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時分我走出隔離酒店，月亮還高掛著，天空慢慢泛出藍色的光，希望在夜和晝之間仿佛重新誕生。一股莫名的感激涌上心頭，父親還健在，我很快可以見到他。

一進家門，我留心到餐桌上堆滿了打開的相冊，走近看，大多是父母在各地海濱、河邊、湖畔或者游泳池拍的。他們曾每天早上一起游泳，幾十年如一日。二○二○年年底我離開上海前陪他們去了泳池，那天母親下水沒一會兒就累了，說想先上去。父親哄著她多游一個來回，我還表揚了她，當時我們還不知道她已經病魔纏身。一個月后，母親被兩個救生員從池里拽上了岸，那是她最后一次游泳……

保姆說，你爸最近一直在看相片。

我望向父母的臥室，門關著。母親離開九個月了，我仍然恍惚，好像她隨時會從里面走出來。

母親被確診為淋巴癌之前，父親已經知道兇多吉少了。那時快過年了，我以為他是想過了年再帶她去檢查。我朋友雪萊去看他們后，給我發信說，你爸爸不舍得送你媽媽去醫院，他說他看得多了，這樣送進去就出不來了。

父親還是在年前把母親送進了醫院，我趕回上海時，他自己也因心臟病復發住進了同層的另一間病房。哥哥比我早五天到滬，他隔離完到醫院才知道那里有了新的規定，從國外回來的人要二十八天后才能進病房探訪親人。他提議讓母親坐上輪椅推到院子里見一面，但是母親那天坐不起來。第二天哥哥求了一個熟人，帶他坐貨梯上樓溜進了病房。

視頻里母親在呻吟、叫喊，她是個有忍耐精神的人，現在的疼痛一定是超過了她的極限。父親只能沉默、無奈地坐在一旁，愛莫能助，束手無策。

我們有一個在澳大利亞的朋友，她是我表妹的大學同學，曾在平江路的家里住過一陣，我們都叫她小于。小于出國前是醫院麻醉科的醫生，她建議母親用一個叫Propofol（異丙酚）的麻醉藥，讓她減輕痛苦，得以睡眠，第二天可以有力氣進食和承擔進一步的治療。但是母親的醫生說，醫院從來沒有這樣用過麻醉藥，無法承擔這個風險（當年邁克爾·杰克遜就是打了過量的Propofol后死掉的）。

我給父親打電話，能聽到母親在一旁發出痛苦的聲音，我怕他耳背聽不清，大聲問，你能不能請醫生給媽媽打麻醉藥？他也大聲回，不行的，你們是要她安樂死嗎？說著就把電話掛了。我叫哥哥去醫院，無論如何也要說服父親。他說，我現在進不去啊。我說，要是我，就寧愿壓一個枕頭在媽媽頭上，我寧愿她死。說著我就忍不住哭了，這些天憋在肚子里的眼淚全涌了出來。哥哥聽我一哭，也哭了起來。我們兩個人就那么無助無望地在電話兩頭哭。

第二天我又給父親打電話，他說，你跟媽媽說說話吧。我叫了聲媽媽她就哭了，輕輕喊妹妹啊，妹妹啊，說不出別的來。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復，媽媽你受苦了，我馬上就來看你了。過一會兒，父親接過電話，用沙啞的聲音說，媽媽累了，明天再說吧。我突然心痛、內疚，他每天陪在母親身邊，看到她受折磨也一定是心力交悴，我們憑什么在遠處責怪他。

我第一次跟哥哥去醫院看望母親，父親的助理讓我們在電梯對面一間空的緩沖病房，等待父母從他們各自的病房過來跟我們聚會。

母親被護工在輪椅上推過來，她低垂著頭，緊閉著眼睛，瘦得形同骷髏。我胸口抽緊——有些事我們永遠無法有足夠的準備。她用盡全身力氣緊緊抓住輪椅的手把，好像在懸崖峭壁，松開了就會一落千丈。我蹲下輕輕喚媽媽媽媽，她睜開眼看見我，就委屈地叫，妹妹啊，妹妹啊。我抱住她的頭，她努力睜眼，好像有千言萬語卻沒有力氣說。我問她，媽媽要喝口水嗎？她說要。我請護工端來溫水和吸管，但是她吸了兩口就吸不動了。我和哥哥一邊一個，撫摸她緊抓著輪椅的手，她慢慢地放松了一些。

