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三滴血》

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時強調：“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這為中華文化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中華文明綿延5000年的歷史長河中，戲曲藝術猶如一顆璀璨明珠，助推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1912年，一個由陜西地方文人知識分子倡導發起，陜西軍政社會各界共同創辦的秦腔改良團體——易俗社悄然誕生。該社歷經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至今仍活躍在三秦大地秦腔舞臺。今年8月13日，西安易俗社迎來成立110周年華誕，劇社先后舉辦了系列秦腔劇目展演和學術論壇紀念活動。作為近代中國戲曲的“活化石”，該社憑借多年積淀的秦腔藝術經驗、劇社經營理念、劇目創新意識和人才培養模式，引領了近代秦腔藝術的傳承與發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時至今日，回望與重估百年易俗社對近代秦腔發展革新作出的全面貢獻，可以更清晰認知易俗社戲曲研究的典范意義。

易俗精神與時代主題共頻

與傳統秦腔江湖班社不同，易俗社創建伊始就具有鮮明的精神文化追求。無論是劇社早期宣揚的“啟迪民智，移風易俗”，抑或抗戰時期上演的“救亡圖存”秦腔劇目，還是新中國成立被人民政府接管后轉向“人民文藝”的美學追求，易俗社的發展變革始終與時代主題休戚相關。

以李桐軒、孫仁玉、范紫東、高培支等先生為代表的陜西近代知識分子，直面陜西革命困境，針對地處西北四塞之地的西安民眾思想“未開化”現實，寄希望于秦腔改良來“啟迪民智，移風易俗”。1912年，陜西軍政、教育、文化等各界精英182人共同參與創建了易俗社。知識分子的使命精神使得易俗社諸位先賢格外關注關中民眾“陳腐”的精神王國，如何用秦腔藝術喚醒和啟蒙民眾的精神世界，成為他們的自覺理想追求。

抗戰全面爆發后，易俗社的精神文化觀契合了“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西安作為后方基地接收了大量河南、河北、山西等淪陷區的流亡民眾。一時間，以易俗社、三意社、夏聲劇社為代表的“本土”戲曲團體和獅吼劇團、“四大落子班”等為代表的“外來”戲曲班社云集西安，形成了西安劇壇的另類“興盛”局面。1936年，在中日戰事一觸即發之際，應國民革命軍第29軍軍長宋哲元邀請，由耿古澄和封至模帶隊的易俗社于1937年6月6日到達北平。劇社攜新編的歷史劇《山河破碎》《還我山河》在懷仁堂演出，鼓舞了抗日戰士士氣，喚起了國人的抗敵愛國熱情。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1937年的“西安事變”爆發后，在關乎民族命運和“國家走向”的重大歷史變革關頭，易俗社全體成員異常堅定地積極參與。張學良、楊虎城特意安排易俗社連演大戲三天三夜，參與配合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1949年后，易俗社獲得了新生，1951年7月，西安市委決定將易俗社改為公營。楊公愚、馬健翎等文藝工作者加入易俗社的領導層。在全國戲改工作精神指導下，經過“改人、改戲、改制”運動，易俗社秦腔藝人和秦腔舞臺演出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人民文藝美學進而成為劇社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此時期，高培支先生參加全國工農教育會議，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接見。

現代市場規律與藝術規律并舉

戲曲興衰和演出市場的興盛程度息息相關。社會經濟相對發達時期，戲曲自然凸顯蓬勃發展態勢。1917年，易俗社劇場建成并投入使用，標志著陜西新式劇場“購票看戲”與廟會劇場“免費看戲”并存的演出生態。劇場建成使用后，易俗社的管理者深諳秦腔的市場化運作手段，李桐軒、孫仁玉、高培支等諸位先生深刻意識到，唯成熟的市場化經營才能保證劇社的可持續性。

需要注意的是，易俗社開創的“第三產業”成為支撐劇社經營的又一保證。易俗社除了依靠劇場的演出收入之外，還有個龐大的“后勤集團”來推動劇社的運營。易俗社在1949年前招收的13期學員中，真正能立足秦腔舞臺的人并不多，大部分學員流布于西北五省秦腔班社，而另一部分學員則因“實力”不濟或其他緣由，選擇留在易俗社。因此，劇社便想出“開源”之策，開辦“第三產業”來解決這些學員的“謀生”問題，通過開辦印刷廠、出租露天劇場、播放電影等取得市場收入。加之易俗社沿街商鋪向外出租，房租亦成劇社收入的一大來源。

