本法西斯與無辜的日本人民區(qū)分開，并指出科學的兩面性：“戰(zhàn)爭的目標是打擊日本軍國主義，而不是日本人民……科學的成就應該有助于人類的進步，而不是毀滅人類。”

這篇文章在國際社會引起熱烈反響。日本歷史學家井上靖在其《戰(zhàn)爭日本史》一書中，特別提到這篇時評字里行間對美國使用原子彈的反對，展現(xiàn)出中國共產(chǎn)黨不同于蔣介石政府的態(tài)度與格局，贊揚了其中的世界主義精神和對科學技術的審慎態(tài)度。美國著名記者史沫特萊在其《偉大的道路》中也作了如是評價：“重慶的新聞界，只有一家報紙——共產(chǎn)黨的《新華日報》——認清了這一事件的意義。”

夏衍對祖國人民有著深切的熱愛，甘愿為革命奉獻一生。但他同時熱衷于學習其他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能夠以一種胸懷天下的態(tài)度面對世界上一切受苦受難的人民。

投身世界左翼文藝革命

夏衍的世界眼光與世界影響也體現(xiàn)在他的文藝活動中。首先是翻譯，1927年到1930年，夏衍翻譯了大量文學及社會科學類著作。日本學者阿部幸夫曾無不感慨地說：“作為黨的文藝工作干部的沈端先（夏衍），真是三頭六臂，拼命地工作；他翻譯介紹日本的小說，重譯介紹蘇聯(lián)的藝術論、文學論，并引用它們來論述無產(chǎn)階級文學和性意識的問題等等。”其中代表性的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表露出他對婦女與家庭問題的關注，反映出其女性主義視角。這個譯作讓周恩來注意到夏衍這位“文藝骨干”，從而將他納入“左聯(lián)”籌備小組。

其次是戲劇實踐。早在日本求學時期，夏衍便翻譯了菊池寬的《戲劇研究》，并隨后托付給田漢代為出版。同時他大量閱讀了契訶夫、易卜生等人的劇本。在東京參加革命活動之余，他經(jīng)常去東京小劇場，與日本進步劇作家、導演和演員一同研討戲劇創(chuàng)作。夏衍還曾組織過留日學生的進步文藝團體“左翼藝術家同盟”，并參加了日本的進步“新劇”（即話劇）運動。

自1927年回國后，夏衍的第一次戲劇實踐是導演德國劇作家米爾頓的話劇《炭坑夫》，作為“上海藝術劇社”的新劇于1930年1月6日起在上海公演。到場的有史沫特萊、尾崎秀實、山上正義等。這次演出為中國左翼戲劇運動打下了基礎，也為上海藝術劇社贏得了國際聲譽。

1933年，為迎接“遠東反戰(zhàn)大會”所排的話劇《怒吼吧，中國！》，則是夏衍作為組織者在左翼戲劇運動中的另一成果。演出獲得巨大成功，世界反戰(zhàn)委員會代表馬萊、古久里等人觀看了這部話劇后十分激動。中國波瀾壯闊的革命作為世界反法西斯運動的一部分，走進了世界人民的視野。

在南洋戲劇文學界，夏衍也有重要影響。1946年，在周恩來指示下，夏衍領導由抗敵演劇隊改組的“中華歌舞劇藝社”（下稱“中藝”），前往南洋進行文藝宣傳。“中藝”在南洋開展了大量演出，夏衍的《法西斯細菌》《草木皆兵》（與宋之的、于伶合著）等劇作受到南洋觀眾熱烈歡迎。

夏衍的劇作本身對南洋戲劇文學界也有深刻影響。比如新加坡作家苗秀的中篇小說《新加坡屋頂下》，不僅在名字上仿照了《上海屋檐下》，也同樣將目光集中在底層人物上。南來劇作家岳野的作品《風雨牛車水》，則借鑒了《上海屋檐下》的場景構思，由三房租客的日常生活寫出了人們在貧困境遇中的無奈。

在電影方面，自1932年進入電影界開展工作后，夏衍翻譯了蘇聯(lián)電影家普多夫金的一些作品。他后來編劇的《上海二十四小時》深受蘇聯(lián)蒙太奇學派的影響。此外，也有研究者指出了這部作品與意大利新現(xiàn)實主義遙遠的呼應關系。

在電影的“軟硬之爭”中，夏衍成為左翼陣營的中堅力量。他對“軟性電影”的辛辣批判也同樣呈現(xiàn)出世界眼光。他以希特勒統(tǒng)治下的德國電影“鼓吹樂天主義，使勞苦的大眾得到暫時的安慰”為類比，抨擊讓“觀眾消散對于現(xiàn)實生活的苦痛”的“軟性電影”，其某些見解與大戲劇家布萊希特不謀而合。

應當注意到，夏衍在參與左翼文藝創(chuàng)作實踐與理論論爭時，始終沒有將中國左翼文藝革命看成是孤立的個體，而是將之放置在世界左翼革命的總體之中。

代表作進入海外學界視野

夏衍的革命文藝創(chuàng)作及其進步文藝活動，在世界范圍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尤其是在日本。早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學者阿部幸夫就著手將夏衍自傳《懶尋舊夢錄》譯介到日本。他和松井博光、佐佐木郁子共同編著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深化與狀況》中有夏衍的相關介紹，并且和高畠穣合作撰寫了夏衍與丁玲的研究專著。另一代表學者板谷俊生則與板谷秀子于1985年翻譯了夏衍的《秋瑾傳》。當然，夏衍更多仍是作為戲劇家被海外讀者所知，其中又以《上海屋檐下》和《法西斯細菌》兩部劇作最有影響。日本學界相關研究有板谷俊生的《夏衍和“上海屋檐下”》以及近年來山本優(yōu)子的《夏衍〈法西斯細菌〉的創(chuàng)作背景及其作品》。

在英語世界，夏衍的劇作《考驗》最先為人所知。此作于1955年便由《中國文學》譯介到海外。香港“《譯叢》叢書”則于1974年譯介了《上海屋檐下》。《上海屋檐下》同樣還被收錄在夏志清學生耿德華選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戲劇選》以及陳小眉選編的《哥倫比亞中國現(xiàn)代戲劇選》中。

德語世界中，東亞研究學者史蒂芬·馮·明登在研究賽金花傳說時注意到了夏衍的劇本《賽金花》。在其1994年出版的專著《賽金花奇聞：對這一義和團時期傳說之起源和傳播的歷史學—語言學研究》中，馮·明登對這一劇本進行了全文翻譯。

最近，烏克蘭基輔大學的沃羅貝和維喬林斯卡發(fā)表在《東方世界》的《中國戲劇表演中的電影蒙太奇法則：夏衍的創(chuàng)造實踐》一文注意到夏衍在電影、戲劇創(chuàng)作中的創(chuàng)新。作者認為，夏衍把電影蒙太奇的技法運用到話劇創(chuàng)作中，使中國話劇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就現(xiàn)狀而言，海外學界對夏衍的譯介與研究仍較為有限。要認識到夏衍藝術實踐的獨特之處，有必要將其與中國左翼革命聯(lián)系在一起。夏衍在戲劇與電影上的藝術摸索，一方面出于革命工作的實際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普羅文藝與知識分子使命的有力結合。

作為左翼文藝家，夏衍始終具有世界眼光與胸懷，這一點在當時已為世界所深知。隨著國際學術交流的展開，相信海外學界會對夏衍在中國革命以及戲劇、電影藝術方面的推動作用，有更深入的研究。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