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是詩人，是建筑設計師，是中國建筑史學家，是中國古建筑調(diào)查考證保護的先驅(qū)，是景泰藍工藝再生的推動者，是新中國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碑座花飾的主要設計者。大家很少知道的是，她還曾設計過話劇舞臺和報刊書籍的刊頭封面。這里單說刊頭封面，都有哪些，長什么樣，且呈現(xiàn)什么樣的特點。

《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封面

林徽因最早設計的刊頭是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的封面。遠處一輪朝陽正從樹林后升起，并將樹木投影于波光粼粼的湖面，近處一座巍峨高峻的鐘樓在蒼松中矗立，樓頂層懸掛著一口刻著夔龍紋的古鐘，在悠揚鐘聲中，一對和平鴿舒展著翅膀向我們飛來。對這個封面所包含的寓意，編者在編后語《感謝》中說：“全部圖案可以代表四個要素：一、正義；二、光明；三、平和；四、永久。”

林徽因此圖的署名為“尺棰”。在此期增刊中，她還以其筆名發(fā)表了篇翻譯自王爾德的散文詩《夜鶯與玫瑰》。為此，編者特向她表示感謝：“尺棰女士是閨秀篤學家，美術(shù)、文學的造詣很深，封面圖案和《夜鶯與玫瑰》一篇譯作，雖不能代表女士的全部的學識，也可以看出女士的天才幾分。我們對于女士援助的厚意，不能不特別表示感謝。”

林徽因僅用過這一個筆名（其他所謂筆名都是從名中取出，或用兩個字或用一個字，從一定程度上講，仍可算是一個名）。此名取自《莊子》“天下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此時林徽因才19歲，一開始發(fā)表作品，用此筆名，應該暗含著她永不停歇、積極探索的心志。

1920年，林徽因跟隨前往歐洲考察的父親林長民來到英國，租居倫敦阿門27號，房東是一單身女建筑師。父親常常將其一個人留在家中，在她和房東的交往中，她了解到建筑的價值與美，開始立志獻身建筑事業(yè)。此封面的主體畫面采用中國傳統(tǒng)建筑鐘樓，應該是這種志向的真實體現(xiàn)。

此封面構(gòu)圖上虛下實，從左至右，采用臺階狀層層下跌的形式，大有黃金分割率的完美；圖中元素動靜適宜，朝陽似靜實動，加上自由飛翔的白鴿，加上我們想像中的繚繞鐘聲，讓我們相信這個世界一定會有一個光明和平美好的未來；圖中事物描繪繁簡恰當，朝陽白鴿樹木采用簡筆或圖案化，鐘樓描繪精細，用筆精準，你看那垂脊的小獸和大鐘上的花紋，拱門上的磚飾和椽頭間的布置，既看出界畫的影響，又具有較強寫實意味。這強烈表現(xiàn)出了林徽因?qū)ㄖ膬A心、超人的美術(shù)天賦和扎實的繪圖基本功。

此圖為林徽因未來的一系列設計與古建測繪作了個驚艷的亮相。

陳夢家的《鐵馬集》

林徽因設計的第二個封面是陳夢家的《鐵馬集》。

我們現(xiàn)在通常能看到的此詩集，是1992年上海書店再版的影印本。但它保留了原設計的封面。一看，太簡單了。就是一橙黃的底，中間豎排著陳夢家自題的帶有很強碑體和隸味的黑色的“鐵馬集”三個字和左旁稍小的“夢家自署”四個字。初看這個設計，幾乎不太相信。我還微信北京大學圖書館的鄒新明老師，問他有沒有原版本，如有，請給我封面照片和版權(quán)頁照片。他一查說有，并給我拍來了圖片。對照一下，就是如此簡單，只是原色似乎更厚重些深沉些，我們現(xiàn)在的顏色淺了些，稍顯輕艷。這就是當初林徽因的設計，并得到了陳夢家認可。讀此集的付印后記，開頭說：“感謝林徽音女士為我畫封面，但因付印時我在蕪湖，不曾親去校擇顏色，也許這些顏色調(diào)配得不如原意。”（《鐵馬集》，開明書店1934年1月版“附錄”）從這段話看出，林徽因的設計主體就是“色”，這色確實是林徽因特意選擇調(diào)配，這構(gòu)圖確實是林徽因特意思考謀劃。

