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愛國名言可謂家喻戶曉、影響深遠，其源于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的《日知錄·正始》。這句話言簡意賅地指出個人應對國家興亡承擔責任，對激發中華兒女的愛國精神和責任意識發揮了重要作用。數百年來，成為我國偉大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

“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

“正始”是三國時期魏齊王曹芳的年號，正始年間，正處于魏晉易代之際，朝政黑暗腐敗。為逃避災禍，魏晉士人只好消極避世，“清議”逐漸轉為“清談”，玄學開始興盛，史稱“正始之音”。顧炎武認為，魏晉風流名士崇尚清談，“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導致儒家主流價值觀崩潰，從而導致“國亡于上，教淪于下”。他深感明末心學空談誤國，明朝滅亡與社會各階層未盡到道德倫理責任有關，因而借談正始之風，反思明朝滅亡原因，發出了“亡國與亡天下奚辨”之問。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和“天下”常被作為同義語使用。但顧炎武認為，“國”和“天下”存在本質差異，“亡國”和“亡天下”不能混為一談。在他看來，如果整個民族禮義喪失，道德淪喪，文明墮落，將天下不保。在這里，“天下”不是地理意義上的天下，而是指維系社會秩序的文化。在區分“亡國”和“亡天下”的基礎上，顧炎武進而闡述了兩者之間的關系。首先，“保國”和“保天下”息息相關，維護社會道德和文化傳統以保天下，是“保國”的基礎。其次，“保國”和“保天下”的責任主體不同，“保國”是帝王將相、文武大臣的職責；而“保天下”是捍衛民族文化傳統和社會道德風氣，每位普通人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顧炎武得出結論：“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清末民初時期，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中華民族再次面臨亡國滅種的嚴重危機。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梁啟超根據顧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的論述，提煉出大家都能聽懂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八字名言，號召國人救亡圖存。自此，這一口號成為喚起國人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的最強武器。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價值追求，也構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

“身沉心不改”的愛國情懷

天下興亡，“匹夫”為什么“有責”？這得從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時代背景談起。顧炎武生于明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正值明王朝日漸衰弱，清政權強勢崛起的動蕩時期。明朝末年，國家政治腐敗，經濟凋敝，社會動蕩不安，處于內憂外患之中。關外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權，并在1636年正式改國號為清，覬覦中原富庶之地已久。明朝廷內部卻黨爭持續不斷，內耗嚴重。而日益加劇的土地兼并，導致階級矛盾異常尖銳，農民起義此起彼伏。1644年3月，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滅亡。旋即清軍入關，定鼎北京，遂揮師南下，開始對整個國家進行血腥的軍事征服。清政府入主中原，在顧炎武看來，這不僅是政權上的替代，更是中華文明傳承的斷裂，如何保住“正統”文化，成為他首先要思考的問題。

這一思想的產生，與顧炎武的家學傳統和個人經歷密切相關。顧炎武江蘇昆山人，出生于江東望族，還在襁褓中時，就被過繼給未婚早逝的堂叔顧同吉為嗣，由嗣祖和嗣母撫養長大。顧炎武從小就隨嗣祖讀《孫子兵法》《吳子》《左傳》《國語》《資治通鑒》以及朝廷刊行的《邸報》，養成了他關注時事政治、關心現實民生的治學取向。未婚守節的嗣母王氏出生于書香門第，性格剛強，有著良好的文化教養，常給顧炎武講述岳飛、文天祥、于謙等忠臣義士的故事，教導他做一個忠于國家民族的人。特別是清軍攻占常熟時，嗣母雖幸免于難，但不愿茍活于世，絕食而亡。她臨死前囑咐顧炎武要保住氣節。嗣母絕食自盡的行為，深深震撼了顧炎武。

為盡“保天下”之責，顧炎武壯年投筆從戎反清，中年騎馬北游續道統。1644年5月，南京的明朝殘余力量擁護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政權，年號弘光。顧炎武把恢復山河的希望依托于這個朝廷，受昆山縣令舉薦任兵部主事。并撰寫了《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等文章，提出一整套復興大計。只是他還未及上任，清軍已占領南京，南明弘光政權覆滅。為了表明抗清的決心，顧炎武決定改名。他原名絳，字忠清。因敬仰文天祥學生王炎午的忠貞品格，改名炎武。作為一介書生，他還在家鄉積極參加蘇州、昆山保衛戰。家鄉被攻占后，他以精衛填海的精神自勉，立下“我愿平東海，身沉心不改”的誓言，奔走于太湖流域，積極開展抗清斗爭，其間幾經磨難，甚至險遭不測。

隨著清朝政權的不斷鞏固，武裝反清復明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但顧炎武并未氣餒，為了堅守理想，他決定北游，尋找“保天下”的治國良策。1657年秋，45歲的顧炎武開始了長達25年的“北漂”生涯。因崇尚儒學，他北上首站直奔山東，游嶗山，登泰山，拜孔廟，尋覓名勝典籍，抄錄墓志銘，查閱地方志，真正做到“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他走遍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陜西等地，一邊考察山川民情，結交志同道合的學者，徐圖復國大計；一邊探求學問，著書立說，尋求經世致用的救國救民之道。把實現民富國強的殷殷期盼寫進《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音學五書》《日知錄》等巨著中，以期“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

“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道德追求

天下興亡，“匹夫”怎樣才能“擔責”？在顧炎武看來，明朝亡國教訓在于先“亡天下”然后“亡國”，而“亡天下”根本原因在于，士大夫寡廉鮮恥，喪失德行氣節，導致士風世風敗壞。因此，他提出“風俗者，天下之大事”，認為“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在他看來，維持世道人心既需要經濟基礎和制度支撐，更需要道德引領與規范。因此，“保天下”就要凈化整個社會的風俗道德。他認為，培養良風美俗，既要培養孝悌忠信，又要注重禮義廉恥，還要崇名節、尚厚重。而改變社會道德風氣人人都有責任，每個人都要從自己做起，身體力行。為此，他大聲疾呼，個人立身處世要堅持“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準則。

為學要堅持“博學于文”的道德準則，有所作為。“博學于文”出自《論語·雍也》：“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認為，君子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再用禮約束自己，就不至于離經叛道。顧炎武繼承了這種治學方法，但他提倡的“文”，范圍更為寬泛，既指文章、文字，更指待人接物、立身處世之道，既指自然科學知識，更包括實踐知識。在他看來，治學的最終目的就是經世致用。只有認真學習“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的知識，才能做“有益于天下”的有為之事。

為人要堅持“行己有恥”的道德底線，有所不為。“行己有恥”出自于《論語·子路》，意思是人要用羞恥之心約束自己的行為。顧炎武把“行己有恥”作為做人的基本準則。在他看來，“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中，“明恥”最為重要。人有廉恥之心，國家才能形成知榮辱的道德風尚。他還特別指出，廉恥于士大夫階層來說，尤為重要，并強調“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顧炎武認為，“有恥”是個人行為的底線。因為知恥才能自覺羞愧，自覺羞愧才能恪守禮義，恪守禮義才能有所為，有所不為。這也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價值基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