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我和袁厚春兄合寫的一篇作品得了第二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授獎大會主辦方通知我到北京領獎。我誰也不認識，報到當晚，一個人躺在賓館的房間里看書。天黑后一個人推門進來，是朱春雨，開口就是一個玩笑：“一個人在屋里干什么壞事？……”

我笑著坐起迎接他。門上貼有我和他的名簽，我早就知道主辦方把我和他安排在一個房間。那年他的中篇小說《沙海的綠蔭》獲獎，中國作家協會將新詩、報告文學、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四項文學獎安排在一起頒發。

但一眨眼人就不見了，東西放下，急急奔出，一夜不歸。早上六點醒來，才見他回房，倒頭便睡，馬上睡著，直到開會的人要上車了，他才被人從床上架起來。上車后他立馬“滿血復活”，和每個熟悉或不熟悉的獲獎作者大聲說笑。

后來我才知道，過去多年在長白山當伐木工的經歷讓他成了個夜貓子：晚上11點興奮，12點寫作，早上6點睡覺。所以，授獎大會那幾天，夜里基本見不到他，我樂得一人獨睡，一次也沒有被他有名的鼾聲吵醒過。

那時春雨兄正值盛年，文名遍天下。先是下放長白山時期寫的長篇小說《山魂》由茅盾先生題寫書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成為文壇盛事，而他也由地方作為人才調入第二炮兵政治部創作室，馬上就寫出了描寫導彈兵生活的中篇小說《沙海的綠蔭》，一經發表就好評如潮，連續獲得1982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和1983年首屆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

上世紀80年代初是文學空前繁榮的時期，讀者在欣賞到大量優秀作品的同時，也像當今追星一樣追捧每一位文學新人。春雨兄不像有些地方作家，調入部隊后長期“水土不服”，他就像那種在任何土壤上都能蓬勃生長的植物，一到部隊就出作品，出作品就掌聲如雷，各種文學獎拿到手軟，在其后的幾年里，他接連寫出了他一生中幾部最好的作品——《深深的井》《亞細亞瀑布》《橄欖》《血菩提》，尤其是《亞細亞瀑布》和《血菩提》，我認為是中國軍事文學史上的兩座高峰。何況他寫起東西來文思如涌，喝涼水都能拿出一部大作，人又豪爽、睿智、詼諧，看誰都是他的兄弟，你怎么可能不在敬慕之外喜歡上他呢？

領各種獎就會到處開會，包括部隊內部的創作會。那時我是小字輩，春雨兄則是會上發言最踴躍的知名人物之一。但他有個問題，就是說著說著總要拐到他的住房上。那時他一家四口進京，住在單位分的一間房里，門前的走廊常污水橫流，要墊上一溜磚才能出門，所以每次會上他都要大聲疾呼與會首長關照單位領導給予改善。這種事多了，再開會，組織者就會先給他打招呼：“春雨呀，這次不要說房子了。”等到80年代末，他終于分到了一套小兩居的單元房，那時我也調進了他當主任的第二炮兵創作室。

我和春雨兄相熟，并非因為我們都是滿族作家，而且背后都有女真譜系可考。后來接觸多了才知道，春雨兄那時認可我是因為很欣賞我發表在《人民文學》1982年8月號上的短篇小說《在密密的森林中》。他在部隊青年作家中處處高看我一眼，后來支持并幫助我短暫地調入第二炮兵創作室，全和這篇小說有關。