1930年冬，陳夢家出版了《夢家詩集》，第二年6月再版增補了這半年多新創(chuàng)作的詩；1932年初，他又想把之后創(chuàng)作的詩歌結(jié)集以《鐵馬集》為名出版。此時，“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陳夢家毅然從軍抗擊日寇侵略。這期間他把詩稿交給方令孺保存。戰(zhàn)事結(jié)束后，應聞一多先生之邀，到青島大學任其助教；暑期，青島大學發(fā)生風潮，與聞一多同時離校。秋季來到北平，由劉廷芳教授介紹入燕京大學學習。1933年初，熱河事變爆發(fā)，他再度奔赴前線參加抗戰(zhàn)。由于熱河不戰(zhàn)而失，只得悲憤返回。夏天回到上海，9月份，經(jīng)劉廷芳先生介紹前往安徽蕪湖廣益中學任教。陳夢家到青島時，方令孺將詩稿寄回給陳夢家。雖然之后經(jīng)過三次刪補，但隨著他來到蕪湖，“印事遂復擱置”。在燕京大學時，他得到趙蘿蕤的青睞，并開始戀愛，也得到了趙蘿蕤父親趙紫宸先生的賞識與認同。從陳夢家寫于蕪湖的詩看來，空間的阻隔加深了這種感情與思念。秋深中這些感興使得陳夢家“重又溫習了三年前創(chuàng)作時的熱心，因此再想到這冊稿集無論如何不能再不給他出來”（同上）。于是增入在蕪湖創(chuàng)作的詩仍以原集名交由開明書店于1934年1月出版。

1927年陳夢家進入中央大學學習，之后得以結(jié)識在該校任教的聞一多和徐志摩，并在他們的指導下開始創(chuàng)作新格律詩，進入了新月社的陣營。陳夢家建議徐志摩在《新月》之外再辦純詩雜志《詩刊》。1931年1月20日，《詩刊》創(chuàng)刊。林徽因于此刊開始發(fā)表詩作，由此成為新月社核心成員。如此兩人也開始了交往。1931年陳夢家編選《新月詩選》時，就選了四首林徽因的詩，并在序中高度評價。在這種情況下，陳夢家請她為自己即將出版的詩集設計封面，林徽因能不同意并精心構(gòu)思？ 陳夢家此詩集中有《鐵馬的歌》，是作者1931年11月18日游覽大悲閣時聽到風吹閣檐鐵鈴鐺聲音產(chǎn)生的情意，“我是古廟/一個小風鈴/太陽向我笑，/銹上了金。/也許有天/上帝教我靜，/我飛上云邊/變一顆星。”早在《新月詩選》“序”中，陳夢家就表示他“喜歡‘醇正’與‘純粹’”。林徽因以不作任何裝飾的純正的“色”來應之，豈不正得陳夢家之心，而如此設計，也正好給要變成一顆星的鐵馬以遼闊的空間。

《學文》月刊封面

林徽因設計的第三個封面是《學文》月刊。

聞一多3月1日給還在河南大學任教的饒孟侃信中說：這個刊名出自“行有余力，則致以學文”，在“態(tài)度上較謙虛”。（《徐志摩·新月社》，王一心、李伶伶著，陜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卞之琳則認為，“《學文》起名，使我不無顧慮，因為從字面上看，好像是跟上海出版、最有影響的《文學》月刊開小玩笑，不自量力，存心唱對臺戲。”（《窗子內(nèi)外憶徽因》，劉小沁編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經(jīng)過一番努力，刊物于1934年5月初正式出版。林徽因為此刊設計了封面（圖案右下角，可以看到一個“徽”字）。關(guān)于這個封面，王一心、李伶伶認為“中間是一塊漢磚圖案，很樸素很典雅”；卞之琳評價說：“我在1934年親見過她為刊物所做封面設計，繪制的裝飾圖案就富有建筑美，不離她的專業(yè)營造學（建筑學）本色。”姜德明贊美道：“取材古漢碑圖案，她用流麗柔美的線條，勾勒出古樸的人物鳥獸和花草植物。”（《余時書話》，姜德明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6月版）

