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泡村”和“跑村”而來

我的長篇新作《寶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講的是太行山深處一個叫寶水的村子，如何從傳統鄉村轉變為以文旅為特色的新型鄉村，入選了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首批名單。有人問我為什么會想到創作一部反映新時代新山鄉、美麗鄉村、鄉村振興的作品。前些天開研討會時，評論家李國平說：《寶水》的誕生是領生活之命、文學之命、尋找文學新資源之命。這樣的理解非常精準。我創作這部作品的個人自覺與時代文學命題的邂逅，如同山間溪流匯入江河，某種意義上造就了作品的際遇。對于這種際遇，我從來不追逐。但既已邂逅，也不回避。

《寶水》從動念到寫成用了七八年時間，事實上可能更久。之所以用這么長時間，可能還是因為我太笨。寫一部與老家和鄉村有關的小說，對我而言非常難。

難處很多，難以備述，難的類型也有多種。寫作前的資料準備和駐村體察，寫作時的感性沉浸和理性審視，初稿完成后的大局調整和細部精修……還有在前輩的鄉村敘事傳統中如何確立自己的坐標，這都是難點。可以說，縱也是難，橫也是難，朝里是難，朝外也是難。還真不好比出一個最大的。或者說，每一個都是最大的。因為克服不了這一個，可能就沒辦法往下進行。比如說，對這個題材的總體認識就很難。為什么說寫當下的鄉村難？因為這個當下的點正在躍動彈跳，難以捕捉。也因為很少有現成的創作經驗可資參考。

但說難其實沒多大意義，一旦選定了，就只有面對這難。對這些難點，除了耐心去面對，我沒有什么更好的辦法。比如“泡村”，即在老家選兩三個村子長期體察。比如“跑村”，即盡可能地去看更多的鄉村樣本。

趁著采風的機會，全國各地的村子我跑了不少，一二十個肯定是有的，沒細數過。其實走馬觀花的見聞都進不到這個小說里，但我覺得確實也有必要。因為能夠養一股底氣。看得越多越有底氣，這會讓我踏實，讓我能確認寶水不是眾多鄉村中唯一的個例，而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鄉村。即便和那些發展相對遲滯一些的鄉村比，它作為一個發展得比較快的新鄉村，也是有意義的。

回歸隱秘的精神原鄉

《寶水》這個新長篇，對我而言，其實是個回歸之作。

上世紀90年代初，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鄉村孩子，師范畢業后被分配回了豫北老家鄉下教書，4年后被調到縣城工作。幾年后又被調到鄭州，直至兩年前來到北京。迄今為止，鄉村生活在我的生命長度中所占的時間份額約是1/3，都濃縮在20歲之前。隨著離老家越來越遠，我對家鄉的認識和理解也有一個漫長的發酵過程。

在河南文學譜系中，鄉土寫作傳統有很強大的力量。或許是有點叛逆，我年輕時特別不喜歡鄉土，極想逃避鄉土文學這個概念。不認命，總是試圖與之保持距離，甚至反抗。約10年前，有評論家曾說，不少前輩作家都有或是曾有過自己的寫作“根據地”，也可稱為地緣上的“原鄉”，將之視作精神上的源脈或感情上的情結，甚或演變為創作中的一貫風格和手法，比如莫言的高密、賈平凹的商州、蘇童的楓楊樹。他們通常有一個或數個精神原點，或是相對固定的寫作地域。這位評論家進而問我：在你的作品中并沒有看到某種一以貫之的精神情結或地域元素，你內心有沒有一個潛在的寫作生發地，或是說隱秘的精神原鄉？

沒有，在這方面我沒有什么明確意識。我當時很決絕地這樣回答。還分析了原因說，這應該跟生活背景和成長環境的差別有關。許多前輩的鄉土記憶完整堅實，成了他們的一種習慣性資源。他們建立的文學世界不可避免會受到這種記憶的影響。相比之下，我們這代人的漂泊性和無根性更強一些，一般沒有長期的固定的鄉村生活經驗，寫作資源相對來說零碎一些，當然也可能會更多元一些。

