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希臘小廟”說起

許多人對沈從文的印象，停留在了中學課本的那篇《邊城》。翠翠和儺送、二老朦朧的小兒女情愫，感染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也在每個人心中留下了關于湘西地方烏托邦式的想象。就連他自己也說：“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從《媚金·豹子·與那羊》中為情而死的媚金，到《神巫之愛》中拜倒在花帕族啞女石榴裙下的神巫，再到《邊城》，沈從文確實成功地實現了對湘西“正直素樸人情美”的描畫。

但在歷史的車輪之下，“希臘小廟”的命運正像《邊城》中的白塔一樣岌岌可危。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12月下旬，沈從文和當時另外兩位作家曹禺、蕭乾有了去延安的打算，便一同去八路軍長沙辦事處拜訪了時任統戰部長的徐特立，徐特立告訴他：“能去的當然歡迎，若有固定工作或別的原因去不了的，就留下做點后方團結工作，也很重要。因為戰事不像是三幾年能結束，后方團結合作，還值得大大努力，才能得到安定，才能持久作戰。”沈從文后來在回顧散文集《湘西》的創作時，談及這本書的寫作與徐特立的這一提醒不無關系。在這之后，沈從文一行人又在沅陵沈從文的大哥沈蕓麓處停留三個月，期間沈從文和朋友聚餐，聽到人打趣地稱呼湘西人是“湘西土匪”，雖然只是玩笑話，但是敏感的沈從文卻記在了心上，他又一次清晰地體會到外界對湘西的誤解之深，而這對于湘西本身也好，對于統一戰線也好，都是極為不利的。

晚年的沈從文在寫給任教于武昌師院中文系的李愷玲的信中，第一次為自己的作品進行了分期，他說：“一九二五到二七為第一期，學寫階段，由學寫標點符號開始，只寫了些小故事，什么都寫，由一九二八到一九三六，文字才比較成熟，能作有計劃處理。抗戰到一九四八，思索探討性作品較多。”既然沈從文本人都認定自己抗戰以后經歷了“詩運轉關”，那么對于我們來說，想要更加充分地了解他，就必須對他這一時期的新變和突破有所認識。

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謝世，錯過了10月揭曉的諾貝爾文學獎。當年的評委會主席謝爾·埃斯普馬克回憶說：“沈從文已經非常接近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沈從文不僅獲得提名，而且已經通過初評，出現在僅有五位作家名字的短名單上。中國作家沈從文是當年最受五位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成員喜愛的候選人。”沈從文之所以能獲得如此高的肯定，絕不僅僅是由于他譜寫的一首首動人的田園牧歌，更不會是因為一篇《邊城》而定了乾坤，而是因為他始終對地方問題、文化和中國問題、文化保持著高度的關注，他對自己腳下的土地有著深沉的愛與牽掛。在這樣的視角下，在沈從文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際，一個對現實有著極大關切的沈從文的面目，也是時候走入我們的視野之中。

一個苗族作家的擔當

眾所周知，沈從文是一位苗族作家，他的一生都可謂是心系這一民族。1947年7月，在為李震一創作的報告文學《湖南的西北角》所寫的序中，他回憶起自己1938年創作《湘西》的心情：

我知道，我還應當為地方為國家作點事，所以到云南后又寫了一本小書，名叫《湘西》，對地方各方面略加說明，希望家鄉人的自尊自信心，和外來者的同情與理解，能作成一種新的調和或混和。一派祥和氣氛的形成，在當時，實比任何事情還重要。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日軍一部分精銳緊接著對浙江發起攻勢，直逼南京的企圖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時在浙江嘉善，國軍一部正在此地堅守，128師全師上下七千余人，全都是湘西子弟兵，其中還有沈從文的三弟沈荃，他是764團的團長。抗戰爆發第二年年初，在大哥沈云麓家休整期間，沈從文也并未放松，讓他幫忙邀請剛剛上任湘西行署主任的陳渠珍和“同鄉文武大老”多人到“蕓廬”家中，和他們圍繞團結穩定湘西后方，支持全國抗戰的大局作了長時間的懇談。他認為抗戰是湘西軍人參與全國性事業、為湘西正名的一次絕佳機會，還提起自己三弟參加的這場戰役，認為同鄉們血戰七天，銳不可當，自己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第二年春天，在寫給幾個湘西在鄉軍人的公開信《莫錯過這千載難逢的報國機會》中，沈從文進一步坦陳了這些意見。同時他也表示，同鄉們為國獻身，可外界還視湘西為匪區，為蠻夷之地，視湘西人為土匪，為化外之民，這實在是太冤枉了，應當在全國范圍內對湘西健兒進行宣傳，讓大家知道湘西的后起之秀們是“奮發有為，不落人后”的，要為中國人爭一口氣，更要為湘西人爭一口氣。

