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緯四十度》可以被視作一部高燒不退的歷史大書，文化大書。作者把目光集中在長城一線，借長城從西往東多個朝代的不斷修接與延宕，說長城內外不同民族間的反復沖突與融合。用文學的筆法，用史學的眼光，給出了這條線以社會制度和文化意義上的深度解析。

——《北緯四十度》讀札

中華文明史，上下五千年，浩浩湯湯，一路激起過無數浪花。這些“浪花”，每一朵都閃耀著光芒，都藏滿了故事，都訴說著幽情。面對這樣一張巨大巨厚巨硬的中華“大餅”，歷史“饑餓者”和文化“饑餓者”雖眾，但真正下起口來時卻難。面對浩瀚體量，“編年”照樣會陷入大海，不得頭緒，“斷代”則又難以呈現全貌，容易上下割裂。所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陳福民先生很聰明，他以主題作切口從容進入，通過繁中取簡，率先提溜出了一條線，這便是北緯四十度。

經他這么一提溜，北緯四十度這條線一下活了，不僅豐滿了起來，而且也熱絡了起來，千年低冷的長城一線，瞬間發熱到了四十度的高燒。

因此，《北緯四十度》可以被視作一部高燒不退的歷史大書，文化大書。作者把目光集中在長城一線，借長城從西往東多個朝代的不斷修接與延宕，說長城內外不同民族間的反復沖突與融合，雖然是用文學的筆法，但卻是用史的眼光，給出了這條線以社會制度和文化意義上的深度解析。

北緯40度，既是地理概念、區位概念，也是氣候概念、生態概念，更是族群概念、文化概念，甚至是一個王朝的興衰概念。《北緯四十度》無疑是一位文學家一腳踏進歷史后的越界寫作，更是作者對地理學、歷史學、文化學、考古學、社會學的一次集中冒犯和自我檢視。關于這本書的特點和立意，可以簡單概括為“三借三說”。

借長城，說歷史。歷史上，長城也曾有過叫塹、塞、圍、障、壕的時候，但最標準和最統一通用的叫法當然還是長城，這在《史記·楚世家》“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筑長城”中就已經被確定下來。至秦滅六國，對戰國紛爭時期遺留的長城，進一步連接和修繕之后，再說到“長城”時，前面便有再也去不掉的量詞綴語“萬里”了。那為什么不叫長墻而叫長城呢？顯然長城并不單純是一道墻，而是在高墻內外當然是以內為主還建有眾多城堡，諸如衛城、千戶所城、關城、甕城、翼城等等。各個王朝并不是建起一道墻后就萬事大吉，而是常年駐有兵力。如果只是一道墻，歷時兩千多年修筑，總長十萬里以上，也絕對配得上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稱號，但不會被稱作中國古代第一軍事工程。也就是說，它不是一道墻，而是數個中原朝廷集國力民力不斷打造而成的一道重要防御體系。隨便點幾個長城關口，比如嘉峪關、山海關、居庸關、娘子關、雁門關、古北口、喜峰口等，就足以看出它軍事上的重要性了。沿長城一線，這樣大大小小的關口不下一千個。

從西周開始出現長城雛形，到早期的北長城、南長城之分，一直到大明王朝的大規模新建，再到清代康熙并未完全落實到行動上的“不修邊墻”令，這一路算下來，歷時至少在二千四五百年以上，穿越了中國古代的絕大多數朝代。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長城史就是大半個中國史。而長城一線，基本與北緯四十度重合。這就給了作者通過牽動這條“線”，而重新“縫補”歷史的機會。

借沖突，說融合。既然長城這么重要，既然長城一線基本與北緯四十度重合，那作者何不干脆把書名定為《長城》而是另叫《北緯四十度》呢？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長城是一道防御工程，它的主要功能是“阻擋”，而作者想說的卻并不是“被分開”“被隔離”或說“被割裂”的族群亂象，而只不過是想借此表達多民族之間的“互相融合”和“共同成長”。顯然作者的心氣很高，他試圖站在“北緯四十度”這樣一個高度上，去重新打量社會歷史的進程，從與這條線相關的海量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中，擷取為我所用者，不僅“頂出”還要“頂住”自己的社會立場和史學觀點。

本來，北緯四十度可能也不過是一條很普通的線，但因地質地貌和氣候的原因，卻使線南線北呈現出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圖景。線北的人們，大漠邊關，長河落日；威武揮鞭，縱馬馳騁；寒風勁雪，自由奔放；一方面鋪滿無限的詩意，一方面必要的生產生活資料卻相對匱乏。線南的人們，男耕女織，五谷雜糧；山河壯麗，土地肥沃；安居樂業，家國天下；但相比性格，卻是多出了些許溫順。僅這兩種“不對稱”，便足以引發足夠的變化和想象。