這就有了我和他后來的故事。那時只要我來北京改稿，就住進北太平莊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書庫兼招待所，天一擦黑，春雨兄的電話一準會打進來，然后幾小時幾小時地聊。我從沒問過他是怎么知道我到了北京的。招待所不大，改稿的作者不止我一個，電話只有一部，每天夜里我和他的這一通電話成了所有人的災難。但我不能也不愿意阻止他打來電話，因為他對我來北京是那么高興，他迫不及待地要找一位他瞧得上的、“藝術感覺好”的朋友聊聊他在寫什么。慢慢地，這種貌似閑扯的談話就會轉向他正在寫的作品中的人物、故事以及好玩的情節，等等，聽著聽著你就知道他在說的過程中也在聽你的反饋，憑你的反應判斷這些人物、故事、情節“靈不靈”。一次，一起住在書庫的一位老作家實在受不了我們倆的電話了，提醒我別以為朱春雨天天夜里打電話來是因為喜歡我，他就是這個習慣，必須找個人禍害一通，讓自己興奮，十二點他就不打了，因為要開寫了。其實不止一個人對我這么說過，但我仍然在天天夜幕降臨之后等著春雨兄把電話打過來。他在講述中不停地“像奶牛產奶一樣”——春雨兄自己的話——講自己的作品從醞釀直到寫出來的過程，思想的產生，人物的掙扎，事實上說出了寫出一部作品秘而不宣的心路。有時候我自己也寫了一天，昏昏欲睡，但依然覺得應該陪他聊一聊，讓他興奮起來，沒準他正在寫的可能是軍事文學的又一部“爆款”呢。

春雨兄在文學方面對我耳提面命并不多，但無形中我得到不少教益。

1984年8月，我們一起參加解放軍總政治部組織的作家代表團上前線的活動。抵達戰場前昆明軍區為我們安排了一次采訪，半道上前方發生交通事故，整整四個小時大家下車“胡諞”。就有人起哄，說朱春雨吹牛，什么多少篇古文，張口就能背誦，你背一個試試。他開始不干，但架不上別人夸，就上當了，一個人在長達四小時的時間里一篇一篇地按別人的提示背誦古文經典，當然不是每篇都能從頭背到尾，但只要有人說得出篇名，哪怕是像《左傳》中的《陰飴甥對秦伯》這么生僻的文章，他也能不假思索地背出開頭的幾句。從小到大我自認為也是個書蟲了，但那天，被他自己稱為“狼狽不堪的表演”深深地震撼了我，讓我認識到自己和他的差距，于是下決心重讀經典。

1988年末我調到了二炮創作室，單位門前有個小書店，要關張，正以一折的價格出售中華書局二十卷本的《資治通鑒》，我買了一套，同時還買了一套精裝的《詩經直解》。那時我回頭重讀古文已經有幾年了。春雨兄看見了，眼眉中全是不以為然。他認為我剛調來，要緊的是寫東西，“掙表現”。

那段日子里，我天天和他見面，問他在做什么，他說正在把世界各國所有最好的軍事文學作品列一個單子，不管是買還是從圖書館借，全部都要弄來讀。他說：“我們既然要搞軍事文學，就要對世界上最好的軍事文學作品都了如指掌。”于是，我有樣學樣，從一本此前聞所未聞的美國作家約翰·赫西的戰爭小說《鐘歸阿達諾》開始，下決心讀遍所有能讀到的世界軍事文學經典作品。

真正算得上耳提面命的那次是我剛到北京時。當時我沒地方住，住傳達室，天天趴在那張放電話的桌子上寫東西。春雨兄很關心我，天天過來看看我在寫什么。有一天他拿起我剛寫完的一頁稿子，讀了一遍放下，說：“這不行，我們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作家，即使做不到一篇作品中不兩次使用同一個形容詞，也至少要做到每一張印刷頁上不讓同一個形容詞出現兩次。”雖然到了今天我也不認為自己是他說的“世界上最優秀的作家”，但他的這次耳提面命確實提醒了我，寫作時一定要養成習慣，規范自己的文字。要想避免在一張書頁上一個形容詞出現兩次，就必須掌握龐大的詞匯量，這對寫作者是一個極高的要求。

我和春雨兄一起工作的時間并不長，我們分開后不久他就生了病。1996年中國作協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我和幾位老大哥結伴去看他，他仍然想說幾句詼諧的話，但已經說不出來了。又過了幾年，就聽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春雨兄1959年入長春電影制片廠任場記，1963年任松江河林業局文工團編輯，后來到部隊，曾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協會副主席，發表的作品超過400萬字。

春雨兄離開19年了，想念他，心中難過，寫下了這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