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人初，本名麥麥提敏·阿卜力孜，我一直叫他小麥，新疆文學界的朋友們也都這么稱呼他。2012年初，我當時主編《西部》，有領導向我推薦小麥的詩歌，說這是一位很有才華的維吾爾族青年，他的“雙語寫作”值得關注。當時小麥是北京潞河中學新疆“內高班”的高三學生，已出版第一部漢文詩集《返回》。從新疆和田偏遠鄉村里怯生生的小男孩到“內高班”的成名詩人，從連一句漢語都說不流暢到嫻熟掌握漢語并出版詩集，這是小麥人生的重要飛躍。

2012年，小麥考上江蘇大學，在去江蘇上學前，他到烏魯木齊來看我，帶著《返回》和一些新寫的詩歌作品。他的漢語口語不是很好，但書寫能力很強。之后我們一直有聯系，他投給《西部》的組詩《石頭里的天空》于2014年獲得第三屆西部文學獎。

2015年，小麥出版了第二部漢文詩集《終結的玫瑰》，“理工男”這一學子身份并未困擾他，沒有影響他對詩藝的持續求進。2016年，小麥大學畢業后返疆，我和新疆作協阿拉提·阿斯木主席共同舉薦他到作協工作。在作協期間，他負責微信公眾號的運行，編輯《新疆作家》雜志，翻譯出版詩集《無人》、長篇小說《潮》等，個人的詩歌寫作也在進步，獲得了《民族文學》年度詩歌獎。今年小麥的第三部漢文詩集《頂碗舞》出版，他希望我能為詩集寫序，我便痛快答應下來。

乍看詩集名，還以為是一部“非遺”主題的詩集，其實不然，其中的《頂碗舞》一詩，也并不具有“非遺性”、風俗化的寫作特征。“地球上的人，身體負重，/拖著沉重的眼睛，/看著瓷碗在女人的頭上優雅地旋轉——如同地球。”這樣的開篇表達富有新意，一下有了時空的宏闊感。女性之舞，既輕盈如蝶，又沉重如山，在天與地、輕與重之間自如轉換、更迭、起舞。在小麥詩中，“頂碗舞”是女性的“水之舞”“水之夢”，舞者與觀者“身體里的水為死神解渴”。而寫作本身、詩歌本身，何嘗不是語言的“頂碗之舞”呢？

小麥在《頂碗舞》里塑造了輕盈而負重、具有愛之普遍性和泛靈色彩的女性形象，并不斷演繹、變奏、強化這一主題。整部詩集彌漫著一種強烈的女性崇拜和母性崇拜，具有一種剛柔并濟的“女性意識”，進而產生了一種由男性的“女性意識”所激發的“覺”與“悟”。“我在仰臥的女人身邊/我們的言說像玫瑰的綻放/……/我用她替換我/而她用黑夜替換我。”這里的“替換”更準確地說是一種“交融”，是“我”與“她”、男與女、水與土、天與地的交融合一。如此，“我的靈魂仿佛一個吃到初乳的嬰兒”，能夠“支撐起整個黑夜”。在寫給新婚妻子的《沉重的愛》中，女性是“有花之光”和“靈魂之光”，把我們從噩夢中拯救出來。

母親和母性崇拜，是詩集中著墨最多、用力最深的話題。在《母親的幻想》中，詩人對母親有一種負罪感：“有罪于將我領到這一世界者，/有罪于讓我聽到自己的心聲者。”只有將自己的愛和夢都變成幻想，離家的詩人才得以安心。而母親是“在世界上唯一能夠幻想/而無需恐懼于幻想的東西”，如此詩人才能深情地道出：“母親，我愛你。”

站在性別的這一邊，詩人說自己是“一個吃土長大的人”，腳下總有令人迷失的無限土路。人來自塵土、歸于塵土，所以每個人本質上都是“土地的人”，“從降生到大地上/從地上搬到地下/他身上帶著沉重的土地/帶著天上降下來的土/帶著腳下揚起的土”。“土”與“草”密切相關，小麥雖出生于南疆綠洲，但對“草原之草”相當熟識，“風吹哪棵草/都是身份的否定”“我們移動，我們遷徙/……而風吹哪棵草/都是意義的掏空”。在“身份否認”和“意義掏空”之后，詩人何為？我們的內心和“主體性”該如何重建？“詩性正義”又如何在時代詩篇中誕生、蒞臨？或許正如小麥在詩中寫到的那樣，需要借一杯“還魂酒”和“夏娃給予亞當的蘋果”，與現實、歷史和虛擬世界等交互、共融、并置。而在我看來，詩與詩人必須歷經“愛”與“救贖”之路的崎嶇顛簸，就像《詩的烏鴉》中的“烏鴉”，它是象征的、隱喻的、多義的、悖論的，直接對應人性的豐富多姿。我們必須經由復雜幽暗的人性，才能找到詩的“獲救之舌頭”。

“我充滿了夜晚，而星星充滿了我/我伸出手臂，環抱夢……樹上結滿了果實/來，把這些果實摘了去吧。”《來，把我摘了去吧》是一首短詩，這里的“果實”是“愛與救贖之果”，是生長和上升，是詩的果實累累、瓜熟蒂落，也呼應了詩集開篇的《愛的宣言》：“你/石頭與雞蛋的游戲/讓靈魂得到救贖”。是的，《頂碗舞》總體可看作一份詩性飽滿、情感熾烈的“愛的宣言”，語言如“石頭撞擊石頭”，飛濺火花與碎屑。作為一名詩人，既要“把愛也精打細算/如同數錢。//如同數錢，/也數數命運的玩笑”，同時要把愛寫在紙張的兩面：“最優美的詩：生命/最完美的詩：死亡/這兩首詩寫在一張紙的兩面/這張紙：愛”。詩歌要記取和書寫的不是仇恨、冷漠和隔離，詩人的責任與使命是“創造愛”，還有夢想、祝福、祈禱。

《頂碗舞》是一部具有現代意識、探索精神和民族特色的詩集，“雙語寫作”所內涵的語言/命運“共同體”意識（小麥/阿人初/麥麥提敏本身也是一個“共同體”）具有不言而喻的現實意義，而詩歌作為以切片、分行方式呈現的內心真實和情感記錄，也可以成為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志研究的對象。《頂碗舞》的出版，對邊疆少數民族青年作家的“雙語寫作”，也無疑是一個激勵。詩集中也有一些不足，比如抒情慣性帶來的直抒胸臆、脫口而出，顯得急切了些；有些短詩缺少沉淀和推敲，單向度的表達難以抵達復調性的多義和縱深；有的作品有筋骨，但少了些血肉，不夠飽滿豐潤。這些都需要小麥在今后的寫作中加以琢磨改進，唯有上下求索、不斷精進，才能抵達詩的至臻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