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我試圖‘識’大作家之‘小’，識小作家之不‘小’，從而揭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多樣性、豐富性和復雜性，并提供一些可以進一步研究的線索，所謂以‘小’見‘大’是也。”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子善如是解釋自己的新著——學術隨筆集《識小錄》。該著論題豐富，既有對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等文學作品的析述，亦不乏對文人交誼、簽名本、手稿、信件等內容的鉤沉考訂。爬梳故紙，探幽發微，考索精詳，還文學史以其本來面目，亦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一種范本。本文內容摘自書中，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

票如其人，藏書票里的故事

票如其人。一張藏書票包含如許內容，思想、情操、追求，令人神馳，堪可玩味

追溯中國現代作家與藏書票的關系，是件有趣的事。

最早使用藏書票的中國作家是戲劇家宋春舫。宋春舫創作話劇，也收藏中外劇本。他以法國戲劇大師高乃依（Corneille）、莫里哀（Molière）和拉辛（Racine）名前綴音節組成的褐木廬（Cormora）藏書票，開中國作家藏書票圖案中西結合的先河。

宋春舫使用褐木廬藏書票始于20世紀20年代，但外界并不知曉。中國讀者領略從西方傳入的藏書票這種“紙上寶石”的風采，則要到20世紀30年代初。1933年12月，施蟄存主編的上海《現代》第4卷第2期發表了散文家葉靈鳳的《藏書票之話》，這是中國作家首次討論藏書票的重要文獻，正如葉靈鳳在文末所指出的：“關于藏書票的介紹，這大約是第一篇文字。”此文分“所謂藏書票”“藏書票小史”“藏書票的制作”和“余話”四個部分，葉靈鳳強調：“藏書票的本身，正和印章的鐫刻一樣，另有著它自身的藝術上的趣味。”

同期《現代》刊登了葉靈鳳提供的英、法、德、美、日各國的各種藏書票，使當時的讀者大開眼界。還刊登了葉靈鳳自己制作的一款鳳凰藏書票，藏書票上的名字是“靈鳳藏書L.F.Yen”。他后來在《藏書票與我》（載于1962年9月13日香港《新晚報》）中這樣回憶：“至于我自己，確是設計過一張藏書票，采用的是漢磚上的圖案，是一只鳳，我將它加工，變得更繁復一點，又采用漢碑上的一些碑陰花紋作邊框。紅字黑花，印了幾千張。試貼了幾本書……”

然而，《現代》何以突然發表葉靈鳳的《藏書票之話》？謎底直到82年之后才揭曉。去年作家傅彥長（1891—1961）的日記被陸續公開，1933年8月9日日記云：“在葉靈鳳寓所，閱Ex Libris，同在一室者有巴金、林微音、施蟄存、杜衡。”（《傅彥長日記》整理者張偉提供）

Ex Libris是拉丁文“藏書”之意，后成為藏書票的通用標志。這真是一段十分難得的記載。從中得知，那天巴金、林微音、施蟄存、杜衡和傅彥長五位作家到葉靈鳳寓所觀賞他收藏的各國藏書票。巴、林、杜、傅的觀后感不得而知，至少施蟄存對藏書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一定因此向葉靈鳳約稿，4個月后，《現代》上就出現了這篇《藏書票之話》。

施蟄存也成了藏書票愛好者，開始設計自己的藏書票。目前所能見到的施蟄存藏書票有三種：一種是“EX LIBRIS C.Z.SZE施蟄存無相庵藏書之券1945—1948”，圖案是西方常見的紋飾與書本，古色古香；另兩種是他晚年使用的“施蟄存藏書”和“北山樓藏書”藏書票，圖案均借用美國版畫家肯特的不同的力士與樹圖，前者又分為紅色和黑色兩款，頗為別致。

還有一款曹辛之的“蛇與書與筆”藏書票也很有名，四川版畫家陳世五20世紀80年代初設計。曹辛之生肖蛇，是詩人、書籍裝幀家和篆刻家。于是陳世五匠心獨運，藏書票的圖案由蛇、書、鋼筆、畫筆等組成，構圖巧妙而自然，又與票主的身份完全契合，堪稱作家藏書票中的上乘之作，難怪曹辛之特別喜愛。