在從醫院回家的車上，我悵然地望著窗外，梧桐樹嫩綠的新葉在陽光里像寶石那樣閃爍，一株紅色的冬梅、一棵白色的白玉蘭偶爾劃過。路人們提著袋子進出商店，握著手機、香煙坐在樹蔭下，外賣小哥們在人群縫隙中穿梭……那是個再普通不過的日子。我腦子里出現了一首歌：為什么太陽依然照耀，為什么海浪拍打巖岸，難道它們不知道這是世界的末日？

父親趿著拖鞋的腳步聲讓我回頭，他的腳步踉蹌，眼神疲乏，比半年前我離開的時候更老了。我叫爸爸，他應了一聲就沒有其他話說了。我指著一張相片問，你們在哪里拍的？他認真看著我的嘴形，然后說，這是丹麥海邊的美人魚銅像。這之前我并不知道父母一起去過丹麥。

其實我更想說的是：我一直都在牽掛你，你還好嗎？一個人過習慣些了嗎？我經常夢見媽媽，你夢見過她嗎？你怎么挨過孤獨的日子？但這不是我們之間可能發生的對話。父女一輩子，我們從未用語言交流過感情。除了母親，父親不對任何人打開心扉。我只見過他一瞬間易受傷害的樣子，那是在母親化療了一個月以后。

那天母親躺在硬邦邦的CT桌上向我和哥哥大聲叫喊，我吃不消了，我真的吃不消了，你們快來救救我！醫生隨手拿了一件保護背心讓我穿上，卻沒有找到第二件可以給哥哥。我們就這樣犯規進了CT間，一面一個拉住母親的手，在她耳邊輕輕重復，馬上就好了，馬上就好了。父親跟醫生在隔壁的房間研究母親的CT結果。父親看過無數例類似的病人，這回輪到了他的愛人。從CT上看，母親的腫瘤沒有太大的改觀。

回病房后，我把CT結果告訴了二姨和小姨。小姨發信說：“根據你媽的情況，舒服地走比活著受煎熬好。你爸硬拉著她，太自私了，勸勸他吧。”她建議我直接問母親是否想走，我卻無論如何也不敢問。母親睡著后我回信給小姨，“她沒有跟我說不想活。如果媽媽給我明確指示她想走的話，我會義不容辭地去完成。她雖然呻吟叫喊，但是沒有說她想走。”小姨說，“據說人到了那一步都有求生欲，那就要說服她進食。”

二姨也發信給我，“我姐這么痛苦太可憐了。”我回，“父親就是無法讓她走，要不惜代價讓她活下來。他說，叫你們回來就是來跟她道個別。意思是別的不要管。”二姨說，“他說道個別也就是你母親沒救了，那讓她安靜一些把她想干的事干完，不要再活受罪，你爸也回家，合家團圓地走到終點是對她唯一的愛護。強拉著她受非凡的苦，那是殘害她，不人道啊。”

有些話太難啟齒，我怕自己說不清楚，就給父親寫了一封信：“通過這段時間對媽媽的觀察，她只要是醒著的時候都是非常難受的。有時稍微好些，有時很難挨。今天我和哥哥在她身邊一個半小時，她坐了一會兒想躺下，躺了一會兒說還是坐起來吧，坐起來后還是不解決問題，找不到一個舒服的姿勢。為了抵抗身體上承受的折磨，媽媽躺著的時候雙手總是緊攥著床邊的欄桿。我跟她說如果是痛，醫生可以給鎮痛的藥。她說沒有用的，我不是痛，是難過。媽媽的感覺和表達都是清晰的。護工和保姆當著她的面議論，說她整天吵，橫不得豎不得，說她大便在身上……好像她是個無理取鬧的小孩，是個白癡。媽媽自尊心很重，很驕傲，忍無可忍了才這樣的。在她這個歲數，在目前皮包骨頭、生命力日益下降的情況下，這樣的煎熬是否值得？為她換來的是什么？更長久的煎熬嗎？”

