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丁卯年”那些事兒，96年前民國文人的新年新生活

2023年將迎來中國農歷癸卯兔年。96年前的1927年，農歷“丁卯年”也是一個“兔年”。在這一年的年初，辭舊迎新之際，民國的文人們都是如何度過的呢？

“蔡孑民先生最近之攝影”，原載1926年《國聞雜志》，第三卷第六期。

蔡元培 重申“有飯大家吃”

據著名教育家許德珩的憶述，胡適曾開玩笑地說過：“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比弧巴米印保粗竿瑢偻玫牟淘?、陳獨秀和胡適自己。

遙思“五四”運動之后，身處時代風潮中心的“三只兔子”重新開啟了不同的人生軌跡?！袄贤米印辈淘鄳嵍o職，“中兔子”陳獨秀轉戰上海，“小兔子”胡適則只談學問，已然是各行其事，各奔前程。

八年之后，時至1927年，這個“丁卯年”的到來，三個“兔子”又各自迎來了自己的“本命年”。尤其是“老兔子”蔡元培，這一年，這位開風氣之先，頗為社會各界推重的北大老校長，進入花甲之年，也得以從繁冗校務中抽身而出，投身到更廣闊的公共事業中去。

1927年元旦，上?！睹駠請蟆窞閼c祝新年，特意印行了一份“元旦增刊”?？镱^版頭條，即是蔡元培所撰的頗有些“社論”性質的文章，題為《有飯大家吃，有工大家作》。

原本，“有飯大家吃”這句話，是曾經的北洋政府總統黎元洪說的，本意是強調軍閥與政客之間的合作。這里的“大家”，并不是舉國民眾，而只是既得利益者群體間的稱謂。1927年正值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之際，蔡元培將這么一句“有飯大家吃”的俗語，在新形勢下拈提了出來，并且重新定義與解說，特別指出這個“大家”，應包括全國的同胞，應指舉國民眾，而非單指軍閥與政客群體。

“有飯大家吃”的前提，自然是“有工大家做”，意即大家有工作，當然就有飯吃。這個道理，十分簡單，普通市民大眾都能理解，也都認同。蔡元培之所以寫了大段文字，來表述這個十分簡單的道理，無非是想引申出這樣一系列問題：

“至于一國之中，怎樣能使各種工作，適應需要；不使一部分過剩而一部分不足？怎樣使害人的工作一切消滅，而集中于有益的工作？每一個人怎樣能使強制的工作與自由的工作，互相調劑？”

這一系列問題，看似有些宏觀與抽象，實際上就是當時階級壓迫非常嚴重，社會分工顯失公平，民生民權遭受踐踏所帶來的必然后果。可能也是考慮到普通讀者不一定能搞得明白這些問題所反映的社會本質，蔡元培隨之在文末直接予以解說：

“現在有一班軍閥，率領了無恥的政客，投機的商人，驅遣那些無知識的流氓專作害人的工作，以求達到‘他人作工我吃飯’的主義，這就是不能不革命的緣故?！?/p>

蔡元培的觀點很明確，就是要通過軍事上的“北伐”，打倒割據禍國的軍閥；要通過一系列“革命”，整治弄權誤國的政客，以期實現舉國民眾都有飯吃，皆有工作的基本主張，進而再去實現從安居樂業走向國富民強的治國理想。當然，理想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即便要實現“有飯大家吃，有工大家作”的基本局面，后邊也還有很長的一段歷史路徑要去摸索與奮斗。不可否認，蔡氏本人生前也并沒有看到這一治國基本主張的實現，這不僅是其個人人生歷程上的遺憾，也是其人所處時代與歷史本身的局限。

1927年1月2日，在廈門南普陀墳地間，魯迅、林語堂與泱泱文藝社青年合影。

魯迅《墳》，北新書局1933年4月第四版。

“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魯迅題贈章廷謙（矛塵）。

魯迅 “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

且說蔡元培為《民國日報》撰發了元旦專文之后不久，1927年1月7日，蔡氏即從上海乘船赴廈門考察，在新年之際，開啟了到福建沿海一帶的講學訪友之旅。

幾乎與此同時，與蔡元培有著亦師亦友深厚交誼的魯迅，先前因對北京當局不滿，奔赴廈門大學任教不過三四個月，復又對校外流言蜚語與校內人事紛爭深感厭惡，再度辭職，擬赴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也就是在蔡氏赴廈考察之際，去意已決的魯迅，正在著手準備離開廈門，為自己的人生重新開辟一片嶄新天地了。

