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永祿（Pedro Sobral），來自葡萄牙的青年漢學研究者、翻譯者，北京大學葡萄牙語教師。

葡萄牙和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兩國也有了越來越多的交流。目前，中國已經有很多優秀的學者在研究葡萄牙歷史和文學，我很自豪地稱他們中的一些人為我的老師和榜樣。而對于葡萄牙來說，除了經濟交流，在文化和學術層面還需要更多專注并精通漢學研究的漢學家團隊，這樣才能讓葡語世界的公眾更好地接觸和理解中國。

澳門是一座和葡萄牙關聯深遠的中國城市，我和這里緣分頗深。我2016年第一次來中國，就是到了離澳門很近的珠海市，之后更是經常訪問澳門。在這里，我了解到盡管葡語漢學研究在中國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但這些知識和成果卻并沒有傳遞到葡萄牙。從那時起，我決定通過我最熱衷的兩項活動——教學和翻譯，為拉近中國和葡萄牙以及葡語國家的距離作貢獻。

作為葡萄牙漢學研究漫漫長路上的求索者，我一直希望可以將中國文化帶到葡萄牙。我完全同意荷蘭漢學家顧樸（Hans Kuijper）提出的“翻譯是漢學家的主要任務”這一觀點。我相信漢學家要想超越學術環境、真正為拉近不同文化之間的距離和促進相互理解作出貢獻，除了進行史料翻譯，也應關注其他的文本和體裁，尤其是文學作品。

雖然我還不敢自認是漢學家，但我愿通過翻譯這一途徑，打開葡萄牙人對中國的視野。以我發表的梁啟超《葡萄牙革命之原因及其未來》葡語譯文和相關研究為例，這篇文章一方面可以為1910年的葡萄牙革命提供來自東方的視角，另一方面也可以向葡萄牙介紹這位對現代中國非常重要、卻在葡萄牙漢學研究中仍然被忽視的思想家。因此，我看到這篇文章的第一眼，就覺得翻譯這篇文章很有必要。

我曾參加北京語言大學組織的《中國文化知識詞典》翻譯工作。我認為，工具書的翻譯可以使豐富深奧的中國文明中的概念和表達變得容易理解，是初學者了解中國的良好參考工具，而理解好這些傳統概念也對了解現代中國至關重要。

在我看來，要了解中國，不僅要讀經典，還要了解中國的近現代文學和文藝作品，這樣才能達到文化和文學研究在時空上的完整。文學是兩個不同國家和文明交流中的重要部分，翻譯者處于十分關鍵的位置。文學的翻譯與史料翻譯、文化傳播翻譯一樣具有挑戰性。

由于語言、文化和歷史的差異，中國文學作品需要在豐富的背景下，通過令人信服的解釋和恰當的文化轉換，配合以清晰的闡釋和表達，才能更好地被外國讀者欣賞。以錢鐘書為例，他的文學作品具有如此豐富的文化深度，即使是中國讀者也可能會錯過他的許多用典，更不用說外國讀者了。因此，翻譯這樣的作品，需要譯者兼具漢學家的知識和作家的天賦，這樣才能展現好全世界共有的文心（literary mind）。文學翻譯可以說是跨文化學的最高境界，作為一名青年漢學研究者和澳門大學中國文學專業的博士生，我渴望將來能夠有機會翻譯文學作品。

翻譯者通常被視為兩種文化之間的橋梁，一座可靠的橋梁不僅要使用高質量的材料，也必須跟上交通工具的發展。翻譯人員同樣應掌握各種傳達內容的方式，包括電影、紀錄片，甚至電子游戲等。因此我也非常高興能參加去年的“新漢學計劃”海外高級中文翻譯人才培養項目中國影視筆譯工作坊。這項活動讓我意識到，做好流行文化的翻譯，可以對更多人展示當今真實的中國。

如今漢學、中國學在葡語國家越來越受歡迎，學習漢語的人也越來越多。不過要讓葡語國家的人民熟悉中國、讓中國人民熟悉葡萄牙乃至其他葡語國家，不管在翻譯方面還是在學術研究方面，要做的工作還很多，要走的路也還很長。但我相信，中葡之間未來可期，這也是我對自己努力的方向——葡語漢學和中葡跨文化交流的期待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