北邊的時不時地想南下，不斷地進行襲擾或劫掠。南邊的極力進行阻止，被動迎戰或妥協安撫。趙武靈王的英名，是他從邯鄲出發，第一次將長城向西修筑到了烏拉特后旗的高闕塞，號令“胡服騎射”。燕昭王的功績，是把北方邊境提高兩個緯度，讓燕長城坐落在了北緯四十二度上。劉邦雖然能贏得楚漢之爭，但卻在與匈奴人的對決中陷入到了尷尬的“白登之圍”，差點被活捉，因而也順理成章地成就了婁敬首提的“和親”政策。要不大老粗出身的劉邦也不會那么感嘆，“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武帝的霸業，是建立在他的雄才大略和出動出擊上。當西晉在蹣跚衰落中步入滅亡，公元307年的永嘉南渡，便成為一個永遠的歷史心結和一個永遠的版圖痛點。從幽州到蘭亭，長城不再長，黃河不再黃。長也好，黃也罷，南朝四百八十寺，已經一片樓臺煙雨中。至北魏孝文帝，直接遷都洛陽，鮮卑人入主中原。后來李隆基的盛世大唐，不可思議地被從右北平一路發跡的安祿山鑿出了一個驚天大窟窿，反唐自立的石敬瑭，甘愿向遼稱臣，把幽云十六州拱手讓給了契丹，使得遼國疆域一下擴展到了長城沿線，成為后來長期威脅北宋政權的巨大隱患，直至徽欽二帝共同演繹完成了“靖康之恥”。太監王振的出場，成為了“土木之變”的關鍵人物，也是他一手把明英宗的身份，改寫成了瓦剌人的俘虜。

御駕親征的皇帝、來回沖殺的將領、絡繹不絕的使者、通關販賣的商人、浩大的和親隊伍，他們都見證過遍布北緯四十度上的累累白骨。再長的歷史用“興衰”兩個字足可以概括，但再多的戰爭也難以用“勝負”去簡單地定論。漢代不過僅僅打開了西域，而元朝的施政已經深入到了青藏，滿族入關同樣讓長城真正成為了“內城”，卸下了它原有的輝煌但卻也沉重的防御作用，讓它更多以人類文明和人文景觀的面貌開始呈現。長城以北的主人，無論犬戎、西戎、匈奴、突厥、鮮卑、契丹、女真、蒙、滿，他們的身份如何變換，終究都與締造了鼎盛中原文化的漢人一起，共同擦亮了中華民族的天空。歷史的戰場總是被歲月打掃得無比干凈，留下來的只能是文化、文明和誰也無法抵擋得住的歷史前進腳步。圍繞北緯四十度，的確有太多的人付出了生命、熱血甚至信仰，但他們也都毫無疑問地在有意或無意中改寫著歷史，創造著歷史。若以史學的眼光去看，沖突吹響的或許并不全然是廝殺，而也可能正是融合開始的號角。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是這樣，拓跋宏銳意進行的漢化改革也是這樣。每一次的沖突，都意外促成了彼此融合的進一步加深。只是這種以沖突方式進行的融合，不僅慘烈，而且成本和代價都實在過大而已。然而，歷史又只能做這樣的選擇，歷史從來都是帶著血跡不停地前進。這也說明，歷史跟人一樣，也是一個繁雜和痛苦的矛盾體。

借史學，說文學。文學是歷史的附著體，甚至也可以說是歷史的寄生蟲。文學必定會闖入歷史，歷史也必然會進入文學。文學闖入歷史，能夠給文學帶來深邃和開闊。但歷史進入文學，卻很難再保持住歷史本來的面目。我始終以為，至少有四種歷史是平行存在的，一種是原生的歷史，也或說是歷史本來的歷史，也即歷史自身，一種是史學家的歷史，一種是文學家的歷史，一種是區別于正史的民間野史。對于歷史本來的歷史，理論上是一種客觀存在，但實際上卻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到真正抵達。相對來說，史學家的歷史是最接近歷史真相的歷史，但每一個史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放進去自己的主觀觀點，也就是說，歷史在史學家那里，在取舍和遮蔽之間，實際上已經被作過“手腳”。民間野史則一向是毫不講究章法和體系，它只對自己感興趣的人物或事件，進行鋪陳演繹，甚至無限八卦，它只需符合大眾口味即算大功告成。民間野史大多已經具備文學功能，滑向文學的部分，是謂民間文學。而文學家的歷史則介于史學家的歷史和民間野史之間，它不會那么低俗和重口味，而是按作家自行理解的歷史邏輯，把既有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重置到歷史背景中去，甚至是創造出更多史書上根本不曾記載也未曾有過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讓他們在適當的歷史背景中，歡樂悲傷，愛恨情仇。讓他們在十足的煙火氣中，活過一次，再活過一次。說到底，文學家的歷史已經不是歷史，它只是文學。對歷史氣息的所有描繪，都不過是實現對現實“人性”和“道德”的一次次詰問和激蕩。設若沒有史學家的歷史罩著，以文學強勁的穿透力和巨大的傳播力，歷史很容易會被文學徹底掏空。當然，正如前面所說，如果沒有史學家的歷史，文學家的歷史也會無所附著，無可生發。