我鄭重其事地把信交給父親，他讀完后什么也沒有說，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還給我。我不罷休，鼓起勇氣跟他說，媽媽太苦了，不要治療了。父親不看我，也不做聲。我說，我們接她回家吧，能不能找到足夠的嗎啡？我們陪著她，給她打針讓她走。父親還是不看我，停頓了片刻后他說，哪里去找那么大的劑量？今天我去陪她，讓她多吃點，她說想跟我一道回家……說到這里父親哽咽了，眼睛紅了，淚水在眼眶里涌動，但是他沒有讓它流下來。他說，你們回家吧。那一刻，父親犀牛般的盔甲破裂了，暴露了他跳動的心臟。

我每天上午去病房陪著母親煎熬，夜里神志恍惚地幻想如何去解救她。一天吃早飯的時候我跟哥哥說，我還有二十八片安眠藥，今天帶去醫院，看看有什么機會喂給媽媽。哥哥說，那怎么可以？你又不知道吃了安眠藥以后會發生什么情況，說不定她更難受，再說被人發現了你要坐牢的。

母親的病床靠窗，朝南，病友的床靠門，拉上了白簾子。溫暖的陽光從窗口照進來，把我的影子投在墻上。我湊到母親耳邊問，媽媽，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嗎？媽媽，你有任何愿望我都會拼命為你實現的。她說，你跟我一起禱告，要記得禱告。

記得大概在七八年前，母親坐在臥房的小書桌前發呆，一本打開的書上畫滿了線，她的健忘癥已經發展到無法享受閱讀了。我走過去摸摸她的肩膀，她轉頭說，活著很沒勁，沒什么可開心的事。不記得我說了什么，也許什么都沒說出來。她接著輕描淡寫地說，我不會自殺，因為我不能這樣對待你爸爸。

還有一次，我在屋里找不到她，覺得奇怪，因為母親除了跟父親去游泳一般不會出門的。一股風吹到我的臉上，窗簾飄起來，我這才發現陽臺的門敞開著，她靠在陽臺的欄桿上，稀疏的頭發被風吹得很亂。我走過去叫她，她的眼神從很遠的地方收回來。幾十年前剛搬進這個公寓的時候，她說喜歡這個陽臺，但是讓我們千萬不要用力靠在欄桿上，萬一是豆腐渣工程，掉下去就沒命了。我直覺到母親在思量生死，輕輕把她拉回屋里，說，我想聽你彈鋼琴。

母親自始至終沒有提出要提前結束這場磨難，那是求生的本能嗎？還是愛？

父親打開錢包，問，你需要人民幣嗎？我看到里面多了一張母親年輕時的照片，那是他按照錢包的尺寸印出來的。這是他自己在家里打印的嗎？還是去外面專業的地方印出來的？我也有一張同樣的，那張是父親自己放大后染了色的。照片里母親大概二十出頭，我從沒見過另一個女人有如此天然和寧靜的美麗，有如此深邃和神秘的眼神。母親走后我配了鏡框，放在了換衣間的櫥柜上，每天可以看到。

有時在完全莫名的情形下——或許半夜三更驚醒過來，或許大白天在微波爐前熱午飯，或許傍晚在淋浴時哼歌——我眼前會出現母親骨瘦如柴的身體，被靜脈針扎得一片片青紫。我想，父親選了這張照片不是為了記住，而是為了忘掉——他想用母親最美好的樣子去沖淡她被病魔摧殘的記憶。

化療期間母親經常拔掉點滴管，胳膊手背上的靜脈血管全都無法再用了，必須把點滴裝置埋在皮下，從頸動脈輸液。這個小手術平時只需局部麻醉，但是因為母親在清醒的情況下不會配合手術，所以必須用全麻。父親擔心全麻的風險，跟醫生說，我可以在手術室里按住她。但醫生說，你一個人不可能按住她的頭和雙肩，她掙扎時帶來的風險會高過全麻。

我不信教，對自己和宗教都抱有同樣懷疑的態度。但是母親病重的那十個月，我每晚在黑暗中禱告，求上帝保佑她。回想起來，那些時刻我并不“虔誠”，有時會在心里大喊：你到底要她怎么樣？你為什么這樣折磨她？你為什么不阻止我爸爸？

一天，哥哥和我跟往日一樣到醫院探望父母。母親突然精神了許多，她吃了半個我們帶去的蘋果，還跟著哥哥手機里的音樂唱了《田納西華爾茲》。父親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他堅持治療的信念和承受力終于點亮了希望的火苗——也許母親的病能得到治愈。從那天開始，她奇跡般地好轉起來。

