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技術倫理”的議題已成為學界與業界多維探賾的焦點，尤其是面對諸多現實技術的“催逼”與“擺置”，人們在一味享受技術之利的同時，也逐漸陷入技術異化的境地。由此，所帶來的個體危機與群體道德困境演化為對技術的倫理德性追問。正如技術哲學家埃呂爾所言：技術已成為人類必須生存其間的新的、特定的環境。它已代替了舊的環境，即自然的環境。在某種意義上，技術已經與我們的生活形構了雙向的互文關系，乃至于技術漸次成為我們肢體行動延伸的某種范式，進而在某些同構化語境中與科幻文藝相融合，達到技術之倫理道德討論的目的，實現了科幻作品未來主義的人文關懷。

一

實際上，對于技術倫理的討論早已成為東、西方共同的道德哲學發問。自古希臘先賢赫拉克利特、柏拉圖等對技術坐而論道化的討論與商榷，表達技術“真”“善”一致的觀點；到海德格爾強調技術對于自然的“解蔽”，擺脫技術的“座架”等，再到莊子在《天地篇》中談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將技術的要求重返一種所謂的“天道”，即自然的狀態之下。德國技術哲學家阿明·格倫瓦爾德認為，“技術倫理學的任務范疇，是要解決伴隨科學和技術進步而必然出現的種種規范和原則的不明確性問題”。可以說，技術與倫理是一對同向而行的概念，甚至于在實踐意義中其應當具有高度的統一性，技術需要倫理的關懷，而倫理也成為技術躍升的標尺。

然而，在現實境遇中，技術的發展往往表現出倫理道德層面的斷裂感或滯后性。這主要在于新技術的迭代升級已經使得倫理反思跟不上其邁進的步伐，當然，更為重要的在于人們對于技術利益最大化實現趨之若鶩的姿態，摒棄或忽視了技術發展的既定道德原則。誠然，就目前而言，對于未來性的技術發展如元宇宙的技術框架中全景沉浸數字孿生技術、擴展現實技術等的倫理審視往往是單一化、片面性或有限性的。如此，科幻作品的出場便具備了技術審視的當下性現實意義與未來性的道德至善旨歸，不僅可以為技術倫理的發展提供思想實驗，更能夠鋪就一條技術向善的倫理道路。

二

科幻文學和科幻影視作品皆帶有濃厚的道德關懷。科幻文學在字里行間透露出深刻的人類價值探尋屬性，其對于人類中心主義化的道德批判，已使得我們窺探到人類自身技術行為的局限性。在科幻影視之中，創作者賦予了作品未來性的追問與思考，面對當下之未見而將來之可能的技術道德問題，人們既可以在視覺景觀體驗中獲得良善的答案，更能夠促成科幻影視寓言式的技術道德危機預演，真正建立科幻作品技術倫理思考與當下的聯結關系。一言以蔽之，科幻作品中的技術倫理問題顯隱，既可以為現實生活中的技術發展實現倫理預警的可能，并在技術哲學化的憂思之中，達到負責任道德向善的倫理目的。

科幻作品作為技術發展時代的文藝樣態，其故事內容情節本就囊括了技術倫理研究的眾多領域，為可能出現的倫理問題在未來和現實技術隱憂之間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間，帶領讀者或觀眾在科學幻想的美學躍遷中探索和關注人類命運的未來走向。科幻作品大多設定了未來太空冒險、時間記憶旅行、生物災難異變、戰爭資源掠奪以及烏托邦家園想象等題材內容，與此同時，也在技術道德焦慮中勾勒了技術的環境倫理癥結，技術的生命倫理省思，技術導致的虛擬信息倫理危機等技術倫理議題，讓讀者或觀眾厘定世俗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技術現象，并在技術的理性反思中重構人類對廣闊生命與宏大宇宙的崇敬。