而說起外界關于湘西的標簽化認識，就不得不講到使湘西百姓深受其害的屯租制度。這是清朝乾嘉年間由傅鼐在苗區發展起來的一種納稅制度，地主大部分用放高利貸的方式兼并土地，以制錢八百文作一千文貸出，每月利息五十文，三個月為一期，過期不還，利息就會變為本錢，本錢再生利息，利息就如同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苗族農民在高利貸的盤剝下，往往上一本債還沒還清，下一本債就又欠了下來，一年到頭忙忙碌碌卻掙不到幾個錢。因此，奪回地主階級侵占的上地，就成為苗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而只要采取武裝起義，就勢必被判定為“土匪”，換來的是槍炮鎮壓。到了民國，政府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制度取代屯租，就將其延續下來，它對人民的壓迫也就繼續下去，有的人家交不出租子，就賣妻子、賣孩子，有的人實在難以承受，就一死了之。當地的開明人士便發起組織了“革屯運動”，國民黨便派兵“清剿土匪”，期間雙方均有死傷。七七事變后，運動又同抗日結合起來，沈從文的老上司陳渠珍輔助鳳凰苗民龍云飛組成“湘黔川苗民革屯抗日救國軍”，提出“廢屯升科”“抗日救國”等口號，抗日革屯軍捷報頻傳。革屯運動的結果是，國民黨當局調兵“清剿”失敗，屯制被廢。湖南由蔣介石的嫡系張治中接手主持，“革屯軍”被改組為抗日部隊。沈從文對這些百姓抱有極大的同情，他拒絕在自己的作品中稱苗民為“匪”，顯然是不愿茍同國民黨的粗暴治理。

在當時，還有不少社會人士前往湘西做田野調查。1933年春夏之際，時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委派凌純聲、芮逸夫兩位學者赴湘西苗疆調查研究。他們在乾城、鳳凰、永綏三縣苗鄉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實地調研，回到北京后編纂成數十萬字的《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但這二人的調查結果卻并不能令湘西人滿意，因為它表現出了濃厚的獵奇色彩，調查結束后，當地部分少數民族代表向蒙藏委員會提意見，認為這兩位調查員有故意抹黑苗族之嫌，他們甚至將苗族一些早已廢除的習俗重新搬上歷史舞臺，不但不能使讀者抹除對苗人放蠱、趕尸的誤會，反而加深了湘西的神秘和愚昧之感。在這一調查過程中，石啟貴和吳良佐、龍麟章等苗族人士應邀協助工作，凌、芮二人離開后，石啟貴又受中央研究院聘請，擔任湘西苗族“補充調查員”，于1940年獨立編寫成30多萬字的《湘西土著民族考察報告書》初稿；1951年又寫了《湘西兄弟民族介紹》。沈從文如果有機會看到石啟貴的調查報告，一定會引為知己。

如今，我們對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都較為熟悉，每年召開的大會上，來自各少數民族的人大代表都會為國家發展積極建言獻策，共同維護國家統一繁榮與穩定。類似的會議，民國時期國民黨執政府也會召開，但與現在有很大不同的是，當時部分少數民族幾乎完全不受重視，有話無處說是常態。1937年，國民黨公布國民大會代表名額時，蒙、藏諸族設有240名指定代表，而在全國分布極廣、人口眾多的苗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卻一個代表名額也沒有。為了確保苗族等少數民族的權益，大家一致推舉石啟貴代表苗族等少數民族給國民政府上書。石啟貴應大家的推舉向國民政府呈述：苗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人民也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應該與漢族等其他民族享有同等權利，強烈要求分配給苗族等其他少數民族的代表名額。最終，他們在國民大會上取得一席之地。

《湘西》也正是在這樣的脈絡里誕生的。這本小書的副標題是“沅水流域識小錄”，意思與我們現在的導游手冊差不多。文中介紹了湘西的農產品、礦藏和抗戰中的關鍵地位——“西南公路由此通過，貫串了四川，貴州，云南，廣西的交通。并且戰爭已經到了長江中部，有逐漸向內地轉移可能。湘西的咽喉為常德，地當洞庭湖口，形勢重要，在沿湖各縣數第一。敵如有心冒險西犯，這咽喉之地勢所必爭，將來或許會以常德為據點，作攻川攻黔準備。”通過沈從文對湘西地方志式的書寫，和其在戰爭中充當要塞的分析，讀者能夠較為清晰地了解湘西的地理狀況、風土人情，從而破除一些對湘西的偏見，而這一切，則都是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服務的。

何為“英雄”？“英雄”何為？

四十年代，抗戰和建立新中國是兩個并行的議題。一定程度上響應了“一切為了統一戰線”的原則后，如何建立新中國、靠什么樣的人來建立新中國就構成了沈從文在四十年代集中思考的另一個問題。

