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城”這個詞語的內涵并不復雜，它標示的是寫作者與他生活、描寫的城市間的一種水乳交融、難以分隔的依存關系。對于一個土生土長或是長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作家而言，“我城”是他們最為重要的生活空間，這里的地理,形貌與景觀、歷史源流、人群特有的氣質脾性與嗜好、群體記憶、稍縱即逝的感性印象，以及飄浮在城市內外的氤氳氣息都構成了“我城” 不可或缺的元素，在作家心靈中打上了難以抹去的烙印，并以各種形式浮現在作品文本中。

我們現在講的城市敘事，通常指的是近代工業社會以后涌現的產物。前現代時期，在歐洲和中國也有著眾多的城市，但當時還無法孵化出近代意義上的城市敘事。中世紀的歐洲，在11世紀后眾多城鎮紛紛興起，城鎮的繁榮也帶動市民階層的興起。中世紀文學中有很多幽默小故事，便生動地展現了市民階層的情感、智慧和日常生活。在中國，從晚唐五代到宋元，城市中出現了眾多的說書人，說書的底本便成為后代話本小說的鼻祖。

18世紀末期興起的工業革命催生了大批城市，這些近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形成和發展的原動力是機械化大生產和全球化貿易，正是在這一點上它們和古老的城市劃清了界線。在近代歐洲文學中，許多作家的寫作跟特定的城市捆綁在一起。倫敦是英國小說大師狄更斯最重要的描繪對象。他跟倫敦有一種特殊的親緣關系，他只有在倫敦才能順利地寫作，一旦倫敦喧囂的人流不在眼前，他便無法寫出現代都市澎湃奔騰的活力。

法國作家巴爾扎克、左拉和巴黎之間的關系也是密不可分，巴黎作為19世紀歐洲大陸首屈一指的都市，在他們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回到20世紀的中國新文學，在眾多的作品文本中，城市和鄉村的形象長期處于尖銳的對立狀態，這一對立不但表現在作品文本展示的具體內容上，而且實際涉及倫理價值評判。鄉村和城市不但地理環境與空間形態不同，而且置身其間人們的價值倫理和世界觀也各各不同。鄉村，除去其具體的與自然節律相吻合的生活方式，它有意無意間被賦予一種道德含義，經常與純樸、正直、高尚等完美理想的人生境界相勾連；而現代工業化的城市則跟墮落腐化、欲望的深淵等負面評價相聯系。1930年代以新奇的寫作風格登上文壇的穆時英在其代表作《上海的狐步舞》中開首便寫道：“上海。造在地獄上的天堂！”師陀創作于1940年代的《結婚》以年輕知識人胡去惡在上海這一欲望的深淵中毀滅的悲劇，展示了城市與鄉村間的對峙。城鄉形象的這一對立在文學創作中一直延續至今。路遙1980年代初期的作品《人生》也承續了這一脈絡，主人公高加林厭棄鄉村生活，進城市后拋棄他原有的戀人劉巧珍，最后受到懲罰。從這種情節設置中不難發現上述母題原形的復現。

隨著中國城市化的快速進展，如今約60%的國人居住在大小不一的城市社區中。文學中的城市敘事已悄然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更為細致、深入地書寫他們生活的城市，孵化出五彩斑斕的“我城”故事。然而，在看到城市敘事的積極變化時，也不能忽視它的種種短板：和歷史悠久、豐茂繁盛的鄉村敘事相比，城市敘事還處于弱勢，少有能與莫言、賈平凹等比肩齊立的名家大師。因此，都市敘事還有很廣闊的成長空間與潛力。下面我將從敘事模態這一角度來探討都市敘事的發展前景。

“模態”原本是一個物理學術語，它標示的是某個結構系統固有的振動特性。而文學批評中的所謂“敘事模態”，力圖揭示敘述文本這一復雜結構系統的運行特性，即文本內蘊的敘事方式、氛圍、肌理組織、藝術風格等元素在敘述的動態推進過程中，如何互相依存、勾連，如何隨著敘述的推展而呈現出諸多共振，并最終決定某一特定敘事文本的美學風貌。我在這里之所以沒有采用“敘事模式”這一更為常見的術語，主要是因為敘事模式這一概念偏重展示敘事文本中的技藝和手段，它的外延較為狹窄，不像敘事模態這一術語能觸及敘事過程中的更多因素。

從敘事模態的視角分析，在當今涌現的許多“我城”敘事文本中，可以發現在先前諸多鄉村和都市敘事文本中占據顯要位置的人物間的對話出現了大幅度縮減，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對人物內在意緒情態的展示在顯著增加。在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包括《紅樓夢》等四大名著）中，人物對話占據了很大的比重，從某種意義上說，很多作品大體上就是由對話構成的。這一特性在中國20世紀敘事文學中依舊有著很大的影響，張愛玲的很多小說便是最為典型的例子。金宇澄的《繁花》也沿襲了這一對白至上的傳統。敘事文本的這一特性并不單純是作家的技巧所致，更重要的是來自當時社會生活方式的投射。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由千千萬萬人際關系異常緊密的社群構成的龐大整體，群體至上的價值使個人的價值與地位一直屈居于相對邊緣的位置。在這樣一個沒有現代通信聯系方式的宗法社會中，人際交往非常密切，而且是以面對面的交往為主，它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在鄉村社會或者人際關系緊密的社會組織中，敘述作品集中描繪的常常是家人親屬幾代人之間的恩怨情仇。20世紀中國小說常以此為基礎，以幾代人之間的悲歡離合為主軸，把個體鑲嵌在家族命運的框架當中，而家族命運又與整個國族命運相呼應。陳忠實的長篇小說《白鹿原》便是一個典型。