1927年開年的這半個月時間里，魯迅在離開廈門前又有著怎樣的生活呢？

據《魯迅日記》可知，除了相當頻繁地與友人聚會，收寄友人信件之外，一切與平常生活無異，只不過聚會時多了些“餞別”的意味。其中，1月2日的日記里，明確提到“照相”，想來應當是與諸多前來話別的友人們的一次合影。當天，魯迅還寫信給許廣平說：

“今天照了一個照相，是在草木叢中，坐在一個洋灰的墳的祭桌上?！?/p>

新年之際，竟然坐在一座墳頭前的祭桌上照相，會不會犯了忌諱，更不合時宜？八天后，1月10日的日記里，魯迅又提到當天上午“寄照象二張至京寓”，看來這張合影還曾寄至魯迅在北京的寓所，足見其欣賞珍愛之意。

在魯迅逝世約七個月之前，1936年3月21日，曾為廈門大學文學社團“泱泱文藝社”社員，當時已赴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留學深造的俞念遠（又名俞荻），寫了一篇《我所記得的魯迅先生》，披露了這一事跡的大致情況。文中這樣寫道：

“我記得在我們泱泱文藝社幾個年青的朋友，和林語堂先生歡送魯迅先生赴廣東中大，在南普陀攝影的時候；他自己獨自在那些墳墓上拍過一個相片。他自己說：‘這張照片要寄上海去，趕印在那本《墳》上的；以表示那是要不得埋葬了的墳了！’”

這里提到的魯迅作品集《墳》，是選取作者1907年至1925年的作品匯輯而成的。僅據筆者翻檢查證，魯迅生前印行的四個版本的《墳》里，都并沒有看到書中附印有當年在廈門墳地里所拍攝的照片。

好在俞氏此文寫成三個月之后，即1936年6月1日，由武漢《西北風》半月刊（第三期）發表時，由俞氏本人提供了一張當年的“合影”，也一并隨文發表了出來。至此，關于魯迅在1927年新年第二天，在廈門墳地里照相的事跡，方才圖文并茂地呈現在了世人面前。

當年的攝影地點，確實位于一塊高低錯落、布滿墳頭的坡地之間；“泱泱文藝社幾個年青的朋友”或席地而坐，或盤腿趺坐，或蹺著二郎腿，或徑直趴在草地上，神形情態皆輕松自若。那居于照片中央位置的，則是一襲長衫，隨意坐于墳地間，右臂還盤擱在一塊墓碑之上的魯迅。其人正前方，則是一身西裝革履，側身斜倚于墳地間，身側還擱著一支“文明棍”手杖，紳士派頭十足的林語堂。照片上部中央空白處，寫有“留別魯迅先生撮影紀念，一九二七，一，于廈門南普陀”字樣。

初次看到這張“合影”者，恐怕都不得不驚詫莫名一番。當年那些意氣風發、神采飛揚的中青年學者或作家，竟然就這樣堂而皇之地踞于無名墳地之間，仿佛將這本有著諸多民間忌諱的地界，徑直做了新年文學沙龍的場地。

關于這張合影，俞氏在初次撰文憶述二十年后，復又重新修訂舊稿，以《回憶魯迅先生在廈門大學》為題，于1956年10月發表在了《文藝月報》，其中又有這樣的記述：

“魯迅先生看到那種墳墓感到很有興趣，因為他在不久之前，編了一本雜文集，叫做《墳》，所以他要單獨在墳邊照個相。我們全體拍了照之后，我就扶著他，走到那高低不平的龍舌蘭叢生的墳的祭桌上，他就在那兒照了一個相。他對我們說，這張照片將寄到上海，趕印到那本《墳》上去。因為《墳》里的文章，有幾篇是用古文寫的。這張照片就算表示那集子里幾篇雜文，是被埋葬了的墳?！?/p>

至于說魯迅曾擬將在墳地中的單人照，用作自選集《墳》的插圖，但可能因故沒有在是書初版時“趕印”出來；后來三次再版重印是書，也還是未見將這張照片附印，究系何種原因，至今還無從確考。

俞氏時隔二十年的這兩次憶述，兩次提到魯迅的那張單人照，因為照片本身遲遲沒有現身于世，也令后世讀者亟欲一睹真容的興致倍增。其實，若在1949年10月新中國剛剛建立之際，當年有機會去參觀一下在北京圖書館舉辦的“魯迅先生作品展覽會”的讀者，就會驚喜地發現這張照片，就曾現身于展覽會上。如今，這張彌足珍貴的照片，已為北京魯迅博物館藏品。魯迅當年將其贈與作家章廷謙（字矛塵），并題上了“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