無論是漢磚還是漢碑，但都是漢刻。刊期旁的豎狀波浪形的紋飾，和下面兩邊菱形二方連續(xù)紋飾，都是漢磚或漢碑四邊的常見紋飾；下邊的圖案，乍一看整飭，但細瞧則變化多端，豐富多彩。左邊，用三分之一空間畫了兩座筆直甚至有點伶仃的燈架，頂端又畫了兩株各自左右紛披的花樹；另三分之二部分的上端，是一個半的菱形二方連續(xù)，但內(nèi)里又有不同，采用了菱形的四方連續(xù)；右邊的上半端用一半空間畫了一個同樣的菱形，但在它的左上角，又畫了一個小菱形，既同左邊的形成呼應，又再度賦予一種變化；左邊另三分之二空間的下端，用其一個半格畫了三個人，穿漢服，手執(zhí)儀仗，兩人側(cè)身相對，另一個右向，本以為在這人的對立面她會畫上一人相對，卻畫了一豎排小樹的圖案，再次破了對稱；在右邊的菱形紋下她同樣畫了三個人，但他們不再是全側(cè)身，而是正面稍微傾側(cè)，兩人相對，一個獨立微向右，其朝向又同左邊三個形成了呼應完成了對應；右邊上半部三棵小樹圖案似乎是左邊最邊一排小樹爬了上來，刊名正中直插圖案，下面是兩條似乎正蓄勢欲向右躍出的猛虎，與其相對的恰是兩條右盤而折向左的巨龍，勢均力敵，又讓人覺得它們可能會攪出一場掀天揭地的局面，兩龍與小樹中間恰是這兩龍首正面圖，恰似漢刻石墓門常見的鋪首，相互組合在一起，又暗合了立體主義將事物不同側(cè)面的形象平面層疊的構(gòu)圖方式。由于大部分圖案朝向右，因此此圖極具向右行進感，似乎是一組正在運行的鏡頭或一幅正在展開的長卷的隨意而突然的定格。

如此豐富，如此多樣，是不是喻意此刊的體裁題材手法風格的不拘一格；而又把如此豐富與多樣納于一爐，是不是在說在表現(xiàn)上應該節(jié)制應該注重韻律注重形式上的美感。也許它就是新月派提倡的三美“音樂美、建筑美和繪畫美”的藝術(shù)再現(xiàn)和落實到此刊使之復活的封面宣言。

厚植于如此豐富多樣基礎上的“學文”，會越長越醒目，越長越高大，越長越精彩。——遺憾的是，《學文》僅僅出了四期即停刊，辜負了林徽因的期望。

《大公報》副刊“小公園”刊頭

1935年7月31日，林徽因、梁思成二人替天津《大公報》副刊“小公園”繪制的刊頭開始使用。

這是蕭乾先生約林徽因設計的。蕭乾先生曾回憶，1933年11月初，他的《蠶》在大公報發(fā)表后，很快接到沈從文先生的信，說林徽因讀了此文，對此文和作者的寫作態(tài)度很喜歡，要沈從文帶蕭乾去她家，“能見到當感到暢快”。11月4日，蕭乾在沈從文帶領(lǐng)下，第一次去林家，“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是用感情寫作的，這很難得’”。林徽因的鼓勵，“就像在剛起步的馬駒子后腿上，親切地抽了那么一鞭”。（《窗子內(nèi)外憶徽因》）1935年夏天，蕭乾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yè)，接替楊振聲、沈從文合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并將之定名“文藝”。配合此，也是出于對林徽因的感激，于是約請林徽因幫他新設計一幅刊頭畫。

那一年2月，梁、林夫婦曾帶領(lǐng)莫宗江等人前往山東考察孔廟，幫助國民政府擬制修葺方案。回來后，林徽因肺病復發(fā)，又移居香山療養(yǎng)，夏天到來后，也是為了讓林徽因更快恢復，一家又赴北戴河避暑。在那兒，林徽因說:“我遇到梁家的親戚，這對我的身體不利。我感到我的身體已被肢解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再也不能把它集合成為一個整體了。”（《林徽因?qū)ふ妗罚┚褪窃谶@種情況下，她接到蕭乾的邀約信，設計了這個刊頭畫。