日前得到一冊1978年柏林出版的德文本《蒙古人民神話》，內容姑且不論，令人驚喜的是書中粘貼了兩款藏書票。一為封二所粘，鈐有“趙瑞蕻藏書”陽文印并與夜幕下的星星和小天使組成圖案的藏書票，另一為前環襯所粘，鈐有“趙瑞蕻藏書印”陰文印并與飛翔的海鷗、在海邊歌唱的詩人和票主側面像組成圖案的藏書票。原來這是詩人、翻譯家趙瑞蕻的藏書票。以前只見過后者，沒想到票主會在同一本書上使用兩款中西結合而又內容迥異的藏書票，還是出版家范用說得好：“票如其人。一張藏書票包含如許內容，思想、情操、追求，令人神馳，堪可玩味。”

初見魯迅，巴金印象深刻

瘦小的身材，濃黑的唇髭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見的面貌更和善，更慈祥

魯迅與巴金，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兩位大家，20世紀30年代同時馳騁海上新文壇，他們見過面嗎？如見過，又見了幾次？這是個有趣和值得探究的問題。

魯迅日記明確記載巴金只有五次，即1934年10月6日、1935年9月25日、1936年2月4日和8日及4月26日，實在不算多。而且，這五次記載中，后四次都是巴金托黃源轉贈著譯或寄送稿件，兩人見面僅1934年10月6日這一次，該日魯迅日記云：“夜公餞巴金于南京路飯店，與保宗同去，全席八人。”

這是巴金名字首次出現在魯迅日記中。這次見到魯迅，巴金的印象特別深刻。1956年10月，為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巴金發表了《魯迅先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其中兩處寫到與魯迅的見面：

“我第一次看見魯迅先生是在文學社的宴會上，那天到的客人不多，除魯迅先生外，還有茅盾先生、葉圣陶先生幾位。茅盾先生我以前也沒有見過，我正在和他講話，飯館的白布門簾一動，魯迅先生進來了：瘦小的身材，濃黑的唇髭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見的面貌更和善，更慈祥。這天他談話最多，而且談得很親切、很自然，一點也不啰唆，而且句子短，又很有風趣……”

“一九三四年我去日本之前，十月初文學社的幾個朋友給我餞行，在南京飯店訂了一個房間，菜是由餐廳送上來的。魯迅先生那天也來了。他好像很高興。”

從巴金的回憶可知，1934年10月6日這次聚宴是文學社為巴金即將赴日餞行，也就是魯迅日記中所謂的“公餞”。文學社出版《文學》月刊，當時實際主編是傅東華，編輯黃源。所以，參加聚宴的“八人”，文學社同人魯迅、茅盾（保宗）、葉圣陶和傅東華、黃源，加上巴金，這六位完全可以肯定。另兩位恐已難以查考了。

除此之外，巴金回憶還與魯迅見過數次面，每次都非簡單應酬。第一面是：“第二年秋天我從日本回來，有一天黃源同志為了‘譯文叢書’的事情在‘南京飯店’請客，魯迅先生和許景宋夫人都來了。他瘦了些，可是精神很好。他因為‘譯文叢書’和他翻譯的《死魂靈》第一部就要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感到高興……那個時候我正計劃編輯‘文學叢刊’第一集，我對他說：‘周先生，編一個集子給我吧。’他想了想就點頭答應了……這就是他的最后一個小說集子：歷史短篇集《故事新編》。”

“第二年秋天”是1935年秋。查魯迅1935年9月15日日記，果然有“河清邀在南京飯店夜飯，晚與廣平攜海嬰往，同席共十人”的記載，時間上完全吻合。這次聚宴十分重要。當時黃源（河清）協助魯迅編輯“譯文叢書”，而巴金和吳朗西合作，剛剛創辦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計劃出版“文學叢刊”。正是在此次晚宴上，巴金得到了魯迅的全力支持，魯迅決定把“譯文叢書”和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說集《故事新編》均交給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故事新編》列為“文學叢刊”第一集第二種。而參加此次聚宴的“十人”，黃源在《魯迅書簡追憶》（1980年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版）中也已有詳細的回憶：“九月十五日傍晚，我先到魯迅先生家里，同魯迅先生、許先生、海嬰一起到南京飯店夜飯，同席共十人。即譯文社四人：魯迅、茅盾、黎烈文和我。文化生活出版社兩人：巴金、吳朗西。還有四位客人：除許先生和海嬰外，魯迅先生邀了胡風，因有話和他談；我邀了傅東華，他是《文學》主編，我和他在一起工作，這次是我以譯文社名義做東，也請了他。”

