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滿江紅》（怒發沖冠）詞為千古愛國絕唱，迄今仍然震撼著我們民族的心靈，滋養著我們民族的神魂，砥礪著我們民族的志節。我在《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第二版末篇《真偽不可不辨》中第三部分，介紹了對此詞的最新研究。但考慮到此書流傳不廣，所以借助《文史知識》的園地，再多說幾句，做一點史學普及工作。

對岳飛《滿江紅》詞的真偽的爭議，最初是在幾位著名的前輩學者中進行的，其中有余嘉錫和夏承燾先生，還有我的兩位老師張政烺和鄧廣銘先生，各持針鋒相對的論點。龔延明先生在《岳飛研究》第2輯《岳飛〈滿江紅〉詞討論綜述》中介紹了相關情況。夏承燾先生最初在《四庫提要辨證》中認為是明人偽作。此后，夏承燾先生在《浙江日報》1962年9月16日《岳飛〈滿江紅〉詞考辨》一文中，則判定此詞作者是明朝大將王越，“我認為，這詞若不是他作，也許是出于他的幕府文士”。后來，此文收入《月輪山詞集》時，改為“如果如我的猜想，這首詞的作者是參與這場斗爭（按：指對韃靼作戰）或對這場斗爭有強烈感受的人，可能會是王越一輩有文學修養的將帥（他們的身份正和岳飛相同），或者是邊防幕府里的文士”。龔延明先生未曾提及者，是張政烺先生。在《張政烺文史論集》的《岳飛“還我河山”拓本辨偽》一文中指出：“《滿江紅》詞從命意和風格看可能是桑悅的作品。”張政烺先生認為，此詞“像是一個失意文人落魄江湖的情調”。

在大學時代，我懷著好奇心，向鄧廣銘先生詢問《滿江紅》詞的真偽。鄧廣銘先生說，現在《滿江紅》就是岳飛，岳飛就是《滿江紅》。他曾向夏承燾先生勸說，何必寫辨偽的文字。他為此發表了兩篇文章，特別是《再論岳飛的〈滿江紅〉詞不是偽作》，還特意收入《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又編入最近出版的《鄧廣銘全集》中。依我的體會，鄧廣銘先生當年的談話，是強調《滿江紅》詞確是充分地體現和抒發了岳飛的愛國情懷。

人們可以對《滿江紅》詞提出一些疑點，但如要斷然判定為偽作，只怕拿不出充分的證據，這在鄧廣銘先生的文章中已作論證，在此就不必重復。在一次中央電視臺的講話中，我說非岳飛不能寫此詞，這實際上是來源于對鄧廣銘先生談話的體會。

但是，以上的爭論大致都是針對晚至明代才出現《滿江紅》詞，進行是真是偽的探討。如果在宋人的記載中確是沒有提到岳飛的《滿江紅》詞，也不能不說是個缺憾。幸好又因已故前輩學者王云海先生寄贈郭光先生的《岳飛集輯注》，使我拜讀到他的《岳飛的〈滿江紅〉是贗品嗎？》（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489頁），此文無疑是研究岳飛《滿江紅》詞的最重要的新進展。可惜此書流傳不廣，人們一般不知郭光先生的研究和論證，在此有必要做簡單介紹。南宋后期陳郁著《藏一話腴》，此書我也曾看過，使用的是《豫章叢書》本，并將有關文字編入岳飛孫岳珂的《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此書為岳飛的主要史料）中。但郭光先生則使用清沈雄《古今詞話》卷上和康熙《御選歷代詩馀》卷117中所引的《藏一話腴》文字，比之《豫章叢書》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

（武穆）又作《滿江紅》，忠憤可見。其不欲“等閑白了少年頭”，可以明其心事。

這當然為判明岳飛《滿江紅》詞的真偽，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證據。郭光先生所做的詳細考證，在此也不必重復，感興趣者可找來閱讀。此外，我所見清人潘永因《宋稗類鈔》卷3《忠義》也有如下一段文字：

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譖。”最工。武穆有《滿江紅》詞云：“怒發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仇恨（應為‘胡虜’，乃出自清人篡改）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宋稗類鈔》是輯錄宋代的各種筆記小說，分類編排而成書。此書卷3輯錄的四條岳飛記事全未標明史料出處。但依今存載籍參對，第一條是抄自《朝野遺記》，第二條是抄自《楓窗小牘》卷下，第三條即以上引文，第四條是抄自《說郛》卷18《坦齋筆衡》。今查南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3《謝昭雪表》的前一句與此段引文幾乎全同，惟有“最工”作“甚工”，開頭多一“岳”字，可知上引第三條大致可判定為《鶴林玉露》的另一版本。岳珂《鄂國金佗稡編、續編》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1234）。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乙編自序中所說的寫作年代是“淳祐辛亥”，即淳祐十一年（1251）。其成書年代與《藏一話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岳珂的《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成書后的新發現，故在《鄂國金佗稡編、續編》中不載此詞，就可以得到解釋。