沈從文對軍人這一群體有異于常人的關注，一方面與他的行伍經歷有關，另一方面，是這些人的精神促使了他生成關于“游俠者精神”的議題。軍人的氣質直接與“游俠者精神”相關聯——他認為“個人的浪漫情緒與歷史的宗教情緒結合為一，便成游俠者精神，領導得人，就可成為衛國守土的模范軍人。”并把“游俠者精神”進一步闡釋為：“重在為友報仇，扶弱鋤強，揮金如土，有諾必踐。尊重讀書人，敬事同鄉長老。”沈從文之所以把這樣一類人當作寄托理想的載體，還有一方面的考量，那就是避免個人崇拜現象。

1940年《戰國策》第四期上，刊登了一篇題為《論英雄崇拜》的文章，文中頌揚的“英雄”，主要指的是各式各樣的領袖，特別是動用武力和武器的那一類，與之相對的自然就是“讀書人”，并得出結論說，中國讀書人不太崇拜英雄，“世界上凡是不能夠崇拜英雄的人，就是狹小無能的人，凡是不能夠崇拜英雄的人，就是卑鄙下流的人”。這種非此即彼的論斷，不論在當時還是現在看來，都是有些偏頗的。沈從文讀后對這篇文章的觀點很是不滿，在1940年的《讀英雄崇拜》一文中，他介紹了自己的“英雄崇拜”，主旨與《湘西》中提出的“游俠者精神”別無二致，他認為對英雄的情感就是“宗教情緒與浪漫情緒之歸納集中”，而當下即使要有對英雄的崇拜，那英雄也不必限于某個領袖或統治者。并且認為抗戰時期的當務之急是要“從群眾中造偶像”，不論是腦力勞動還是體力勞動，只要對社會有所貢獻，都應當被人尊敬和稱道。沈從文的“英雄”，其實很類似我們現在評選出的“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時代楷模”等等模范人物。可以看到，沈從文在當時就克服了英雄史觀這樣一種唯心主義史觀，他意識到了人民群眾才是社會歷史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

軍人群體構成了沈從文建立新中國理想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指向了學生群體。不過學生群體在沈從文看來，還需要經過一些改造才能為國服務。現在的學生，對軍訓都有種“熬”的印象，民國的學生也不例外。1938年云南省集中軍訓，規模比校內軍訓更正式，大學生們叫苦連天，覺得條件太差，很受委屈，打仗是士兵的天職，自己明明是讀書人，怎么被拉來受這樣的罪呢？更有甚者，對待集訓采取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抓一把瓜子邊嗑邊訓練，或者上別人宿舍串門談天。沈從文認為這樣的態度是很不端正的，學生在軍閥內斗時可以不動作，但抗日戰爭是關乎整個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就必定責無旁貸，即使是在后方，也要為后方的建設做些力所能及之事。沈從文批評道：

一部分大學生，活下來實在不知為什么活。對生存竟像是毫無目的可言。行為是呆呆的，腦子是木木的。既少嚴肅，也不活潑。任何好書都不能擴大他的想象，淘深他的感情。任何嚴重事實也不能刺激他的神經，興奮他的正義感。歸究說來，這些人活下來傳世訣，竟僅有一個混字，考學校時混及格，入學校后混畢業，出了學校到社會上討生活，還是混。自發進取心毫無，對國家改造的雄心與大愿更極端缺乏。

如此痛切的對現實的關切，已經距他手制的那座希臘小廟相隔萬里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文壇上把沈從文歸入“京派”，內中還包括魯迅的弟弟周作人、廢名、汪曾祺、李健吾、美學家朱光潛等。魯迅曾給京派作家一個論斷，認為他們是“官的幫閑”，“京派”在文學史上也是以平和抒情、遠離政治的整體面貌示人的。不過，“京派”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劃分標準是什么？“京派”內部是否存在著不同之處？當我們對一個團體進行整體性判斷的時候，更注重保留共性，就勢必會忽略其中每個人的特質。通過對沈從文創作狀況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京派”中可能包含著巨大的歷史縫隙，這也是沈從文給我們的啟示。

結語

沈從文早年生活困窘，賣文度日，作品水準良莠不齊是在所難免的事情。但是到他三十年代在文壇站穩了腳跟后，基本上可以說每部作品都是費心經營的產物。區別于一些寫作市民讀物的作家，沈從文把“作家”這個職業看得很重，從他對很多作品反復修改，多次經營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沈從文對待工作的這一態度，也是相當值得我們學習的。此外，事實上直到現在，對地域、民族、人種都不乏一些固化的認識，有的甚至到了歧視的地步。我們在沈從文的文筆中獲得的，不單是精神上的滋養和哺育，更是一種開放包容的視野和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