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日，本名潘紅日，瑤族，廣西都安人，中國作協會員。現任廣西作協副主席、河池市文聯黨組書記、主席、二級巡視員。在《小說選刊》《小說月報》《小說月報·原創版》《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民族文學》《作家》《花城》《江南》《芳草》《長江文藝》《廣西文學》等發表多部（篇）作品。著有長篇小說《述職報告》《駐村筆記》《請君入席》等3部，中短篇小說集《說事》《黑夜沒人叫我回家》《同意報銷》《釣魚》等4部。長篇小說《駐村筆記》獲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第十八屆百花文學獎長篇小說獎、廣西文藝花山獎·創新獎；長篇小說《述職報告》獲第七屆廣西文藝創作銅鼓獎；短篇小說《碼頭》獲2019《民族文學》年度獎等。電影《秀美人生》編劇之一。

紅色記憶駐我心

◎紅 日（瑤族）

緩步走進陜西省神木市圖書館的“紅色記憶展館”，我走進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長廊。隨著講解員娓娓道來，黨的百年壯麗畫卷，在我面前徐徐展開。站在浮雕墻前，我聽到了1919年五四運動愛國青年學生震耳欲聾的吶喊聲，聽到了南昌城頭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聲槍響，聽到了萬里長征途中慘烈的湘江戰役的隆隆炮聲。站在浮雕墻前，我看見了南湖風雨飄搖中那艘穩健的紅船，看見了巍巍雪山茫茫草地上前赴后繼、向死而生的身影……

據講解員介紹，“紅色記憶展館”展廳，共有展品6172件。其中紅色文獻4442件、紅色證章1648件、絲織畫44件、瓷板畫31件、鐵皮畫等7件。每一件文物都閃耀著黨的百年光輝，每一個影像都記錄著共和國的崢嶸歲月。而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一個感天動地的故事……

展柜中的展品，有各個時期出版的黨的歷史書籍，如《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中國現代革命史》《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紅色家譜》等。有熟悉的《毛澤東選集》，有我小時候印象特別深刻的毛主席語錄口袋書——“紅寶書”。有耳熟能詳的關于雷鋒的書籍，如《共產主義戰士雷鋒》《光輝的榜樣——雷鋒》《雷鋒的故事》等。其中，有一本泛黃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毛澤東主席在這本書里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科學論斷，把新民主主義革命概括為“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一本熟悉的書名，吸引了我的眼球——《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39年11月，劉少奇同志的這部著作由延安新華書店出版單行本后，立即成為抗日根據地我黨我軍干部的必讀書。毛澤東主席認為，《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寫得很好，提倡正氣，反對邪氣”。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主席多次要求全黨同志認真學習《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他要求新華社“廣播劉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并把它同列寧論紀律、季米特洛夫論干部政策等文件放在一起播出。1942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決定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作為整風學習的22個文件之一。截至1951年10月，《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印刷8次，發行29萬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在一次機關評議工資時，有些黨員發生思想波動。對此，董必武同志說：“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說，共產黨員不要和別人比名利地位，要比的是自己比別人多做多少工作。碰到評議工資這類問題時，大家可以把這本書再看一看。”

焦裕祿同志去世前對大女兒焦守鳳說：“你從我手里繼承的只有黨的事業，別的什么也沒有。我留給你的，只有兩本書。你要好好讀它，書里面會告訴你怎樣工作、怎樣做人、怎樣生活。”焦裕祿去世后，人們在他病榻的枕下，發現了兩部書：一部是《毛澤東選集》，另一部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進入影像報刊區，在玻璃窗下，我看到了久違的各個歷史時期偉人影像畫報，感到特別親切。老報紙區域，有一張特別的復制版《人民日報》。73年前的開國大典盛況，在這張泛黃的舊報紙上，重現于眼前。這張最權威、最翔實、最完整真實記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和開國閱兵的國家官方報紙，被譽為“新中國第一開國檔案”，是超級“紅色國寶”、國家一級文物。影像區域最后一個部分，通過圖文和電子屏幕，展示中共一大到十九大的光輝歷程。從南湖紅船的揚帆起航，到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的空前團結……再到新時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波瀾壯闊地呈現在觀眾的眼前。

展館的第三部分，是神木的革命歷史。神奇、美麗、富饒的神木，是一個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紅色老區。早在1925年，神木就有了黨的地下活動。1926年，有了臨時黨組織和神木第一個共青團。1927年，建立神府地區第一個農村黨支部。1933年10月18日，神府地區第一支革命武裝——陜北紅軍游擊隊神府特務隊成立。以7個人4條槍的星火力量，揭開神府地區風起云涌的武裝斗爭的序幕。1934年，創建了神府革命根據地。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志丹、賀龍、張聞天、馬文瑞、張達志等曾在這里工作和戰斗過。神府革命根據地是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黨在全國保存下來為數不多的根據地之一。神府根據地以神木為中心，包括府谷、佳縣和榆林部分地區，面積4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約14萬。1935年，毛澤東主席在瓦窯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神府特區工作做出重要指示：“神府雖然不大，但這個地區很重要，是抗日的前哨，那里形勢很緊張，斗爭很艱苦。”1936年3月，陜北省委派張秀山、鄧萬祥、劉明山、白興元、黃正明同志到毛家灣，向神府特委傳達中央瓦窯堡會議精神和神府改屬陜北省委領導的決定。神府革命根據地在黨的領導下，不但沉重打擊國民黨反動軍閥，更在抗日戰爭時期，成為晉綏邊區和八路軍120師的鞏固后方、華北敵后根據地與延安聯系的紐帶。

小時候，我從課本上知道了狼牙山五壯士。如今，我在神木“紅色記憶展館”知道了賈家溝三妯娌。1935年4月20日，敵部青云騎兵營一個連到賈家溝村及周圍的村莊進行圍剿。共產黨員、二區婦女巡視員黃云愛頭兩天回村探家。當天她與弟媳婦劉金珍和賀博芳一起，帶領群眾到村后山里隱蔽。當敵人搜捕到隱蔽處附近時，眼看群眾就要遭殃，她們三個離開人群向山頭跑去，引開敵人。敵人發現后蜂擁朝她們追去。面對一步步逼近的敵人，黃云愛、劉金珍、賀博芳三妯娌先后跳下懸崖，原地隱蔽的群眾乘機安全轉移。

第二次反圍剿失利后，敵人在占領區內瘋狂殺害黨員干部。殘酷執行合并村莊，規定原村莊內不準留人，不準生火。合并的村莊里隔幾天點一次名，一人不到就抄殺全家。面對白色恐怖，人民群眾以打柴、鋤草、背炭、取糧作掩護回到村里，在野外接應革命干部和紅軍戰士。他們或把糧食、灶具藏在約定地方，或把飯菜做好送到山溝里給紅軍。機智的花石崖鎮郝家峁村的人民群眾，把糧食藏到棺材內，像出殯一樣抬出村莊，埋到紅軍隱蔽處附近的地里，夜里再挖出糧食送給紅軍。沙峁鎮王家坻村王啟運老漢，把家里僅有的一條毛氈和一床被子偷偷地送給山溝里的紅軍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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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全文，請見《民族文學》漢文版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