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這一巨大之物在2022年的中國當代文學版圖上難掩光芒，因其始終保有無法替代的吞納反芻百態人生、發現展演獨異生命的強悍敘事功能和恒長藝術魅力。著名作家王安憶的長篇新作《五湖四海》在藝術質地上輕逸感與厚重感并舉，舉重若輕一詞似能總括之。這與其獨特的小說筆法直接相關。作品一面不間斷地大潑墨般寫意出皖南蘇北遼闊水域上的萬千燈火，一面細筆勾勒一個個走船人（“貓子”）跌宕起伏的命運遷移，在濃與淡、輕與重、近與遠之間熟練巧妙地控制著敘事之筆。如此筆法為小說的敘事容量帶來了擴容增值的奇效。十萬字的小長篇讀畢，不得不令人在無限遐思中慨嘆作家的藝術靈眼所觀察到的復雜人性、悖論人生以及時代發展的秘辛。

這部作品最突出的敘事魅力，或在于圍繞著人物的身心成長過程設計塑形出成長時空體，并將每一個體的成長時空與時代發展變遷進行深層勾連與深層象喻。而成長時空體與時代象喻的緊密關系則是小說情節推進的直接動力，同時也使小說敘事形成兩條明顯的經緯線：一條是依循著張建設、修國妹這對男女主人公從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的個人成長線，一條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直至當下的現代性經濟文化發展即時代發展變遷線。兩條敘事線始終交織重疊，一起生成若隱若現的因果鏈，又一起衍化鋪開，隨之便有了如人生畫卷般徐徐展開的故事情節。或許，當主人公張建設、修國妹以及其他小說人物的成長時空與“五湖四海”的巨大社會時空經由敘事之筆架構到一起時，所謂個人成長史與社會發展史、“小歷史”與“大歷史”才得以在敘事經緯線織成的立體凸面上辯證式地互現互證。小說的故事核是：張建設、修國妹這些普普通通的“走船人”作為獨立的現代人進入到現代性經濟社會發展的激烈場域中，靠智慧頭腦和不倦奮斗成長為脫離水上漂泊而扎根城市，與大歷史、大時代的命運緊密相連的“時代之子”。

實際上，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長篇小說始，中國現代小說家們已開始初步探索成長時空體與民族國家寓言、時代象喻相結合的文學表達方式。中國新文學綿延發展一百多年來積淀生成的豐厚藝術經驗中，成長敘事是不容忽視的。惟有現代性進程的全面展開，現代中國人的成長才真正成為一個“真問題”。經由現代個體的成長來想象、隱喻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發展，似已成為現代性文學的寫作倫理中的應有之義。在這樣的互文語境中細讀《五湖四海》，既感動于當代作家王安憶對中國新文學藝術經驗的深刻吸納和遙遠致敬，又嘆服其在作品中自覺設置下的寫作難度，成功跨越了此類敘事中并不鮮見的理念先于生活、大于生活的寫作陷阱，獲得審美意義上的自在自由、收放自如。

除男女主人公外，小說里眾多人物的成長時空塑形皆清晰可觸可感，多個成長時空之間生成多元對話與潛對話的關系，這或可視為《五湖四海》自設的寫作難度之一。通常情況下，一部作品中同時鋪開多個人物的成長線，掌控不好的話將事倍功半。常見的成長敘事往往只重點構筑主人公的成長線和成長時空，其他人物要么無暇顧及，要么浮光掠影。《五湖四海》在這方面則充分顯示出作者強大的敘事能力，與張建設、修國妹這對男女主人公有關的多個人物的成長線或完整或局部、或隱或顯皆延展鋪設得細密扎實。得以成長時空塑形的眾多人物形象構成了帶有鮮明時代性、地域性特征的成長人物譜系，其中既有跟隨男女主人公從水上漂泊到陸地安居或者留學回國的弟弟妹妹們，也有他們扎根在城市當上企業家后代的幾個子輩形象，還有與之相關聯的生活在鄉鎮或縣城中不同家庭背景的其他青年形象。這些成長人物形象之間，時空間隔跨度大，性格差異大，成長路徑和成長方式也都迥異。