刊頭畫寄給蕭乾時，她附了一封信，對如此設計作了簡短說明，“現(xiàn)在圖案是畫好了，十之七八是思成的手筆，在選材及布局上，我們輪流草稿討論。說來慚愧，小小一張東西我們竟然做了三天才算成功。好在趣味還好，并且是漢刻，純粹中國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最高造詣，用來對于創(chuàng)作前途有點吉利”。這個過程是不是像后來二人設計國徽圖案的預演。這也表明二人沒有草率隨意對待這個設計，而是取一種嚴肅認真慎重的態(tài)度，還包含著二人的良好祝愿。

所以蕭乾推出這個刊頭畫時，在編者話中鄭重給予介紹，并表示感謝，“今天這幅壯麗典雅的‘犄角’是梁思成夫婦由北戴河為我們趕制出來的。天雖是熱得要命，這圖案卻是在一絲不茍的努力下為我們設計的。”

這個圖案是什么樣呢？

一棵繁茂的大樹是它的背景。并將前景劃分稍顯整一的閣樓加以貫穿且使之充滿生機。閣樓下一熱鬧非凡的湖面，魚躍鳥游，一條小船，后面一船夫在劃槳，前面一個正匍伏船頭收網(wǎng)。岸邊臺階上到閣樓，閣樓加頂共三層，下面兩層均有護欄，也均有人在觀賞湖面，底層側(cè)面一人是不是為了逗喂魚鳥還在向湖面撒著什么；二三兩層閣檐短直，且有粗大斗栱支撐，閣頂裝飾著一只巨大的展翅欲飛的鳳凰——真是一派熙和小公園景象。

整個構(gòu)圖是一分層的縱切面，有一種五彩繽紛、琳瑯滿目的感覺，是典型的漢磚雕刻的方式。梁思成先生在描述漢代建筑時說，階基為中國建筑三大部分之一，漢代“重軒三階”，“畫像石與明器中之樓閣，均多有欄桿，多設于平坐之上”，“欄桿樣式以矮柱及橫木構(gòu)成者最普遍”，“明器中有斗栱者甚多，每自墻壁出栱或梁以挑承櫨斗”。（《中國建筑史》，梁思成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5月版）和梁林二人同時來到營造學社、且和二人一道密切配合進行大量勘測的劉敦楨先生也說：“漢闕與絕大多數(shù)明器、畫像石所表示的屋面與檐口都是平直的”，“并在脊上用鳳凰及其他動物做裝飾，這是漢朝建筑和后代建筑在形象方面一個重要的差別”。（《中國古代建筑史》，劉敦楨主編，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1984年6月版）看其設計中建筑營造的樣式，豈不正是如此規(guī)制。其頂上的鳳凰，如果同卜千秋墓壁畫、馬王堆帛畫那只鳳凰相比，深具漢磚和漢代帛畫上描繪的神韻；不重細節(jié)描繪而有些符號化，其線條似乎顯得粗笨，相反加強著一種稚氣樂觀天真，這也是漢代藝術(shù)的風采。用李澤厚先生評價漢磚雕刻的話來說，“漢代造型藝術(shù)應從這個角度去欣賞”，“漢代文藝盡管粗重拙笨，然而卻如此之心胸開闊，氣派沉雄”，“它不華麗卻單純，它無細部卻洗煉”，顯得開放而不封閉，“它由于以簡化的輪廓為形象，就使粗獷的氣勢不受束縛而更帶有非寫實的浪漫風味”。（《美的歷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3月版）如果說上幅橫向設計有極其強烈的行進感，此幅縱向上的設計則是不同場景的事件人物在一平面時空的共時特寫。

