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不同文化營壘、個性與作品風格截然不同的魯迅與郁達夫，為何能成為文學兄弟，始終保持真摯的友情？請與我們共同閱讀此文，體會他們對彼此的深厚情誼和對文學的不同追求。

與周作人兄弟失和的打擊，對于魯迅而言，固然是親情決裂之痛，也使他在文學事業(yè)上突陷孤獨彷徨。東京時代、紹興會館時代、八道灣時代兄弟攜手的燦爛歲月不再，真正的文學兄弟是否還會出現(xiàn)？早在1923年春節(jié)期間，也就是周氏兄弟決裂之年，命運便已作出了它的安排。

2月17日，大年初二，一位穩(wěn)健平和、清俊柔弱的年輕人出現(xiàn)在北京八道灣11號客廳，同時也出現(xiàn)在了魯迅的日記中。這位小魯迅15歲的年輕人正是郁達夫，彼時作為北大經(jīng)濟系的統(tǒng)計學講師，與張鳳舉、徐耀辰、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馬幼漁、朱逷先一并受周作人之邀而來周宅，后來被同時在座的魯迅評價為看不出“一副‘創(chuàng)造臉’”的創(chuàng)造社成員。

八道灣11號舊址院內(nèi)景象

那是一次愉快的家宴，魯、郁二人作為浙江同鄉(xiāng)，又同是留日一族，當言及故鄉(xiāng)風物、日本風情和他國文學吧。臨別時，在呼嘯的北風中送客出門的魯迅還給郁達夫講了幾句笑話，令其回味無窮。

10天后，郁達夫在東安市場東興樓回請周氏兄弟。自此，郁達夫?qū)⒃隰斞溉沼浿谐霈F(xiàn)210次，贈書索句賦詩，互約著譯文章。據(jù)記載，二人之間可統(tǒng)計的雅集至少有30次，其中包括造就了千古名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钡木圬S園“達夫賞飯”。

那時，魯迅還沒有“醉眼陶然”，郁達夫也沒有“春風沉醉”。創(chuàng)造社與語絲派尚未成為對陣的營壘，語絲社甚至還沒有成立。作為創(chuàng)造社的發(fā)起人之一，郁達夫信奉弗洛伊德的“力比多”；而以鮮明的現(xiàn)實主義態(tài)度秉持與文學研究會類似主張的魯迅，正以“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為這慘淡的人生而吶喊。不過，在和郁達夫年紀相仿時，留學日本的魯迅雖遍覽東歐文苑，翻譯弱小民族國家文學，最喜歡的卻是俄國作家安特萊夫、迦爾洵的幽深悲世以及阿爾志跋綏夫那偏重“肉的氣息”的文學。

1921年，國內(nèi)新文化陣營分化，遠在日本東京的郁達夫、郭沫若、成仿吾、田漢、張資平等人卻仍經(jīng)受著來自母國新文化思潮的激蕩，積極籌組創(chuàng)建了以建設(shè)“中國未來之國民文學”為目標的創(chuàng)造社，首創(chuàng)《創(chuàng)造》季刊。當年10月郁達夫的第一部小說集《沉淪》出版，史上從未有過的對幽暗心理的袒露與大膽的心靈剖白震驚了文壇。銷量超過20000冊的《沉淪》一夜風行，卻很快被批評為“不道德的小說”。對此，周作人于1922年3月26日在《晨報副刊》發(fā)表文章，為這藝術(shù)之作申辯。八道灣的初次拜訪，便是郁達夫的登門酬謝。

1926年春創(chuàng)造社同人合影，左起為王獨清、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

彼時，魯迅唯一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剛在《晨報副刊》連載完畢，這部讓魯迅名垂中國新文學史的經(jīng)典之作，令郁達夫景仰不已。他向郭沫若推薦了《阿Q正傳》及《故鄉(xiāng)》，希冀創(chuàng)造社同人能夠來北京玩玩，結(jié)識魯迅。然而，郭沫若當時并沒有心思賞讀。五四文學革命以來，中國新文壇終于形成兩大風格迥異的社團流派，無論創(chuàng)造社、文學研究會論爭如何激烈，中國新文學的核心結(jié)構(gòu)已深深嵌入了魯迅式的反諷與郁達夫式的情感。

在八道灣初次會見之后三個月，郁達夫從北京返回上海，創(chuàng)辦了《創(chuàng)造周報》，內(nèi)容側(cè)重文學評論與翻譯，兼顧創(chuàng)作。這樣的報刊定位，正是魯迅所期許的。此時創(chuàng)造社同時刊行季刊、周報、日刊三種出版物，還印行“創(chuàng)造社叢書”和“辛夷小叢書”，充分彰顯了活躍堅實的文學社團的生命力。

令在上海貧民窟度過1923年暑假的郁達夫意想不到的是，遠在北京的周氏兄弟居然決裂了。秋季開學后的11月22日，郁達夫以書會友，專程到磚塔胡同拜訪魯迅，那時魯迅已攜朱安搬離八道灣。

