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運憲的長篇小說《戴花》（湖南文藝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秉持現實主義文學的審美價值取向，緊扣當下社會生活砥礪前行、搏擊進取的現實律動，歷史視域、社會角度、個人生命體驗錯綜交織，正德大義的莊重言說與雅俗共賞的生動表達有機結合，通過一個普通工人竭盡一生全力以赴爭當勞模的故事文本，書寫了一曲中國機械工業不斷走向強盛的時代壯歌。小說聚焦某高校機械制造專業的一批大學生分配到德華電機制造總廠參加工作的歷史事件，多維度地再現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基層普通工人任勞任怨干工作、爭先恐后當勞模、孜孜以求鉆研技術革新的曲折歷程，從中國電機制造工業技術革新的一個側面，鉤沉出中華民族在困厄中破舊立新、求變圖強、砥礪拼搏的歷史發展邏輯，進而構建起一個兼具廣度、力度和深度的宏大主題。《戴花》將潛藏在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中的中華民族“英雄情結”的歷史基因、文化血統和蓬勃向上“精氣神”生動可信地呈現出來，深刻揭示中國工業強勁發展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充分敞開了一部現實主義力作的史詩性價值與意義。

《戴花》采取的是一種由一條主線勾連起多條副線的擰繩式框架結構。敘述主線始終沿著“我”（楊哲民）和師傅莫正強之間的工作、生活和師徒關系的敘述路向，講述莫師傅孜孜以求爭當勞模的故事。而包括“我”和同學們的友情、“我”和姜紅梅的愛情、同學們之間發生的各種事件、段一村和吳啟軍的師徒關系、師傅莫正強的家庭生活、師傅與許多人的或交好或糾結或誤解或抵觸的復雜關系等多條敘述副線，則沿著“花開數朵、各表一枝”的軌跡，以或順序、或倒敘、或插敘、或碎片拼貼的方式向前推進。這種多線索、多層次此起彼伏的交叉描寫，始終緊扣各種矛盾沖突、緊貼人性內在肌理有條不紊地展開，既強化了小說文本雜樹生花、起伏跌宕的故事性，又敞開了前有伏筆、后有照應的可讀性和感染力。情節的推進并不過多依靠大起大落的陡轉，卻以生活、生產、愛情等日常細節的細膩刻畫，有效觸發了讀者因真實生動而心生敬意的同頻共情。事件和場景的描述具有鮮明的畫面感，人物對話富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又洋溢著鮮活的日常生活氣息，也不乏樸素遒勁、外簡內豐的古典神韻。

小說對莫正強形象的塑造，不是按照對英雄人物進行高度提純的類型化模板展開的，而是緊扣作為一個普通工人的莫師傅傾盡全力“當勞模”的執著心念和執拗性格，以扁平性和立體性互融互襯的手法，既多角度地寫出了其心底純粹、敦厚善良、真誠待人的優良品性，亦不回避其時而顯露出的一些小賣弄、小表演、小狡黠甚至小虛偽等缺點。一方面，為當勞模，身為車間主任的莫師傅以工廠為家，以誠相待車間工友和徒弟，搶干重活兒、累活兒、臟活兒，雖然一連幾年與勞模榮譽擦肩而過，仍然不氣餒、不泄勁，一如既往地埋頭苦干，每逢節假日就主動申請加班值班，不辭辛苦、不計報酬，拼出了一身病也毫無怨言，直到最后倒在車間的“沖天爐”前，以“點……點火”的嘶啞吼叫定格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另一方面，為當勞模，莫師傅也時常鬧出一些高調擺姿態、可笑又可愛的小把戲，如為引起廠領導和其他車間工友對他連早飯都顧不得吃就到車間來干活之事的關注，他故意讓妻子連續幾天大張旗鼓地到車間來送早飯，邊走邊大聲埋怨“這個死東西清早就往車間跑，早飯也不吃”。為增強自己的良好形象，他想營造家庭和睦的氛圍，而妻子恰好正在和他鬧矛盾甚至叫嚷要離婚，他就軟硬兼施動員“我”去當說客，力勸師母別在評勞模的關鍵時刻“掉鏈子”。他甚至還做過一件偷錢的錯事：當市里已通過他的申報材料，要派出驗收組來車間和家里考察時，他竟然鬼使神差地偷拿了一位工友的十元錢。按理說這事兒誰都不知道，而且還已全部送還，可莫師傅卻始終過不去這道心坎，覺得自己做了一件丟人丟臉的丑事。于是在驗收會即將結束、驗收組負責人宣布“莫正強同志已正式確定為我們全市的勞動模范”時，莫師傅卻突然坦白自己曾偷過錢這件事，并聲明自己沒臉要這個勞模稱號，致使即將到手的勞模殊榮再次泡湯。大家都埋怨他太實在、對自己太苛刻，莫師傅卻說，他要爭當的勞模必須是干干凈凈的，不當眾說出自己這件丑事心里不踏實。盡管莫師傅直到生命終結也沒當上勞模（小說結尾處提示，莫師傅被追授為全市勞動模范），但其不忘初心、敬業愛崗的人格華彩卻是那般的灼目閃亮。

正是這種具有鮮明現實指向性與寫真紀實意義的描寫，契合人情、人心、人性的內在肌理，濾掉了粗簡的直白和浮夸的修飾，剔除了影響文學性的所有泥沙，既真實可信又接地氣，使讀者深切感受到德華電機廠這片文學“風景”中的靈魂躍動與人性交響，標識出作者塑造人物手法的多樣性和純粹白描手法背后的深厚文學功力。

作者對人物塑造欲揚先抑手法的嫻熟運用，撐開了小說引人入勝的藝術張力。《戴花》明明是對莫師傅和以莫師傅為代表的普通工人群體的贊頌，卻并未從開始就對其一路褒揚，而是首先從相反的貶抑處落筆。先寫“我”對師傅的失望與不滿，嫌棄他從相貌到氣質都乏善可陳：“兩只眼袋下面長著胡須。”“胡子很稀疏，東一撮西一撮胡亂生長。而且黑少白多，灰不溜秋就跟從來沒用肥皂洗過似的。”說話絮叨且口氣難聞，似乎從來不刷牙。盡管師傅對收“我”為徒頗為自豪，親切地稱為“民兒”，“我”心里卻很是不屑和疏遠。后來在日常工作中，師傅為人的善良坦蕩、心地的干凈純潔和對工作的兢兢業業，使“我”逐漸感受到其人品和性格的內在魅力，進而愿意和他親近，愿意追隨他勤奮努力，最終從心底深處生發出對他的真誠愛戴與禮敬。其他人物也大都是采用欲揚先抑手法塑造完成的。“我”對師傅的情感形成起伏跌宕的鮮明對比，表征出“文似看山不喜平”的藝術蓄勢手法之魅力。

（作者：李掖平，系山東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