我生日那天，正在重慶拍攝《忠犬八公》，父親打電話給我，好像完全不記得生日的事。他說，媽媽想跟你講講話，我要去樓下辦公室給病人會診。

母親問，妹妹你在哪里？我說，我在重慶拍戲，你記得重慶嗎？你記得在歌樂山的事嗎？她說，在歌樂山的時候最開心了。她無法更具體地表述，我便提醒她，記得姚牧師嗎？她說，姚牧師最好了，教我唱好多歌。我又問，圣光中學里面有教堂嗎？她愣了一會兒后說，我們只要有幾個人湊在一起就是教堂了。母親失憶以后，經常用各種巧妙的方式來掩蓋自己頭腦的空白。我不知道她的回答是在搪塞我，還是她在頭腦里看到了那片霧蒙蒙的竹林，聽到了回蕩在山谷的祈禱和歌聲？我不禁感動，這是一個多美好的回答。

我跟母親說了再見，還沒來得及關機就聽到她在那頭自言自語。原來她不懂怎么關父親的手機，不知道還跟我連著線。母親發出各種困惑的呻吟，好像不知道她接下來將面對什么，該干什么。然后，她開始急促地禱告。待她停下片刻，我輕輕叫了聲媽媽。她慌忙地問，妹妹？你在哪里？我說，在重慶拍戲，在跟你通電話，我們一起禱告吧。我按照她曾經教我的禱文說：親愛的主，感謝你所給予我們的一切，求你饒恕我們的罪過，指引我們的言行，聽我們的祈禱。求你賜給我們平安、健康、力量、智慧和勇氣，與我們同在，求你保佑媽媽……母親馬上添了一句：親愛的主，我把妹妹交給你，求你保佑她家庭美滿事業成功，求你指引她，做你的好孩子，不做你不喜歡的事。那天我六十歲，卻還是個孩子——母親的，上帝的。那是我所有生日中最難忘的禮物。

從重慶回來后，我每天上午陪母親在病房里唱歌，父親也在一旁聽著，有時眼光變得遙遠。記憶里那些母親擺脫了苦難的日子，屋里總是充滿了陽光。窗戶很大，太陽照在她的臉上，她專注的歌聲充滿了少女的渴望：小鳥在歌唱，野花在開放，陽光下面湖水已入夢鄉，雖然春天能使憂愁的心歡暢，破碎的心靈再也見不到春光。我走山路，你走平原，我要比你先到蘇格蘭。但我和我愛人永不能再相見，在那最美麗的羅夢湖岸上……她走后我才知道那是一首蘇格蘭民謠，叫《羅夢湖》。

有一天，母親在唱《在那遙遠的地方》，唱到“我愿她拿著細細的皮鞭，不斷輕輕打在我身上”的時候，她突然說，這句倒是蠻性感的。我驚訝不已，如果沒有音樂伴隨著這詞，她絕對沒有能力產生這樣的聯想。我再一次被音樂的神秘所迷惑，我猜它始于人腦最原始的中樞，是先于語言的東西？音樂通過母親腦中已經病變的邊緣通路穿刺到她已經萎縮了的海馬體、杏仁核，剎那間的感官記憶，像一次短路的火花，照亮她黯淡的意識，那個時刻她感受到了喜悅。

母親總是早上四點就起來去父親病房找他，搞得他不夠睡，很疲勞。我跟她說，你早上千萬不要那么早就去找爸爸，他休息不好身體會垮的。她很慚愧地答應，明天讓他睡飽，但是到第二天就忘記了，又一大早去找他。有時候，母親還會當著醫生護士的面跟父親發脾氣。他自己也是個脾氣很大的人，但這種時候只好把她當小孩哄，從不怪她。我想起《本杰明·巴頓》里布拉德·皮特演的角色，在生命的尾聲變成一個嬰兒，躺在戀人懷里。

母親去世那天早上，父親看到她痙攣的樣子，臉色灰白，差點摔倒在地，哥哥請駕駛員送他回家躺到床上。那一晚父親徹夜未眠，但是第二天早上他還是去了辦公室。那之后的兩周他都失眠，但是每天堅持上班。最愛的人不在了，七十年共同的記憶、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也都隨之消失。但最愛的工作還在，它像地心引力那樣將父親安全地拴在一個熟悉的地方。

……

全文見《上海文學》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