但其實，怎么可能沒有呢？只是彼時不自知。不過沒關系，時間會讓你知。這么多年過去，悄然回首，我發現自己的小說寫作有了兩個方向的回歸。一是越來越具有鄉土性。作為一個河南籍作家，雖然已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但地域視野的多維度似乎讓我的鄉土性更鮮明了。二是越來越女性化。之前我還不時有男性敘事視角或中性敘事視角，如今幾乎全是女性視角。身為女作家，進行女性化寫作似乎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原點選擇，可對我而言卻是一種返程。

回頭盤點一下，《最慢的是活著》可以算作比較明晰的回歸標志，接下來的幾個長篇，《拆樓記》《認罪書》《藏珠記》都有鄉土背景，且也都是女性視角。還有些中短篇小說亦如是，如《旦角》《雪梨花落淚簡史》《瑪麗嘉年華》《給母親洗澡》《葉小靈病史》等，其中《葉小靈病史》和《寶水》有一個參差對照的關系。葉小靈的“城市夢”發生在城鄉之間鴻溝巨大的上世紀末，講述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理想“被實現”后，精神突然落空因而無處安放的故事。新世紀以來，城市化進程迅猛，想不被城市化都很困難，有意思的也許該是“鄉村夢”。

感知新與舊的相依相偎

“作為作家，我們應該認識到，我們所面對的，是變革中的、內涵豐富且外延廣袤的新時代的鄉村世界。無論從人員的流動、經濟結構的轉型去分析，還是從觀念意識的變化、生活風尚的更新來觀察，一種新的鄉村，在我們過去的歷史和想象中從未有過的鄉村，正在這個時代形成和崛起。”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全國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這深合我心。《寶水》寫了村莊的一年，是個橫切面。橫切面意味著必然什么都有。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植物學的，等等，鄉村的復雜性必然攜帶著這些。在駐村采訪過程中，我確實能鮮明地感受到新時代背景下鄉村的多元力量：鄉建工作者、支教大學生、村里的第一書記等，這些力量通過各種方式作用到農村，使得鄉村之變成為一種非常鮮活的狀態，這種鮮活使得我無法簡單地褒貶或明快地判斷，這一切在不斷突破我固有的寫作經驗。我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在書房里架空想象是多么荒唐。

新固然是新的，但看到有媒體在采訪時用“呈現了一個全新的中國鄉村”來評價《寶水》，我只有敬謝不敏。小說里有新時代鄉村的新風尚和新特質，但這新也建立在舊的基礎上。在江南采風時我就發現一樁很有意思的事：那些富裕鄉村的宗祠都修得一家比一家好。宗祠的存在就是典型的舊，卻能和新完美融合，而新舊的彼此映襯也讓我覺得格外意味深長。我認為，寫鄉村一定要寫到舊的部分，那才是鄉村之所以為鄉村的根本所在。正如中國之所以被稱為鄉土中國，那一定是因為鄉土性如根一樣深扎在這片大地上。

新時代的鄉村固然有新，但舊也在，且新和舊是相依相偎、相輔相成的。新有新的可喜，也有焦慮和浮躁；舊有舊的陳腐，也有綿長和厚重。我不崇拜新，也不崇拜舊。我在其中不會二元對立式地去站隊。如果一定要站隊，我只站其中精華的、美好的部分，無論新舊。

于是就不給自己預設，只是去跑村和泡村，只是去沉浸式地傾聽、記錄、整理和選擇，然后保持誠實的寫作態度，遵從內心感受去表達。在這個過程中，腳力、眼力、腦力、筆力，缺一不可。我個人的體悟還應該加上一點聽力——像特工一樣潛伏在村里，“竊聽”人們藏在深處的微妙心事，這樣才有可能和他們同頻共振，同悲共喜。如此一來，時代這個原本很宏闊的詞，竟然讓我慢慢覺得具體可親。甚至可以說，它就在寶水這個既虛且實的小小村落里，正如滴水藏海。

（作者系北京作協副主席，魯迅文學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