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寫作是個很奇特的現象。曾經有朋友問我，現在文學正在走向邊緣化，讀書的人越來越少，會不會有一天文學滅亡了？寫作這件事被人拋棄了？對于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不會。原因很簡單，就是在這個世界上像我這樣的“傻瓜”多得是，就是沒有稿費，沒有出版機會，作家們還會堅持寫作，即使沒有了讀者，還會有一群人義無返顧地書寫下去。

我不是心理學家，沒有能力解釋寫作者的心態。有人說，寫作是寫作者尋求自我滿足，自我肯定，甚至說是一種“自戀”傾向。就個人而言，我在別人打麻將，唱卡拉OK，跳廣場舞的時候，愿意孤孤單單地窩在家里，經受著遭遇瓶頸帶來的“苦悶”，這跟自虐沒有什么兩樣。許多現象表明人類能夠從自我折磨中得到快感，比如吃辣椒，跑馬拉松，游冬泳，結婚成家等等。古人有“抱槧懷鉛”之說，是指熱衷寫作的人總是把筆墨和竹簡放在身邊，不離左右，把它轉換為現代語言，就是身不離電腦，手不離鍵盤的意思。這基本上反映了多數寫作者的狀態——不圖名，不為利，享受著寫作的孤獨和老婆投過來的白眼。

我曾經說過，寫作對我來說如同在河邊漫步，一不小心掉進了河里才發現自己會游泳。寫小說對我來說確實是個驚喜。如果一定要追根尋源的話，對寫作的最初興趣是小時候聽故事而萌生的。我的姥姥是天底下最會講故事的人。她是勞動婦女，沒有上過一天學，但是憑著聰明和勤奮學會了認字，并養成了愛看書的習慣，做到了持之以恒。即使從事著繁重的勞動，她也是書卷不離手，古今中外的書百看不厭。她閱讀之刻苦超出了許多的學者。最難能可貴的是她能把讀過的書復述出來，許多中外名著我都是聽姥姥講述的，這些故事讓我終身受益。

然而，從聽故事到自己動手寫故事，是個不小的跨越，對我來說是個自我認識的過程。我是一個非常晚熟的作家。我曾多年從事記者工作，寫過不少新聞報道，但正式開始文學創作是2004年的事情。當時我已四十多歲，移民美國快二十年了。當時生活已經走上正軌，置辦了房子，有了車子，安定的日子讓我煩躁。于是，我想人活著總要找點罪受才叫生活，所以才動了寫點東西的念頭。一次和當時的《星島日報》總編吃飯，他告訴我他們報紙有個文藝版，叫做“陽光地帶”，他建議我寫些稿子過來。回家后我寫了兩三篇有感而發的稿子，電郵給他。幾天后接到文學編輯的電話，說你寫的散文不錯，今后多發些稿件來。聽了這話，我很受鼓舞，趕快翻找資料查看什么叫“散文”和“怎樣寫散文”。就這樣我迷迷糊糊成了《星島日報》的專欄作家，一寫就是兩年。后來越寫膽子越大，就開始試著寫小說。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蝴蝶石》，投到美國《僑報》，居然刊登了出來。這篇小說后來發表在國內的《小說月報》。這下我瘋了。開始專心寫小說，寫了短篇寫中篇，寫了中篇寫長篇，就這樣一步一步地上了寫作的“賊船”。

2007年是我寫作生涯具有標志性的一年。我的短篇小說《玻璃房子》入選年度中國小說十大排行榜。轉年，我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說集以《玻璃房子》命名，在國內出版。

《玻璃房子》這部小說集結集了十五個短篇，三個中篇，約三十二萬字，寫作過程前后用了大約三年時間。由于起步晚，在寫作之前一直是個聽故事者，或者說是文學的觀望者，所以這十八篇小說是我耕耘處女地的收獲，多靠感性和天性使然，其中沒有特別多的理性的參與，原因是我對文學理論沒有系統的研究，也沒有受過什么“填鴨式”的教育。不過話說回來，自然和純真正是文學作品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如果說我寫的這批小說還算有特色的話，那么對文學的“陌生感”倒幫了大忙。至于說這批小說的獨特性，是我從一開始就追求的，到現在我還在秉承這個目標。我認為文學創作必須要推陳出新，必須樹立起創作者的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這是任何藝術創作的終極目標。

寫小說之初，我就對如何在傳統新移民小說的風格上有所沖破做了一番思考。背井離鄉，文化沖突，艱苦創業以及種族歧視都已被無數次地寫過，我不愿意重復別人寫過的東西。擺在面前的唯一選擇是探討更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性沖突。基于這個想法，我的小說經常觸及道德問題，小說中的人物也常常挑戰倫理。這是否是獵奇，我不知道。是否達到了探討人性這個目標，我也沒有十分的把握，但我確實是為之努力的。陳瑞琳是很具文學修養的評論家。她對我的小說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勵，當然也有指教和批評。近年來，我的小說逐漸受到國內文學界的關注，也有越來越多的評論家和學者著文評論，如陳公仲、吳義勤、劉俊、程國君、江少川、畢光明和楊劍龍等。作為一位寫作者，我的作品能夠得到批評家的研究和解讀是非常值得慶幸的事情。