僅就筆者所見，魯迅在廈門墳地間的單人照，除了如今珍藏于北京魯迅博物館中，魯迅簽贈章氏的這一張之外，應當還存在另一個“版本”。

據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選，由人民美術出版社于1971年11月印制的《魯迅》圖片集中，就有一枚印有標示為“魯迅1926年秋攝于廈門”的照片影印件，經與魯迅簽贈章氏的那張單人照的圖像比對，應為同一地點同一時間拍攝，但無論是拍攝的取景角度，還是魯迅本人的身姿，二者又都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差異。或也正因如此，書籍編選者在標示拍攝時間上產生了誤判。

無論如何，考索至此，魯迅在1927年新年來臨之際，卻偏偏要在廈門墳地里照相的事跡之來龍去脈，終于全部浮出了歷史長河的幽深水面。那個時代學者迎接新年度、開啟新生活的方式，真真是思想上的特立獨行，更兼言行上的標新立異，稱得上是對舊時代去意已決，對新時代滿懷期待，因之一切自發之創新，皆為徹徹底底的辭舊迎新。

《民國日報》元旦增刊頭版（局部），1927年1月1日。

《胡適之是小兔子》，原載上?！读蟆罚?949年3月19日。

胡適 漂洋過海的“本命年”

1927年，著名學者胡適也迎來了自己36歲的“本命年”，但這年的公歷元旦與農歷春節，胡適都是在海外度過的，真真是一個漂洋過海的“本命年”。

事實上，自1926年7月17日，因應邀出席英國庚款咨詢委員會會議，胡適離開北京，趕赴倫敦，已開始了漫長的海外“跨年”之旅。期間又因李大釗的建議，繞道蘇聯，于7月末在莫斯科進行了為期三天的考察，8月4日抵倫敦。四個月之后，12月31日夜，胡適登輪赴美，此行乃是為完成其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后手續。

當時，關于胡適早年歸國赴北大任教時未獲博士學位的傳聞，坊間流傳已久，因這一傳聞對胡適有所譏彈乃至發動抨擊者，大有人在。因此，1927年胡適開年即開啟的，跨洋萬里而去的“學位之旅”，注定是一次終結坊間舊聞，同時也不乏海外新聞的意義非凡的旅程。

從1927年1月12日抵達紐約始，2月4日，胡適赴哥倫比亞大學作講演，并正式取得博士學位。兩個月之后，4月12日，胡適從西雅圖登輪，啟程歸國。據不完全統計，胡適于1927年赴美所做講演的次數，比之此前不久（1926年）在英國所做的十次講演之數，不相上下，甚至可能還略多。簡言之，胡適的1927年美國之旅，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僅僅是一次“學位之旅”，而是逐漸衍變為了“講學之旅”。多次的海外講演，生動且充分地表露出了胡適這一時期的個人觀念及思想動向，頗值得后世讀者與研究者有所關注。

在這些海外講演中，有一場以中文宣講“中國的文藝復興”必將到來的講演，尤為引人注目。時為1927年4月3日，胡適在美國舊金山對眾多華僑做了一場題為《新文化運動的過去及將來》的講演。為之現場記錄并整理刊發者為孟壽椿，早年就讀于北大，也算是胡適的學生。

面對海外華僑群體, 胡適此次講演開場即語：“僑胞諸君！我因不會說廣東話，不能直接與諸君講話，抱歉得很！”據此推想，現場或許還有兼通國語與粵語的“雙語助理”，當場進行一些同步“翻譯”工作。

此次講演主題仍是“新文化”運動。胡適言簡意賅地歸結道，“新文化運動，也就是革命運動，可分做四步來說”；而這“四步”及其遞進關系，可以簡要地表示為：文學革命→思想革命→社會革命→政治革命?！案锩边\動的發展，就可以分為這四個步驟來進行，也可將之視作四個階段來實施；且這“四步”之間彼此聯系，彼此遞進。

這一論調承襲著胡適十年來的一貫立場與思路，并沒有什么更標新立異的驚世駭俗之論，不過，接下來胡適話鋒一轉，將“俄國大革命”與“辛亥革命”相比較，乃至將這一比較結論遞延至歐洲的“文藝復興”，進而提出“我們要想改造中國，也需要一個‘中國的文藝復興’”，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張，應當還是在場的美國華僑群體首次聽聞。事實上，僅就目前已知的史料文獻來考察，此次講演也極可能是胡適個人首次以中文公開講解“中國的文藝復興”這一概念。

胡適早在1923年即撰成“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一文,這可以視作其個人正式提出“中國的文藝復興”這一概念之始。時至1926年赴英國公干期間，胡適又于當年11月18日、12月2日，分別在愛爾蘭都伯林大學與倫敦伯德福女子學院講演時，再次提及“中國的文藝復興”這一概念。同年12月，胡適所撰“The Renaissance of China”一文，即《中國的文藝復興》一文的英文版，又發表在了《皇家國際學會雜志》之上，算是正式向西方學術界表達了個人的這一創想。