顯然，成長人物譜系復雜、成長時空節點多的情形，容易導致情節線索枝蔓迭出甚或人物形象扁平化的問題。作品以成熟的敘事智慧克服了習見的難題，巧妙選擇一個基本的時空底座進行全景觀照式的成長敘事，即錨定張建設和修國妹這對五十年代末出生的夫妻一路成長所經歷的時間空間，形成敘事的時空基座，其他人物的成長時空沿著這一基座組成細密有序的時空之網，每一人物成長的時空節點都對應著某一特定社會歷史時空。由此，每一人物的成長自然而然地被敘述進了時代的發展洪流當中。作品的時空起點是張建設、修國妹長大成人的十六歲——這個年齡在生產隊的水上作業剛剛算得上一個“整勞力”。由此時段起，男女主人公的個人成長時空基本對應著的是從七十年代末水上經濟復蘇活躍，到八十年代水上經濟黃金時代的到來及至逝去，繼而轉向陸地市場經濟紅利帶來個人財富迅速積累擴張的時期。張建設這樣一個身世凄苦，父母雙亡帶著年幼弟弟謀生存的走船人后代，正是在現代性經濟轉型發展的時代契機中，憑借靈活的經濟頭腦和超強的生存意志，才逐漸成長為縣城里的“名人”，隨后更創辦龐大的家族企業，成為時代語境里的所謂“成功人士”。

跟隨人物的成長時空設置，會越來越清晰地把捉到作者的匠心獨具之處。每一人物遭遇的成長難題、成長歧路或者創造的成長神話絕不簡單的是個體的身心成長問題，同時也是帶有普遍意義的時代象喻。無疑，人物成長之悲歡在最根本的意義上象喻著時代之悲歡。遵循這樣的寫作倫理，不難得出時代境遇造就成長傳奇的命題，而把這一命題放置回作品中去，亦能反觀證其可信可察。這似要歸功于作品始終做到了以生活還原式的扎實筆法，以毛茸茸的特征性細節、特征性場景呈現人物鮮活飽滿的生活內容和豐富細膩的心理圖景。《五湖四海》帶給讀者的閱讀體驗和感受，首當其沖的恐怕是那撲面而來的濃郁生活氣息。令人久久回味的包括“貓子”們風里來雨里去的水上生活場景、男女主人公熱鬧非常的新婚宴席、人物或團聚或分離的家庭生活畫面、夫妻之間或姐妹之間或母女之間的一次次日常對話、家族公司十周年慶典男女主人公彼此互贈的禮物……生活細碎紛雜的本來面目在作品中依循著生活自身的語法被還原得如此滋味豐富、韻味悠長。

《五湖四海》的寫作難度越到后半部越增大增強了。原因或在于作家始終直面處理生活本身的復雜性及其帶來的成長難度，也大膽直面著人性的弱點與時代發展相碰撞相糾葛中造成的道德困局、文化困境。如果說作品前半部分主要人物的成長以坦途順境居多，在經濟迅猛發展的時代洪流中幾乎創造了不可復制的成長神話，那么及至后半部分人物的成長歧路紛呈，已是成功人士的張建設不斷為自己的命運親手埋下無德禍根，成長神話竟幻滅般地破碎了，修國妹的小妹也在欲望和金錢的操控下偏離成長的正途。作品的敘述腔調從最初的明亮明朗逐漸轉向隱晦深沉，而且后半部分開始有意識地、有分寸感地加入了荒誕感、悲劇感與日常生活敘事之間的審美間離。修國妹這一成長主人公也越來越成為視點人物，經由她細膩敏感的眼光去觀察張建設以及其他人物的成長幻滅、焦慮或某些珍貴的、難舍的情愫，仿佛將那無言的命運誦讀了一遍。這一切，都不得不令人慨嘆小說敘事對作家王安憶來說絕非輕便輕易之物，而是扎實、踏實、誠實的勞作。

不可否認，任何高明的敘事藝術都必須尊重、遵循生活的語法。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能否完美呈現生活語法的自洽自足，將人物與故事交還給生活做主，才是小說敘事成功與否的底牌。這方面，《五湖四海》無疑給出了有啟發意義和借鑒價值的示范。作品恰是運用生活的語法構筑一個個成長時空體，敘述出人物的命運跌宕與時代變遷的緊密關聯。翻檢作品中那些多次渲染重復出現的宏大意象如“五湖四海”、如“長江水系”，細小意象如“張建設喜歡的時刻”、“修國妹的紀年”等等時空建構，不難發現生活的語法必然建構在生活的邏輯之上，而貌似強大的時代理性確乎無法脫離或者超然其上，由此去把握設計人物的成長之路，并給出深刻的時代象喻才顯得情理所至，發人深省。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顧廣梅，評論家，現為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與創意寫作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山東省寫作學會副會長，山東省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作協首屆少數民族文學簽約理論評論家等。已出版學術專著2部，編著3部，參編教材8部，主持省部級項目3項，參與國家、部級重點社科項目多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