林徽因把漢刻作為“純粹中國創(chuàng)造藝術(shù)的最高造詣”，抗戰(zhàn)期間她在李莊開始研究漢代歷史，甚至入迷到代入日常交談，還要寫漢武帝傳，這固然是因為寄托著希望祖國戰(zhàn)勝日寇入侵的心志，對漢刻的贊賞恐怕是一決然的引子與因子；穿越時空，到了設計人民英雄紀念碑須彌座花環(huán)與花圈時，當看到學生們幫助其勾出的草圖采用的是康乾時期時的線條時，她堅決地說：“你這草圖怎么行？ 你怎么能用康乾線條，你要去找漢朝的線條。你就去霍去病的墓前找漢朝時期的線條。”對這話，著名散文家梁衡后來特地跑到霍去病墓前看那些線條，他寫道：“線條拙樸、雄渾、蒼涼，雖時隔兩千年，仍然傳遞著那個時代的輝煌、開放、不拘一格與國家的強盛。”這不能不歸于梁林在古建調(diào)查測繪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如此這般對漢刻的熟悉喜愛與認知。所以新時期后卞之琳回憶林徽因時說，從她漢刻的封面設計不由得會“欣然想起了1949年她參與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設計（還有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碑座飾紋與花圈浮雕圖案的設計）”，這事實本身就具有“很多意義”。（《窗子內(nèi)外憶徽因》）

《文學雜志》創(chuàng)刊號封面

1937年5月1日，京派重要刊物《文學雜志》創(chuàng)刊，朱光潛先生擔任主編，林徽因列為編委，并為此刊設計了封面。

雜志一出世，立即成為最暢銷的一種文藝刊物，而封面也受到了好評。刊名用的是宋體，四周用絳色繪一粗一細兩條單色線框，中有大量的留白，僅在正中用二十分之一頁面繪了一小幅圖案，藍、絳兩色的兩條小魚一稍長一稍胖，均頭朝上，雙龍戲珠般抱著一支黑色下垂的墨筆，絳色同邊框相應，藍色同刊名下的藍色裝飾線和藍色刊期相應，整個給人一種簡潔大方，清新雅致、爽朗活潑的感覺。胡不歸很快在《是非公論》上評論道：“宣傳許久的《文學雜志》，創(chuàng)刊號于五月一日問世了，它的封面沒有鮮艷的顏色，或刺目的花紋，只是幾根大方而雅致的線條與宋體字，和內(nèi)容一樣，它代表著保守、認真、中庸、踏實的特色，我們看厭了那些用花花綠綠的封面來吸引讀者的文藝刊物，一旦看到這清新而大方的封面，忍不住要說一句：‘謝謝天，世上居然也還有不肯亂跟著別人學時髦的編輯者。’”（《朱光潛年譜長編》）

有人說這兩條小魚用的是《莊子》“秋水”的典，林徽因以此喻文學創(chuàng)作要表達真實的感受，不僅自己知道創(chuàng)作的感受，還要傳達給別人，讓別人也能感受到。（《林徽音先生年譜》，曹汛著，文津出版社2022年7月版）從她推崇蕭乾的創(chuàng)作和對蕭乾說的話看，這個推論有道理。但我們看朱光潛先生的發(fā)刊詞和當時京派文化圈的創(chuàng)作主張，兩條不同顏色的小魚抱著一支筆，是不是比喻著在創(chuàng)作的廣闊天地里，不能只準或只能“走一條路”呢？

梁思成《中國建筑史》封面1943年，梁思成《中國建筑史》完稿，一開始定名為《中國藝術(shù)史建筑篇》。林徽因手寫了封面。

1940年底，營造學社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一起來到宜賓李莊。雖然此時營造學社失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資助，時時陷入困頓，梁思成不得不拖著殘軀常常前往重慶尋求幫助，但生活畢竟相對穩(wěn)定安全下來了。他開始試圖把自己“和營造學社其他成員過去十二年中搜集到的材料系統(tǒng)化”，即撰寫《中國建筑史》。因為過去9年，營造學社每年兩次派出調(diào)查小組，遍訪各地以搜求古建筑遺構(gòu)，每次二到三個月不等，最終目標，就是為編寫一部中國建筑史。迄今已踏勘了15個省二百余縣，考察過建筑物已逾兩千，完全具備了實證基礎和歷史脈絡。