郁達夫是下午三點多到達磚塔胡同的，那日的天氣一如其作品的基調(diào)，陰沉、暗郁。在坐北朝南的小四合房子里，郁達夫與魯迅談到了北大教員間的閑話與學生的習氣。在善于體察的郁達夫看來，眼前這位留著胡子、臉色很青、衣衫單薄、身材矮小的小說家有著柔和的紹興口音，笑聲非常清脆，眼角有幾條可愛的小皺紋。郁達夫奉上8月間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初版的《蔦蘿集》，同月魯迅的第一部小說集《吶喊》也由北京新潮社初版。作為創(chuàng)造社“辛夷小叢書第三種”，《蔦蘿集》收錄了“自敘傳”短篇小說《血淚》、《蔦蘿行》及散文《還鄉(xiāng)記》等。郁達夫在扉頁鄭重題上了“魯迅先生指正，郁達夫謹呈。十二年十一月”。

《蔦蘿集》自序文末注明該文作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午后上海貧民窟”，幾乎與周氏兄弟決裂的時間相當。短篇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也是寫于這個時候，并刊于1924年第2卷第2期《創(chuàng)造》季刊，魯迅受贈閱讀時已是1924年3月18日。1923—1924年，郁達夫接連贈送魯迅《創(chuàng)造》季刊。

恰是在魯迅彷徨、苦悶乃至頹廢的人生至暗時刻，郁達夫及其文學進入了魯迅的心靈深處。當時的社會迸發(fā)出解決人生問題的熱望，而郁達夫直接敞開了自己的胸膛，暴露出靈魂中的孤苦幽暗、憂郁哀傷、激憤宣泄與懺悔掙扎。不管評論的好壞，也不管賣得好壞，郁達夫?qū)ζ渥詳魇遣恍枰樇t的。一個彷徨而至誠的靈魂，對誘惑的無抵抗、對人性弱的屈服、對沉淪的放縱，激起了人們內(nèi)心最深處的共鳴。而其語言的纖微倦怠、句子的纏繞舒卷，也毫無疑問地擴展著新文化讀者的感知力。郁達夫的苦悶書寫，從某一人性維度暗合了魯迅對于誠與愛的期冀，盡管《蔦蘿集》中的小說意在諷刺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血淚文學。

12月26日，郁達夫再次向魯迅奉上《創(chuàng)造周報》半年匯刊一冊，魯迅酬以《中國小說史略》上卷，這再度讓郁達夫贊賞不已。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的共同愛好與深湛修養(yǎng)，使得二人很快發(fā)展為可以隨便走進一家小羊肉鋪里喝白干的兄弟。

并不是每個人都知曉，魯迅曾打算寫一部叫做《楊貴妃》的長篇小說，這一計劃卻由郁達夫透露給世人。當年，郁達夫仔細聆聽了魯迅成熟的小說構(gòu)思，欽佩非常。

以玄宗之明，那里看不破安祿山和她的關(guān)系？所以七月七日長生殿上，玄宗只以來生為約，實在是心里已經(jīng)有點厭了，仿佛是在說：“我和你今生的愛情是已經(jīng)完了！”到了馬嵬坡下，軍士們雖說要殺她，玄宗若對她還有愛情，那里會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這時候，也許是玄宗授意軍士們的。后來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當時行樂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來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一場大大的神經(jīng)病來。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術(shù)來替他醫(yī)病，終于使他和貴妃相見，便是小說的收場。

——郁達夫《奇零集·歷史小說論》

魯迅完全解構(gòu)了李楊的愛情神話，一番設(shè)想實在是妙不可言，若小說寫出來一定別開生面。通過郁達夫的轉(zhuǎn)述，的確可以聯(lián)想到后來《故事新編》的調(diào)性。毫不夸張地說，此時的郁達夫已把準了魯迅的文脈，同時也是中國新文學正典的文脈。1924年魯迅去西安講學，看到了荒落破敗的長安舊址，感嘆早已不是唐朝的天空，再也沒有興致提筆寫這部小說。這一偉大的虛構(gòu)卻深深鐫刻在了郁達夫的記憶深處。

魯迅與郁達夫也都是詩人，都有細膩敏感的詩的心靈。尤其是舊體詩詞，郁達夫一生創(chuàng)作了至少400多首，魯迅則留下70余首。二人曾經(jīng)唱和酬答，留下不少佳話。

魯迅、郁達夫之間的書信往來

魯迅首訪郁達夫，是在遷至西三條21號之后。1924年7月3日“午后訪郁達夫，贈以《小說史》下卷一本”。當晚，郁達夫便“攜陳翔鶴、陳厶君來談”。此后，郁達夫經(jīng)常帶淺草社成員等文學青年來周宅拜訪魯迅，豐富了這個小院的新文學生態(tài)。