由此可見，“中國的文藝復興”這一概念，起初主要是針對英美及西方讀者提出來的，無論撰發文章還是公開講演，胡適皆曾以英文為之。這一概念的提出，胡適個人的意向，應當是旨在向西方世界宣揚中國文化、文藝、文明的革命與復興歷程，為西方讀者大致了解中國文化歷史與正在進行的“新文化”運動，以及這一運動所預期的遠景目標——“中國的文藝復興”，構建一個東西方文化觀念上可以互為參照、便于彼此理解交流的互動式概念。但胡適個人首次以中文公開講解“中國的文藝復興”這一概念，竟然不是面向中國國內聽眾與讀者，而是面向美國華僑的。究其原因，這一方面固然可以歸因于歷史的機緣巧合，或者胡適個人的興之所致；另一方面，亦可視作胡適對“中國的文藝復興”這一概念愈加重視，有意要開始向國人講解與宣傳了。

謝俠遜《象棋譜大全（初集）》，中華書局1927年4月初版。

謝俠遜 “棋王”的新書預告

1927年元旦的上海，同樣是面向都市大眾讀者的“主流媒體”之一《時事新報》的論調，就與《民國日報》上蔡元培等所熱切呼吁的革命論調截然不同。這份報紙依舊用自己的方式營造著一年一度新年來臨的特別氛圍，仍舊保持著上海市民群體所喜好的那種既銳利又精明，同時捎帶著詼諧雅謔，頗富生活情趣的一貫做派。

譬如，該報一直連載的“象局集錦”欄目，依然持續推出，真真又是另一番“有棋大家下”“好玩大家玩”的喜樂格調了。這個欄目，實際上就類似于如今還能在有些城鎮的街頭巷尾看到的那種“象棋殘局”游戲；只不過，這是明明白白印在報紙上的棋局，由知名棋手擬局，還有棋界前輩講解，都清清楚楚地印在固定版面上，專門教導讀者絕妙高明的招數，去破解“殘局”并最終取勝。在近百年前的中國都市里，在業余娛樂活動遠遠不及如今豐富的那個時代，這樣的欄目應當受到了普通市民讀者圈層的喜愛與追捧，否則也不會從上世紀20年代初開始，該報即一直操辦這一欄目，即便到了新年元旦之際，也不斷檔。

不僅如此，這一欄目的著名主持人、當年有著“棋王”之譽的浙江平陽人謝俠遜，在當天的欄目版面里，還給諸位新老棋迷棋友帶來了新年新動向。原來，該報一直開辦的“象局集錦”欄目的所有內容，更兼謝氏為之傾心講解的所有經驗之談，都已經匯輯成了一套《象棋譜大全（初集）》（共四卷），即將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了。為此，謝氏鄭重向“海內外象棋諸同人”發出了一通公開信，通告了因中華書局“極力推銷”，“添印甚多”，“勢不得不展緩時日”，“改陰歷二月內如期出書”的最新消息。也即是說，原先以定向“預約”方式預售的，原本僅限該報讀者范圍內部發售的一套“象局集錦”欄目內容匯總性質的叢書，因為實力雄厚的知名品牌出版社中華書局的積極參與和強力介入，使得該書印行數量與銷售范圍得以空前擴大，故而只能延期至新年陰歷二月內才正式出版發行了。

謝俠遜等原先預計在新年來臨之際（或農歷春節期間），即可為廣大棋迷棋友呈獻上一套《象棋譜大全（初集）》，權作一份特殊的新年“大禮包”，也算是新年期間的一個小樂子。如今因營銷效果頗佳，讀者需求踴躍，印量隨之猛增，無法按預計時間正式出版。雖然是書要稍稍延后一兩個月印出，可謝氏的公開信里對因加印而延期表示出了一份特別的樂觀之意，信中這樣說道：

“銷數特別加多，則吾國研究有人，不致再落人后，且于萬國國際上，亦足以吐氣揚眉，一洗東亞病夫之惡名，務乞海內外諸同志曲體此意，奮力圖之?！?/p>

顯然，謝氏認定因銷量增多而加印進而延期出版，雖然令一部分巴望著新年之際能拿到新書的預約訂戶不免有些掃興，可長遠來看，總體來看，確實是一件可以抱有樂觀態度的大好事。此舉能讓更多的國人喜歡象棋，會下棋且能下好棋，將來還能在國際比賽上為國爭光，當然是一件造福于民的大好事。為此，謝氏那興沖沖、美滋滋的勁頭兒，在公開信里是毫不掩飾、溢于言表的，相信廣大棋迷受其感染，也能因之捎帶著領受了一份別樣的新年喜慶勁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