鄧廣銘先生早已指出：“我認為，不能因為我們不曾見到，就斷言宋元人書中全未出現過這一作品。”他引用了宋人《賓退錄》中所載岳飛的絕句，而此詩未曾被《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所錄為證。《賓退錄》記載，岳飛在新淦縣青泥市蕭寺題詩說：“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讎。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作者趙與峕說：“今寺廢壁亡矣。其孫（按：指岳珂）類《家集》，惜未有告之者。”既然如今尚得以見到南宋后期有兩處記載，《滿江紅》詞確是岳飛所寫，便無可疑者。至于此詞中引用“賀蘭山”，自然只能作為古典文學的典故，誠如鄧廣銘先生在《辨岳飛〈滿江紅〉詞中的賀蘭山在磁州說》中所論證者，“全系泛指”，不須望文生義。

被編入《全元戲曲》卷11的《岳飛破虜東窗記》，據編者分析，其中有明人修改的痕跡。其第二出岳飛自唱道：“怒發沖冠，丹心貫日，仰天懷抱激烈。功成汗馬，枕戈眠月，殺金酋伏首，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言愁絕，待把山河重整，那時朝金闕。”此段文字明顯采自《滿江紅》詞，而加以改編。此后可能是在明朝成化時，姚茂良所撰《精忠記》傳奇的第二出也是同樣語言，只是將“愁”改為“怨”。由此可知，也不能說元代就必無岳飛《滿江紅》詞的記載，被編入戲曲，證明此詞在元代仍應有相當的流傳。

然而也許還有人對于在清人作品中轉引宋人著述表示懷疑，似有必要談一點個人的讀書經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對于明人，特別是明初尚能見到大量今人見不到的宋籍，是毫不懷疑的，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永樂大典》殘本。但也有一種錯誤印象，似乎清人所能見到的宋籍，今人就都能見到。但隨著一些研究工作的進行，此種錯誤印象必然得到糾正。清丁傳靖所輯錄的《宋人軼事匯編》自然是治宋史者不時翻閱的書，但按照史料原始性的原則，此書一般不能作史料引證，只能提供線索，再查宋人的原始記錄。我見到此書卷3引元代的李有《古杭雜記》，有一首諷刺宋高宗養鴿的小詩，不料查閱了今存《古杭雜記》的各種版本，竟皆無此詩，故最后在《荒淫無道宋高宗》一書定稿時，只能在第148頁注中標明引自《宋人軼事匯編》。由此可見，在明清載籍中轉引宋人著述，也應是擴大宋代史料搜索范圍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

但是，今人已不可能判定《滿江紅》詞的確切創作時間。我在所撰的《盡忠報國——岳飛新傳》和歷史小說《轉戰湖漢》中，將此詞系于紹興四年（1134）克復襄漢，榮升節度使之后。宋時節度使是軍人最重要的虛銜，可以比喻為如今榮獲元帥軍銜。岳飛決不是官迷，正如袁甫詩中引用南宋百姓的評價：“兒時曾住練江頭，長老頻頻說岳侯：手握天戈能決勝，心輕人爵祇尋幽。”此詩見《蒙齋集》卷20《岳忠武祠》（其二）。這位常勝將軍決不會因榮升而沾沾自喜，相反，榮升只能使他更加強烈地關注山河一統的大業，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肩負的重任，今后修遠而漫長的征程。“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用以反映他此時的心態，也許是最為恰當的。這是我系于此時的一點臆測，在現代史學研究中，只怕還是允許的。

岳飛另一闋《小重山》詞，從詞意判斷，我在《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第981頁注中認為：“此詞當寫于紹興八、九、十或十一年秋，反映岳飛反對降金乞和，有志莫伸之苦悶。”我在所撰的岳飛傳記和歷史小說《忠貫天日》中，則系于紹興十一年（1141）被捕入獄之前，雖然不可能有十分確切的依據，但大致也是允當的。

當然，從另一方面看，至今流傳的岳飛詩文和墨跡也確有偽作，如所謂《送紫巖張先生北伐》詩等。當時根本沒有文臣張浚北伐、而有勞武將岳飛相送之史實。岳飛稱張浚，也只能稱張相、張相公或張都督之類，不可能稱紫巖先生。如偽造的岳飛書《前后出師表》，另有“還我河山”題字，已經傳布甚廣，其字跡都不是岳珂說祖父所習用的蘇東坡體。另從時間上考證，岳飛書所謂《前后出師表》時，也根本不在南陽；而《前后出師表》中居然不避宋欽宗趙桓的“桓”字御諱，這在宋朝臣子，是絕不可能的，故斷定為偽作無疑。特別是我的老師張政烺先生在《岳飛“還我河山”拓本辨偽》一文中作了令人叫絕的考證，說明“還我河山”四字實出民國八年（1919）的童世亨《中國形勢一覽圖》增修十四版，其偽托固然是出于愛國激情，而傳世的偽托岳飛之作當然不能不辨。

（原刊于《文史知識》2007年第1期，轉載于“文史知識”微信公眾號2022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