郁達夫留學日本比魯迅晚了11年，但身在東瀛的二人均為群星閃耀的19世紀俄羅斯文學所深深吸引，特別是屠格涅夫，直接影響了二人后來的文學人生。魯迅曾說自己的“做起小說來”，“所仰仗的全憑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郁達夫更是有嗜讀小說之癖，僅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的四年，便讀了不下千部俄、德、英、日、法的小說，域外閱讀量遠遠大于魯迅。

既是教育部僉事、又是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說股審核干事的魯迅，欣賞郁達夫的語言天賦與坦率性情，愿意與之合作，倡議遍覽全國文學刊物，自主挑選優(yōu)秀作品，選印小說集，扶植文學青年，為陳腐的中國文壇培養(yǎng)現(xiàn)代敘事文化。郁達夫欣然同意，兩人不止一次商量過編輯出版計劃，可惜由于時機未成熟，計劃擱淺。

郁達夫懶散、率性、消極，魯迅勤勉、內(nèi)斂、積極，二人性情恰好互補，更是飲酒上的同好和文學上的知音。魯迅與郁達夫這對文學兄弟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周氏兄弟，后來二人滬上重逢聯(lián)手后所煥發(fā)出的中國新文學的巨大潛能，在北京時期便已埋下了伏筆。

1925年10月17日，魯迅寫畢短篇小說《孤獨者》，那時郁達夫已到武昌師大國文系教書?！豆陋氄摺分谐霈F(xiàn)了影響深遠的《沉淪》，主人公魏連殳的來客們“大抵是讀過《沉淪》的罷，時常自命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懶散而驕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聲嘆氣，一面皺著眉頭吸煙”。虛構(gòu)與虛構(gòu)、虛構(gòu)與現(xiàn)實的巧妙互文，非常典型地刻畫了“為賦《沉淪》強說愁”、自命不凡的二三代“新青年”，呈現(xiàn)出迷茫的后五四時代精神，孤獨者、零余者一時成為文學青年的美學標簽。

魯迅與郁達夫無疑都是中國新文壇的“天選之子”，郁達夫曾自稱二人為同一類屬，我更愿意理解為，他們是在求同存異的表象之下，立基于文學自覺、尊重文學多樣美學形態(tài)支點之上的本質(zhì)趨同。郁達夫追求創(chuàng)作的充分自由，而魯迅則強調(diào)要時刻分清生活之真與藝術(shù)之真。他們都有自己的詩學，不會隨時淪為靈感的掌中物，正如他們的小說遠離偶然性而表現(xiàn)出深深的和諧。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二人的異同，是否可以說，他們都引那悲哀者為同調(diào)，以被侮辱、被損害的弱勢群體為文學表現(xiàn)的核心，只不過在美學追求上，直接切近血肉的魯迅通過文學療救人生，而忍不住宣泄的郁達夫通過文學療愈了自己。

在魯迅眼中，創(chuàng)造社成員個個“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chuàng)造’似的”，但他在郁達夫臉上卻“看不出那么一種創(chuàng)造氣”，便越發(fā)覺得他溫厚、真誠、坦率。這大概就是盡管文學見解并不一致，卻不妨礙他們成為文學兄弟與并肩戰(zhàn)友的精神原點吧。也許，正因為較早與魯迅有面對面的直接交往，郁達夫與其他創(chuàng)造社成員相比，發(fā)展出了不一樣的文學氣質(zhì)。比如，郁達夫能夠從美學的距離看待魯迅與創(chuàng)造社的論爭，“雖則也時常有譏諷的言語，散發(fā)在各雜文里，但根底卻并沒有惡感。他到廣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們結(jié)成一條戰(zhàn)線，來和反動勢力拮抗的；這一段經(jīng)過，恐怕只有我和魯迅及景宋女士三人知道”。

1925年初，郁達夫離任北大，前往武昌師范大學任教授，與同在武昌的張資平、成仿吾籌辦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一年半后，魯迅南下去廈門大學任教。二人都曾在廣州短暫執(zhí)教，卻未曾謀面。經(jīng)歷了大革命的血雨腥風后，二人重逢滬上，合編《奔流》，譯介外國文學，加入中國自由大同盟、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左翼作家聯(lián)盟和中國革命互濟會等進步團體，積極投入現(xiàn)實的革命洪流中，并肩作戰(zhàn)，患難與共，開啟了又一段廣闊深入的文學人生，留下更多的文壇佳話，而這些均基于北京時期打下的情感基礎(chǔ)。

1930年8月，郁達夫（前左二）與魯迅（前左三）在上海應內(nèi)山完造（后右一）邀請參加文藝漫談會

魯迅一生反目之人多矣，其中不乏同一戰(zhàn)陣中的伙伴，胡適、錢玄同、劉半農(nóng)、林語堂……而唯對來自不同營壘的郁達夫始終保持了真摯的友情，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xiàn)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