這部作品以陜西關中地區白鹿原上白、鹿兩家幾代人的命運遭際，展現了晚清到新中國成立長達近半個世紀的世事滄桑。它不僅僅是白鹿原一地人們之間恩怨情仇的展示，而且也是整個國家命運的史詩性寫照。在這一宏大強勢的家國敘事模式中，小說對主人公白嘉軒等人物的內心世界雖有所觸及，但并不詳盡細致，更無從構成相對獨立的個體精神敘事。

而在現代都市中，現代通訊工具和傳播手段日益使人們擺脫了面對面的交往，以對話為主體來構造敘事文本變得難以為繼。大都市的社會是一個由陌生人構成的世界，在傳統社會形態中締結的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系無法在此復制。當外來人口源源不斷地移入新的城市當中，個體與他的原生家庭、親戚網絡之間的聯系被無情切斷，他變成了孤零零的原子化的存在。

現在要探究的是，如果城市的人如今更是作為一個孤獨的個體，那么，現在“我城”這一敘事，其動力究竟在哪里？原有的傳統家族聯系、人跟人之間的緊密關系被疏遠、稀釋之后，個體內在的精神動力和追求，就成為“我城”敘事中主要的描寫對象。而敘事的動力，必然是來自個人生活的掙扎和追求，它不再依恃于繁密的人際交往，更多呈現在個體的精神世界中。對諸多人物的生命活力，及其內在的生命意志的展現，都是不可忽略的重心。如果缺乏對人物生命意志與外部世界痛苦沖撞的描寫，那么，整個文本也會缺乏一種應有的活力。

但是，這樣一來，是不是意味著對話在新型的“我城”敘事模態中不起任何作用？細思之下，人與人之間的直接對話在當代“我城”敘事中不再像古代小說那樣，在整個敘事模態中起到推展、構建情節的樞紐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在新型的“我城”敘事中會全然消失，只不過占據的比重不再那么大，常常以零散的狀態分布在作品的各個部分中。而先前依附、從屬于對話的個體心態意緒等精神活動則成為敘述的主體，在文本中的篇幅大幅度增加，它對情節的設置與推展，以及整部文本的審美風貌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成為敘事模態中的主宰性元素。

各個人物間的心態意緒在文本中并不是孤立、互不相關的存在，它們之間互相勾連、滲透、交疊，甚至發生硬撞，這樣便形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對話。這種對話發生在心理層面，構成了人物之間內在的對話，我們可稱之為“精神對話”。路翎寫于1940年代的史詩性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便是一個典型，盡管這部作品并沒有專注于對都市生活的描寫。

胡風在評價這部作品時敏銳地察覺到：“路翎所要的并不是歷史事變底紀錄，而是歷史事變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洶涌地波瀾和它們底來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靈在歷史運命這個無情的審判者前面搏斗的經驗。” 這一特性集中體現在小說對蔣少祖、蔣純祖兄弟精神世界的展示之中。蔣少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弄潮兒，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社會地位的提升，當年激進的熱情開始消退，迷戀起中國古老文化悠遠靜穆的神韻和氣象。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弟弟蔣純祖。他的精神世界可謂斑斕駁雜：青春的熱情，對舊世界激昂的反抗，肉體的苦悶和迷醉，精神求索的亢奮與絕望，沉淪的沮喪與痛楚……這眾多內心意緒的元素構成了《財主底兒女們》的另一敘述層面——內在精神的敘述。可以說，個體的精神活動已不僅僅是情節事件的衍生物，不僅僅是他們艱難的成長歷程的附屬品，它在文本中肆意膨脹、擴展，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世界，成為敘述推進的主要驅動力量。

生活在特定社會中的個體，無論其內心的思想情緒等精神性因素多么獨特，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的，需要與外部世界交流，才能保有生命活力。在一部大型的敘事作品中，一個人物與其他人物在思想意識、精神價值取向上的“對話”很大程度上構成了敘述推進的內在動力。不同的意識心理等精神元素，或相互贊同、欽佩，或相互敵視、沖突，交織成一部雄渾駁雜的交響樂章，正如巴赫金所說，“思想只有同他人別的思想發生重要的對話關系之后，才能開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發展、尋找和更新自己的語言表現形式、衍生新的思想……”

由此我們可以這樣設想，不同人物精神活動間的對話有可能成為未來“我城”敘事模態中的主要元素。它們不是像傳統小說中那樣發生于人與人面對面之間，而是各個人物的精神、思想、情緒在敘事網絡中交織，并構成敘述發展的驅動力。昔日人物間對話變成不同心靈間對話，由此作品整體的敘事結構與推進方式得以重構，并呈現出能最大限度凸顯現代人生活特性的敘事風格。

當然，這是一種相對理想化的設想。在中國當代文學創作中，盡管不少作品程度不一地展現了諸多人物紛繁復雜的內心思緒，它們之間也構成了某種“精神對話”，但這并不能保證整部作品在藝術上的成功。在原有的敘事模態中，一旦人物間的“精神對話”被放大、凸顯，上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顯著位置，就會導致都市敘事文本外貌上的醒目改變——小說的敘述變得更為內向。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削弱作品對外部世界場景的摹寫效力，而對五彩斑斕的外部世界展示的萎縮，有可能使敘述文本的肌理趨于干澀、枯萎，甚至只余下人物眾多飄忽不定的內心意象。如何在敘述文本中提升“精神對話”權重的同時，兼顧外部世界的生動展示，并在其間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是當代作家創作“我城”敘事時不可回避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