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日前，學者王銳出版 《革命儒生：章太炎傳》一書，以章太炎作為敘事基點，重塑清末民初的時代語境，聚焦傳統士紳與革命先覺者，爬梳維新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等諸多大事，折射近代中國的思想流變。經出版方授權，中國作家網特遴選書中《針砭新文化運動》一章部分文字，以饗讀者。題目系編者所擬。

《革命儒生：章太炎傳》，王銳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202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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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剛興起時，最引人矚目的焦點問題其實是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其中，胡適的作用固然很重要，但胡適能在北京大學立足，離不開北大文科中的章門弟子支持。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創辦之初，桐城派文人一度占據了文科的主導位置，姚永概、馬其昶、林紓等桐城派名士先后任教于此。1913年何燏時出任北大校長，開始整頓校內派系，林紓與姚永概二位桐城派大將因人事糾紛而離開北大。與此同時，北大預科學長胡仁源(后任校長)開始將章太炎的門生引進北大，替代桐城派。朱希祖、黃侃、馬裕藻、沈兼士、錢玄同等人陸續進入北大任教。當時在北京大學預科念書的陶希圣就回憶：“民國初年北京的文史學界的泰斗都出于太炎先生之門。”1916年蔡元培擔任校長后，聘請劉師培、周作人進入北大，讓與章太炎在清末頗有往來的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使北大章門力量越發壯大。胡適初來北大，不但得到了陳獨秀的賞識，并且很快與錢玄同建立聯系。

胡適雖然長期自詡深得帶有極強美國特色的實用主義哲學之神髓，但在撰寫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時，他卻經常參考章太炎的著作。在給友人許怡蓀的信里，他自言今世研究先秦諸子者，“其真能得諸子學精華者，惟章太炎先生”。并說雖然自己不完全照搬章太炎的結論，但“適治諸子得太炎先生所著書之助力不少”。不久之后，胡適給許怡蓀寫信，讓后者幫他在國內搜集章太炎的著作供自己參考。收到許怡蓀寄來的書后，胡適又對他說，自己把章太炎的論諸子學著作“細細圈讀之”，雖然“頗費功夫，而所得不少”。回國之后，胡適將《先秦名學史》略作改動，更名為《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出版。從內容上看，這本書不少篇幅確實與章太炎在《國故論衡》里論諸子學部分頗為相似。無怪乎錢穆晚年直言胡適此書“稱述先秦諸子，大體因承章氏《國故論衡》之意，惟文言、白話有所不同而已”。在此背景下，胡適到北大后，很自然地主動與章太炎門生打成一片。

置諸當時的背景，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里提倡白話文，批判文言文，雖然對章太炎表彰的魏晉文章也有沖擊，但更主要的針對對象是北大文科里的桐城派。加之章太炎自己在清末也于《教育今語雜志》上發表過不少白話文，因此，胡適的主張很快得到了章門高足錢玄同與朱希祖的響應。不過，在另一位章門高足黃侃看來，胡適鼓吹白話文及白話文背后的新思潮，會對中國傳統造成極大危害，因此必須堅決反對。后來北大學生效仿《新青年》創辦《新潮》，黃侃便支持那些與自己立場相近的學生創辦《國故》以抗衡。聽聞黃侃等人的言行后，章太炎在給吳承仕的信中談道：“頗聞宛平大學又有新文學、舊文學之爭，往者季剛輩與桐城諸子爭辯駢散，仆甚謂不宜。老成攘臂未終，而浮薄子又從旁出。無異元祐黨人之召章蔡也。”不久之后他又對吳承仕說：“所稱北都現象，令人發笑。然非蔡孑民輩浮浪之說所能平也。”或許是此時正忙于勸說西南軍閥參與護法運動，或許是對先前自己門生與桐城派的斗法印象猶存，章太炎覺得黃侃等人沒必要與提倡新文學之士一般見識。在他看來，新文學實乃“浮薄”之像，不值一駁。從文化與政治的角度來看，章太炎未能意識到新文學對于文化普及與政治動員的巨大意義，新文學背后不僅是新思潮的傳播，更是在召喚新的政治力量。不過從學術的角度看，章太炎此論卻不能說全無道理。1920年，在北大讀書多年，并在新文化運動中嶄露頭角的傅斯年致信蔡元培，直言：“北大此刻之講學風氣，從嚴格上說去，仍是議論的風氣，而非講學的風氣。就是說，大學供給輿論者頗多，而供給學術者頗少。”

雖然新文化運動具有極強的政治指向，并且這種政治指向隨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而越來越有號召力，但在胡適眼里，美國式的資本主義政治才是中國的榜樣，十月革命的經驗則是疏于談“具體問題”的“主義”，不值得過度提倡。因此，他希望將新思潮的意義局限在學術與文化層面，即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等事項。其中，他尤為重視整理國故。因為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是近代以來的重要議題，能否在此議題上形成自己的主張，關系到能否獲得學術話語權與領導權。