自上世紀開始，大多數科幻作品就已開始討論能源困境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和諧關系問題。美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為后來的科幻創作提供了環境倫理批評參照范例。面對人類中心主義的發展傾向，科幻作品表達對技術審慎的反思態度，尤其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人不能夠作為萬物的尺度”已經成為科幻書寫的關鍵要義。厄休拉·勒奎恩的科幻書寫不僅帶有明顯的生態批評烙印，還融貫了道家回歸自然的生態指向，成為具有穿透力的生態環境倫理科幻經典。從1969年《黑暗的左手》到1974年《一無所有》，其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倫理描寫，創造性地打破了西方科幻創作的一貫傳統，中國哲學自然空靈、返璞歸真化的內核流淌其中。威廉·吉布森賽博朋克小說中也充斥著大量的環境倫理意識，對于社會發展以犧牲自然生態為代價的寫照，表現了其對于環境遭破壞的失落心緒與技術“擬像”生成自然的憎惡態度。《神經漫游者》中，真實的自然生態已經漸次被人工技術所主宰，人們生活于鮑德里亞所言的“擬真”生態之中，超真實的自然刻畫警醒著人們重思人與自然生態之間的和諧關系。倘若要談論生態環境危機的縱深向度，弗蘭克·赫伯特的科幻巨著《沙丘》系列是繞不過去的經典范本。其在千年后的厄拉科斯星球上搭建了一個被沙漠覆蓋、水資源匱乏、充滿沙蟲隱憂的地獄般的生態環境。可以說，赫伯特在《沙丘》中勾勒的環境倫理觀念不僅具有時代性的現實價值，更難能可貴的在于其生態倫理憂思光芒四射，燭照各方，具備超越性的意義審視。有關生態環境倫理危機的中國科幻代表也不在少數，1990年由馮小寧所執導的作品《大氣層消失》以及2016年周星馳執導的《美人魚》，則通過對工業化的景象設定，展現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之中，對于生態資源過度的開采所引發的諸多的環境污染問題。影片也表現出了導演對于人類生態破壞的批判性思考，控訴了既得利益而破壞生態環境的非人道行為。王晉康、劉慈欣、韓松、何夕等一大批中國科幻作家積極探索了科幻書寫中的生態環境問題。劉慈欣的《三體》系列和《流浪地球》《時間移民》《超新星紀元》，陳楸帆的《荒潮》等，都在漫長的時間跨度中，強調了生態環境惡化所引發的諸多生存危機，其在未來性的關懷視野中，既讓人們窺探到保護生態環境的迫切性，也使得讀者對未來世界的生態隱憂增添了倫理維度的思索。

三

科幻作品中的技術倫理觀照還包含了技術對人之異化的產生以及主體性意識困厄的生命倫理指向。二十世紀以來，隨著克隆技術、基因編輯技術、器官移植技術、人類胚胎干細胞研究等各項生命技術接踵而至，倫理道德領域開始涌現層出不窮的問題與挑戰，引發了人們對于生命的思考。從科幻作品中的“血清試驗”導致人性的迷失，賽博格造就技術化的身體，克隆人與人之間產生激烈的自由博弈等，人們能夠在天馬行空的科幻想象中，探賾生命的奧秘與人之主體性的身份癥結。菲利普·K·迪克的科幻文本中既有對基因異變、人類器官改造的話題探賾，也對仿生人的存在表達了自己的生命倫理關懷態度。在《死者的話》中，路易斯腦出血后被放入防震棺之中，等待再次復活，字里行間為讀者呈現了生命與死亡的倫理審視目光。正如海德格爾對“向死而生”的定義一般，《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中里克對于仿生人的追殺道出了人之尊嚴的倫理學命題。《電子螞蟻》中，加爾·普森經歷一次飛車事故，在醫院搶救時竟發現自己是仿生機器人，試圖恢復人的自由生命身份，但卻事與愿違。尊崇自然的選擇才能夠使生命獲得厚重的意義與倫理的自由。2005年獲得77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深海長眠》將“安樂死”這一生命倫理話題放置到觀眾的關注視野之中。醫學技術的進步不僅可以造福人類社會，同時也因為其技術的發展使得貪圖權欲的不法分子通過醫療技術而牟取暴利。王晉康的《超人新紀元》塑造了一個道德多面體的科學家形象：宇文平。他成為人們矚目的科研新星，研制出艾滋病疫苗，但卻在自我倫理道德的迷失中，將滿腔才華投入制造超級男性的實驗中，喪失科學精神的同時，還丟掉了人之生命尊嚴的信奉。面對生命倫理的質問，劉慈欣在中篇科幻小說《魔鬼積木》中完成了文本實驗，探討人獸“組合人”、基因改良的“克隆人”，這些邊緣地帶的群體身份界定和自由意志何以實現的問題，展現來自科學家、政治家、社會公眾等群體不同的倫理立場，向未來技術的發展之途提出了倫理的質疑和挑戰。江波的《機器之門》刻畫了人類遭機器人反噬的悲慘命運，人類在與機器的抗爭中喪失了自然生命主體的選擇權。陳楸帆的《鼠年》，人類將基因技術應用在新鼠身體中，以此實現了自我政治經濟利益的暴利謀取，最終對新鼠的捕殺徹底展現了人之良善德行消失殆盡的丑陋嘴臉，其借科幻文本批判了人類中心主義下生命工具屬性的行為，激發人們對生命價值與意義的追問。在《荒潮》中，其既談論了小島生態環境急劇惡化的未來世界，也聚焦在資本傾軋與階層異化背景下病毒感染所導致的基因突變等生命倫理問題，以末日啟示錄的眼光警醒人們對生態與生命技術運用時的謹慎與負責任之善。