巴金在《魯迅先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中還回憶，在1935年9月15日黃源宴請席上與魯迅見面之后，又有一次見面：“幾個月后，我在一個宴會上又向魯迅先生要稿，我說我希望‘文學叢刊’第四集里有他的一本集子，他很爽快地答應了。過了些時候他就托黃源同志帶了口信來，告訴我集子的名字：散文集《夜記》。不久他就病了，病好以后他陸續寫了些文章。聽說他把《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文章放在一起，已經在作編《夜記》的準備了，可是病和突然的死打斷了他的工作。他在十月十七日下午還去訪問過日本同志鹿地亙，十九日早晨就在寓所內逝世了。收在‘文學叢刊’第四集中的《夜記》還是許景宋先生在魯迅先生逝世以后替他編成的一個集子。”

這次見面的具體時間能否查考出來？答案也是肯定的。“幾個月后”，雖然可以三四個月，也可以五六個月，但查魯迅日記1936年2月9日有“晚河清邀飯于宴賓樓，同席九人”的記載。更重要的是，黃源也留下了回憶，明確告訴我們，這晚是“邀請譯文社同人和其他友人在宴賓樓夜飯，共同商定《譯文》復刊事”，同席的“九人”是“魯迅、茅盾、黎烈文、巴金、吳朗西、黃源、胡風、蕭軍、蕭紅”（《魯迅書簡追憶》）。巴金的名字正好在內，這當然不會是巧合。后來發表的巴金1976年3月25日致王仰晨的信中也提及這次見面（《巴金書簡——致王仰晨》，1997年12月文匯出版社版）。因此，這次見面時間是1936年2月9日應可確定。

正是在這次見面時，巴金又有了新收獲，魯迅答應為“文學叢刊”提供第二本書稿《夜記》，書名魯迅自定，書中將收入《半夏小集》等四篇散文也是魯迅自己選定。可惜他3月2日去溧陽路藏書室檢書時受寒患病，以后病情時好時壞，直至10月19日去世。

《夜記》成了魯迅生前擬編而最終未能編成的一本書。后來于1937年4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夜記》是許廣平在魯迅逝世后代為編輯的，她在《夜記》編后記中有明確的交代。

認為魯迅只見過巴金一面就錯了

魯迅與巴金見面應該不止這五次，但這五次是確切無誤的，而且均非普通的應酬，都具有實質性內容，甚至影響到現代文學史的書寫

除了上述三次，根據現有史料，魯迅與巴金至少還有兩次見面。一次是1934年10月30日，當日魯迅日記云：“吳朗西邀飲于梁園，晚與仲方同去，合席十人。”這次宴席應該是吳朗西為巴金赴日餞行，魯迅與茅盾（仲方）當時都是吳朗西編輯《漫畫生活》雜志的約稿對象，所以都受邀參加。唐金海、張曉云主編《巴金年譜》（1989年10月四川文藝出版社版）已有記載。另一次則是1936年5月3日，當日魯迅日記云：“譯文社邀夜飯于東興樓，夜往，集者約三十人。”這是譯文社為《譯文》復刊而舉行的上海文學界同仁宴會，規模較大。巴金本人在1976年3月24日致王仰晨信中確認了這次見面（參見《巴金書簡——致王仰晨》）。唐、張編《巴金年譜》也記載，巴金在這次宴席上把剛到上海不久的《大公報·文藝》主編蕭乾介紹給魯迅。這大概也是魯迅與巴金的最后一次見面。

魯迅與巴金見面應該不止這五次，但這五次是確切無誤的，而且均非普通的應酬，都具有實質性內容，甚至影響到現代文學史的書寫，如魯迅最后一部小說集《故事新編》的誕生正是由于巴金的約稿，如魯迅的最后一部散文集《夜記》本來應該是他自己編定的，如《譯文》雜志的復刊巴金也是參與者之一等，由此也可見魯迅對巴金的欣賞和信任。魯迅后來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稱“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也就更可以理解了。如果我們只根據魯迅日記的明確記載，認為魯迅只見過巴金一面，那就大錯特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