由于晚清以來的中國傳統學術研究深受清代漢學影響，所以要想介入此領域，需要對清代漢學傳統進行詮釋。在胡適看來，“清朝的‘漢學家’所以能有國故學的大發明者，正因為他們用的方法無形之中暗合科學的方法”。雖然類似的觀點在晚清就有不少人談及，包括章太炎收錄于重訂本《訄書》的《清儒》，但胡適想強調的重點并非清代漢學暗合科學方法，而是何謂“科學方法”得由像他這樣留學美國、師從美國著名哲學家的人來定義。在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里，為該書作序的蔡元培就稱贊胡適“生于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于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較的容易多了”。當然，胡適本人與蔡元培提到的、被稱為“績溪三胡”的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翬并非同宗。而這本書的出版與其說在晚清以來大量研究先秦諸子的論著里如何顯得出類拔萃，不如說是被不少希望迅速掌握治學門徑的青年學生奉為理解何謂“科學方法”、何謂中國文化的入門讀物。

受到胡適等人的影響，社會上掀起了一股用“科學方法”來研究國故之風，一批青年學子紛紛加入其中，各種速成式的國學概論小冊子紛紛面世，不少雖具有一定傳統學術功底，但談不上有多少精深見解的人搖身一變，成為對國學素有研究的專家。在此背景下，當時在東南地區影響力極大的江蘇省教育會于1922年3月在上海《申報》上發布廣告，告知自該年4月1日起，每周六下午皆邀請章太炎來公開面向社會大眾講演國學。此外他們還特意說明，之所以有此舉動，是因為目睹歐風東漸，國人競尚西學，導致國學呈衰微之象。為了振衰起微，使中國文化能夠與西洋文明并駕齊驅，所以敦請章太炎開壇設學。而這次講學活動的主要組織者，乃是自晚清以來便致力于教育事業的江蘇著名社會活動家沈恩孚。

首次講演，因為章太炎名氣極大，所以來聽講者眾多，總計達到了三四百人，遂導致原來會場的座位頓顯不敷。講演結束之后，一些有心之人還在報紙上發表評論，認為講演時間與所設座位皆應增加，并且還應借此機會擴大講演規模，請更多的專家來參與斯事，并刊行雜志，廣為宣傳國學。一時間，章太炎講演國學，成為備受滬上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關注的一件大事。而之后的第二次、第三次講演，聽講的人數依然不少，以至于江蘇省教育會不得不另尋更為寬敞的地點，以應對如此眾多的聽眾。

不過，第四次講演，章太炎因路上塞車晚到了半個小時，導致早已到場的民眾里面不少人已先行離去。這樣一來，總計的聽講人數便只剩下200人左右。在那以后，聽講的人數就日漸減少，雖然主辦方加大了宣傳力度，不斷在報紙上發布預告，但這一情形依然難見改觀。1922年6月10日，章太炎最后一次開講，據報道到場人數僅80余位，這與首場講演時的盛況相比，差別宛若天壤。總之，章太炎的這次滬上講學，以熱鬧始，以冷清終，實話說來，情形頗顯慘淡。

章太炎這次演講的內容被曹聚仁記錄下來，并以《國學概論》為書名出版。除了概論和結論，章太炎講授了經學之派別、哲學之派別、文學之派別，基本上是將他清末民初一系列研究中國傳統學術的論著觀點用比較通俗且扼要的方式講一遍。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強調研究國學應明晰“經史非神話”“經典諸子非宗教”“辨書籍的真偽”“知古今人情的變遷”，這其實已經是在用比較客觀和實證的態度來看待中國傳統了。特別是“知古今人情的變遷”，章太炎指出：“社會更迭地變換，物質方面繼續地進步，那人情風俗也隨著變遷，不能拘泥在一種情形的。”“當政治制度變遷的時候，風俗就因此改易，那社會道德是要適應了這制度這風俗才行。”這一觀點強調要注意社會的變化，不能把先前的道德規范強行用于新的社會制度之中。此論明顯和那些率由舊章、反對變革的迂腐守舊之論不同。不過，對于影響廣泛的白話文運動，章太炎也提出了自己的商榷意見。他認為：“凡稱之為詩，都要有韻，有韻方能傳達情感。現在白話詩不用韻，即使也有美感，只應歸入散文，不必算詩。”同時他指出，在各地方言沒有統一的情況下貿然采取文言一致，將會造成新的隔閡，所以“白話文能盡傳口語的真相，亦未必是確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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