通過閱讀一些新移民小說，我獲得一個啟示。大部分新移民小說總是講中國人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幾乎是清一色的中國人，除了場景，小說幾乎看不出國外的痕跡。我想換個角度。我的立意是反映美籍華人的另外一個生活側面。不管是新移民還是老移民，他們都有和主流文化接觸的經歷。我覺得在小說里應該提供足夠的美國元素，包括街景、家具擺設、人的衣食住行和一些聽覺嗅覺方面的東西。《玻璃房子》用了相當多的篇幅描寫白人女性伊麗莎和丈夫的生活場景，為的是把讀者帶進美國家庭，向他們展示美國主流社會的生活方式。另外，既然是發生在美國的故事，就要有美國人的參與。這就是為什么我讓伊麗莎擔當主角之一。我的大部分小說都有這個特點，就是讓美國人和中國人共同擔綱。在國內發表時，我的小說常常被貼上“洋味兒”太重的標簽。不過我的寫作方向也在改變，近來也寫了不少發生在中國的故事。

在創作中短篇小說那段時間里，我一直處在比較亢奮的寫作狀態，往往一件小事就可以觸發靈感，而且想法產生后，也不用經過深思熟慮就開始動筆，基本上是跟著感覺走。一部小說就從無到有，是在寫的過程中成形的，如同俗話說的“順竿往上爬”一樣。我的長篇小說《情徒》基本上是在這種狀態下寫成的。起初小說的名字是《一個人的小說》，是受到《一個人的戰爭》的提示。總之我很喜歡這個名字，到現在還是覺得它非常適合這個小說的內容。有了小說的名字，就開始采用“順竿爬”的方式一邊構思一邊往下寫。本來只想寫個中篇，可是一些離奇古怪的想法像火山熔巖一樣往外噴發，大概寫到三四萬字的時候我開始意識到，照這樣寫下去，我非寫出一部長篇不可。這多少有點“無意栽柳柳成陰”的意思。起初我信心不足，因為從來沒有寫長篇的打算，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這個功力。不過還好，我還是把心一橫，寫下來了。所以寫作《情徒》是個鬼使神差過程，寫出的小說也荒誕無稽。

《情徒》的名字是后來應出版社的要求想出來的，也是我的個人創作，主要意圖是突出為愛情甘作苦行僧這個主題。改了名字以后，我又相應地修改了一遍，還特意把主人公王大寶在小說中寫的小說也命名為《情徒》，從而生出一種書中有書戲中有戲的效果，覺得挺好玩的。

不少讀者讀了《情徒》后都說小說充滿了黑色幽默。我確實喜歡用諷刺的目光觀察周圍的世界。可話說回來，這個世界本來就是荒誕無稽的。幽默是我在一些作品中追求的手段和效果，所以我樂于對“丑”的社會現象加以嘲諷，在讓人發笑的同時感到心酸，引起人們的思考，給他們帶來啟示。這就是黑色幽默的意義。我以為文學作品的含金量在于它的批判性，特別是自我批判意識，更可以使作品進一步升華。這也是我為什么喜歡揭丑，揭別人的丑，也包括揭自己的丑。

《情徒》中的的滑稽幽默以及主人公王大寶的玩世不恭不是沒有前車之鑒，實際上我是有從美國作家捷羅姆·大衛·塞林格那里得到了啟示。他的小說《麥田的守望者》深深地打動了我。小說的主人公是十六歲的霍爾頓，他是用一個人的故事反映了一代人的經歷。他的叛逆和不隨波逐流的異類表現，無形中為我的小說提供了樣板。在寫《情徒》時我感到和塞林格不謀而合。外國作家中我特別喜歡的還有契訶夫、亨利·詹姆斯、卡夫卡、托馬斯·曼、福克納、黑塞、懷特等等，他們的書寫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我。

正像我先前說過的，我是掉進河里才知道自己會游泳的。至于說我能在文學的長河里游多遠，游多久，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在寫作過程中受到了文學的洗禮。通過寫作，我學會了觀察，思考和表達。我在“水漲船高”。近年來我一直專注于短篇小說的寫作，作品不斷在國內重要文學刊物上發表，如《收獲》《小說月報》《長江文藝》《上海文學》《北京文學》《清明》《廣西文學》《天津文學》等等，這是對我作品的肯定。

我經常把文學創作和體育運動相比較，因為二者都需要良好的精神狀態。狀態好，就會出成績，甚至超水平發揮。記得初中二年級時學校開運動會，班主任要求每個班干部要參加至少一個項目，我被迫報名參加跳高比賽。平常體育課上練過跳高，我的最好成績也就是一米左右。可是比賽那天我的狀態特別好，接連跳出新的高度，最后竟然跳過一米三，獲得第三名。此后我再也沒有跳過這個高度。當時我為什么跳過去？我是怎么跳過去的？我一點都不知道。說來說去，是競技狀態發揮了作用。

小說我會繼續寫下去，在堅持不懈的同時，也希望發揮出當年那平地一躍的競技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