1923年5月7日的車禍讓梁思成的腿和腰受到重創(chuàng)，并留下了后遺癥。長時間野外勘測，抗戰(zhàn)期間長途轉(zhuǎn)移奔波，生活的艱辛，使得后遺癥日益加重，特別是他的腰和頸椎灰質(zhì)化病常常折磨得他直不腰抬不起頭。人也瘦到了只有47公斤。就在這種情況下，他開始了艱難的寫作，并且每天工作到深夜，有時還不得不熬個通宵。沒有電燈，傍晚五點半便點起了那盞菜籽油燈。為了減輕背脊的重負，他身穿馬甲（“協(xié)和醫(yī)院設計和施工的鋼鐵支架經(jīng)過七年服務已經(jīng)嚴重耗損”——林徽因?qū)ζ漶R甲支架的形容），下巴支在一個花瓶上，為的是伏案作文繪圖時，利用花瓶這一支點，承受頭部的重量，畫圖時還得隨著圖畫的方位調(diào)整而不斷調(diào)節(jié)花瓶的位置。1942年11月14日，老朋友費正清來看望他們。回去后記道，其艱難難以想像，為了寫此書，應該是透支過度，“但他和往常一樣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維持著在任何情況下都像貴族那樣的高貴和斯文”。（《林徽因與梁思成》，費慰梅著，成寒譯，法律出版社2010年12月版）林徽因在北平淪陷出走時，肺病即已復發(fā)，走到晃縣就很嚴重了。昆明的生活曾使她病情一度平穩(wěn)，但從昆明到李莊的長途勞頓，再加此地處于長江岸邊，氣候潮濕，到達李莊不久，病情再度爆發(fā)，而且十分危險，盡管如此，只要病情稍一減輕，在處理完家里日常雜事和營造學社有關(guān)事務后，積極樂觀的她便伴隨著梁思成一同進行書稿的寫作。梁思成后來說，“在編寫的過程中，林徽因、莫宗江、盧繩三位都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內(nèi)子林徽因除了對遼、宋的文獻部分負責搜集材料并執(zhí)筆外，全稿都經(jīng)過她校閱補充”（《中國建筑史》）。

從現(xiàn)存原稿來看，此書稿完成后，林徽因還抄錄了五頁目錄和七頁插圖目錄，還替封面書名作者題簽。費正清曾說他們是有鋼筆、鉛筆但沒有供書寫的紙張。費的話雖說有些絕對，但紙張緊缺，卻是不爭的事實，即使有，也是當?shù)卦斓耐良垼至拥煤堋Ｈ珪寰褪怯眠@樣的紙張寫就的，封面也用的是淺灰稍微厚一點的土紙。林徽因的題簽并不是簡單地寫了書名，不僅寫得精心，而且版式格式都做了些設計和裝飾，因此也應算作她的一個封面設計。

靠右，豎排，字后再加一深灰色條，配上漢隸字體，簡直就是一出土的漢代竹簡。作者名在下，靠右，稍小。書名有較強的裝飾味藝術(shù)味，舒暢大方，作者名則顯得莊重堅挺，但它們都注重波磔的運用，仍是漢刻線條的再現(xiàn)。特別是書名“筑”“篇”二字的“竹”字頭，林徽因做了特別描畫，是不是很像古建筑吻脊的反卷的龍尾？ 深得漢文化精髓的林徽因，將漢刻和漢建的神韻疊加到一起，投射到了夫婦二人偉大文化結(jié)晶的題簽上；既然全書是中國建筑史，這樣題簽，自然更是對全書生命精神的濃縮。

縱觀林徽因封面和刊頭的設計，既能簡約大方，也能繁密布置，但不管哪種方式，她都是慎重的精心的，都能從書刊內(nèi)容出發(fā)，體現(xiàn)內(nèi)容光華，讓讀者有一種眼睛一亮的感覺。細加分析，對報紙副刊，她重繁，意在告訴讀者這是一個百花園，對書籍，她重簡，意在給讀者一種清新脫俗和高貴典雅的氣質(zhì)。從圖案的角度來看，她注重漢代藝術(shù)風貌的運用，實際上就是注重民族風格民族氣派，更注重民族精神的張揚。同她其他方面成就比，林徽因這方面的設計相對較少，但仍體現(xiàn)出她不凡的品位。并且為她后來進行國徽等設計積累了寶貴的經(jīng)驗。這一切都值得我們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