四

正如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中坦言，我們已經進入數字化生存的時代，未來世界物理空間的消解，使人們不得不正視虛擬信息技術所帶來的一系列倫理危機。科幻作品以超前的倫理意識勾勒了虛擬信息技術倫理的危機藍圖，人們得以在這些作品的思想認知中提防虛擬信息形構的倫理困境。盡管，虛擬信息技術為未來社會生活提供了更多的便捷，但基于控制論之下技術對人之意志情感的操控與掌握，已經逾越了既定的網絡道德空間。菲利普·K·迪克在《少數派報告》中圍繞虛擬智能體的控制與人之自由意志選擇的博弈，書寫了虛擬信息技術倫理困頓的典型。2054年的美國，所有犯罪的場景都會被“先知”預演，警察以此可以提前阻止罪犯。但當主人公安德頓自己也被先知預言為犯罪者時，其在尋找真相的過程中慢慢揭開了這套犯罪預測系統背后的隱憂與利益勾連。安德頓的主體性反思恰恰體現了其對“先知”預測的懷疑以及對自我意識主宰自由意志的認同。日本導演細田守2009年的經典科幻動畫之作《夏日大作戰》對技術造就的“虛擬”與“現實”兩重世界關系進行思考。電影的故事內容圍繞著數學天才少年小磯健二展開，由于其自身數字上的才華外露，在解開一系列頗為奇妙的數學問題之后，健二被誤認為是侵入虛擬世界并破壞現實與虛擬界限的黑客“OZ”，而其背后的陰謀來自于虛擬人工智能一次有組織的計劃。健二則在得知事情原委之后，運用自己的數學能力修復原已被破壞的虛擬世界，并且進一步阻止虛擬人工智能對人們現實生活的干預與破壞。當然，從技術倫理憂思的視域來看，《夏日大作戰》還為我們呈現了未來時代的一個巨大風險可能——大數據的信息安全與隱私泄露問題。同樣，沃卓斯基姐妹的《黑客帝國》系列將鏡頭對準了人工智能控制的“矩陣”，電影中人類將自身的生活置身于由人工智能所創造的虛擬空間中，人之主體性的危機漸次呈現。人工智能產物往往出現主體、客體對于身份認同與確認的爭執過程，既表現在“他者”思維的AI思考層面，也強調在場者的身份“自我觀照”。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導演的《頭號玩家》為觀眾營造了一個虛擬游戲的世界“綠洲”，人們在虛擬的空間之中得以抵達現實之中自我意志無法主宰的幸福，然而“綠洲”并非是真實本身，如福柯所言的“數字全景監獄”一般，其只是現實世界的虛擬存證。問題恰在于，當人們一味沉浸其中便忽視了現實世界飽含隱忍與痛苦的自然狀態，因之，如何安放現實中肉身與靈魂的關系也就造就了虛擬信息技術更為嚴重的倫理選擇問題。

誠然，伴隨著新興技術的發展，技術倫理的研究必然會迎來新的轉向，而縱觀科幻作品的內容表達，其往往呈現了一種“未來考古學”的詩性關懷。無論是科幻文學抑或是科幻電影，其中的想象力構建或需要“道德想象力”的加持。只有在對科幻作品中技術倫理思想重點關照的前提下，才能夠給予人們面對時下技術倫理危機時，抵達自洽而詩意的技術界碑，從而以未來性的關懷視野處理好人類主體與周遭世界的和諧關系，真正走向溫和而良善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