長城一線注定是有故事的一條線，在長城正式出現之前，在類似長城的建筑上，周幽王就已經上演了“烽火戲諸侯”的要命戲碼，以“要美人不要江山”的昏庸，成功搶了先秦的鏡，這出大戲直接導致了周朝的一斷兩半。始皇帝贏政大修長城上萬里，但他的雄心卻并未得到子民的贊美，相反，民間祭出的卻是“孟姜女哭長城”的悲涼故事。在王昭君正式出場之前，至少已有十個“和親”女遠行，但她們都寂寂無名，而唯有她這個出身荊地的女人，一下燒紅了天空。在掖庭，并不受待見的她，從不曾想過，有人需要用她的兩只手，牽起兩個民族。需要用她的肩膀，扛起一個國家，需要用她年輕的懷抱，把長達二百年的戰爭，包裹起來。她北出長安，翻越趙北長城，穿越戈壁大漠。曾經的長弓短箭，曾經的戰馬嘶鳴，曾經的殺戮封侯，全踩在了她一個弱女子的腳下。她先嫁的那個男人叫呼韓邪，后來又嫁的那個男人叫復株累，只聽名字就知道她的悲苦，更不肖說這兩個父子關系的男人，給過她多少恩尊。她必須適應羊奶，習慣氈帳，懂得騎射，會說胡語。當然，她也得學會如何不情愿地生下孩子，比如兒子伊屠智牙師，比如兩個女兒須卜居次和當于居次。既然她做出了這么大的事，后世史學家趕緊補給她一個出色的容顏，說什么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徘徊，竦動左右。文學家趕緊遞給她一只琵琶，讓她彈奏漫天黃沙，抒發千古幽思，并告訴天邊大雁，一定要忘記飛翔，先別管沉魚的事，先制造出“平沙落雁”的景況之后再說。民間更是趕緊行動，將她不倫不類地與西施貂蟬和楊貴妃并列到一起，作為美女資源，不停地進行世俗消費。公元前33 年的那一天，一隊人馬北出長安，然后長河落日，然后大漠孤煙，然后……再也沒有然后，那個女人再也沒有回來。曾經的“文景之治”，如果只簡單說是用女人換來的，肯定大失偏頗，但這其中女人的貢獻又怎么能抹殺和忽視呢！蔡文姬也很有名氣，而且也是有名的才女，但她不是“和親”女，而是被南匈奴左賢王擄去的。因為曹操統一北方后，花費重金贖回，所以民間便粗俗地把她解讀為曹操暗戀的女人，這也顯示了民間故事和民間文學喜歡“吃瓜”和“八卦”的特點。再到下一個有名氣的“和親”女出現，距離王昭君已經是六百多年后的貞觀十五年，而且已經不是向北，而是向西，文成公主遠嫁吐蕃。然后是說不完的楊家將，讀不夠的金庸，演繹不盡的乾隆下江南。楊家將故事已經走得遠離了史實，金庸的武俠更是開啟了鴻蒙想象。乾隆下江南看似與長城無關，但恰恰是清兵入關長城成為“內城”的另一種寫照。因此，作者在書中由衷感嘆，“我們用了前半生的時間通過文學故事去積累歷史知識，再用后半生的力量去一個個甄別推翻，這樣的人生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有的歷史學家，對歷史研究來研究去，最終卻不得不通過文學途徑去表達自己的觀點。反倒作家，很容易喜歡上歷史，冷不丁會寫出歷史學家才有可能去完成的專著。

沒有一個好的作家是不深鉆歷史的，哪怕它“瀚海橫絕，關山難越”，作者的這次“闖入”、“跨界”和重新打撈出的思考，是成功和蘊含價值的。

張世勤，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山東省文學期刊社總編輯、《時代文學》主編。作品散見于《收獲》《人民文學》《十月》《北京文學》《解放軍文藝》《青年文學》《小說界》等文學期刊。作品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散文選刊》《散文海外版》《海外文摘》《詩選刊》《小品文選刊》等選載，或入選年度選本。著有長篇小說《愛若微火》、詩集《舊時光》等多部。曾獲泰山文學獎、劉勰散文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