易俗社核心管理層在高度重視市場演出收益的同時，在秦腔藝術表演技藝水平提高方面也格外傾注心力，尤其重視秦腔藝術表現手法與舞臺樣式的“創新”。李桐軒、孫仁玉、高培支等先生熟知秦腔藝術生產的內在規律，聘請了陳雨農、黨甘亭、李云亭等知名戲曲藝人擔任劇社教練，開創了秦腔教練長制度（導演制）。由于這些教練均是“身懷絕技、聲名遠播、具有市場號召力的‘秦腔名藝人’”，由他們教授學員技藝，效果自然大為改觀。易俗社還注重向兄弟劇種學習，吸收京劇教練加入導演隊伍，有效提高了劇社的表演水平。可以說，易俗社秦腔導演制保證了“案頭之作”到“場上之曲”的規范化、制度化。

秦腔劇作啟蒙“言志”與審美“緣情”互融

易俗社將秦腔的啟蒙“言志”與審美“緣情”相融，舞臺表演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審美風格。民國時期，易俗社劇作家群體創作了多達500個秦腔劇目。最難得的是，這些劇目并未停留于“案頭”，而是大多被搬上了演出舞臺。易俗社秦腔劇目創作嚴格遵循《甄別舊戲草》創作綱領。李桐軒、孫仁玉先生曾直言，中國社會乃舊戲曲熔鑄而成，方有假借戲曲來“啟蒙”民眾之宏志。

易俗社劇作家群體善于借歷史事件宣揚家國觀念，抑或諷喻現實政治，創作出與傳統秦腔旨趣迥異的作品，編寫了諸多宣傳愛國、抨擊時弊、抵制封建迷信的秦腔佳作。如李桐軒先生創編的本戲《一字獄》《天足會》《亡國痛》，折子戲《文山殉國》，宣揚家國情懷，揭露封建迷信。范紫東破除封建教條和擔慮家國的劇作則有《三滴血》《三知己》《頤和園》《秋風秋雨》《新華夢》等。封至模創作了飽含愛國主義和民族深情的《山河破碎》《還我河山》，曾轟動北平。此類劇作還有孫仁玉的《將相和》《商湯革命》，高培支《鴉片戰爭》，以及李約祉《韓寶英》等。

與此同時，易俗社劇作家群體還創作了大量以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為主要題材的劇作。這些作品因頗具生活氣息，符合民眾的審美趣味而廣為流傳。事實上，近代中國戲曲改良運動中，諸多戲曲改良組織因片面注重劇本的意識形態宣揚，造成舞臺表演藝術感染力差強人意，進而淡出觀眾視野。相反，由傳統戲曲名角領銜的戲班，因戲曲“把式”過硬而受到民眾普遍歡迎，易俗社諸位先生對此有清醒的認知。劇社流傳至今頗受民眾喜愛的秦腔劇目均源于百姓日常，如范紫東的《三滴血》，孫仁玉的《柜中緣》，高培支的《奪錦樓》《人月圓》，李約祉的《庚娘傳》《韓寶英》，以及呂南仲的《雙錦衣》等。難能可貴的是，易俗社的劇作家與導演群體并沒有將兩種劇作風格割裂開來，而是做到了融會貫通。如描寫民族英雄抗敵救國的《山河破碎》《淝水之戰》，并未停留于說教，而將秦腔的藝術表現手法融入主題，從唱腔、化妝、舞臺、武打等各個環節細致打磨，實現了秦腔劇作啟蒙“言志”與審美“緣情”的互融。

“前社后校”秦腔人才培養機制

易俗社的成立徹底打破了傳統秦腔班主制固有的秦腔授藝模式，開創了“前社后校”（文化課與技藝課并重）的培養機制，在秦腔藝術史上首開先河，建立了學校性質的戲曲教育機構。就秦腔劇種而言，易俗社的成立徹底改變了秦腔“伶人”社會地位低下的傳統觀念。易俗社以學員稱謂招收學徒，同時給他們講授文化課程。傳統秦腔班社的班主與學徒文盲占較大比重，秦腔藝術的傳承完全依靠師徒式的口傳心授，表演者文化素養普遍不高，對藝術本體缺少深層次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秦腔藝術的審美傳承。而易俗社學員三年學滿畢業后必須參加國民政府組織的中小學會考，考試合格則頒發統一文憑，畢業既有文化課畢業證書，又有戲曲教育文憑。“高小班”學生增開修養學、戲劇學、心理學和服裝學等專業課程，用以豐富學員的專業認知與文化素養。

易俗社集文化教育與秦腔藝術培養為一體的人才培養模式造就了大批秦腔名角，諸如“窈窕身似女兒柔”的劉箴俗、“衰派一絕”劉毓中、“陜西梅蘭芳”王天民、“活周瑜”沈和中等。1949年后，部分易俗社演員退出舞臺后便接過了秦腔藝術傳承的“教鞭”，將劇社積淀的秦腔藝術審美經驗傳授給新一代易俗社學員，促進秦腔藝術傳承發展。易俗社尤其注重學員的因材施教，并在此基礎上激勵學生進行學業競爭，招收的學生實行“年級制”。按照入學前后與學業水平的高低，分為甲、乙、丙三個班級，符合秦腔藝術教育循序漸進規律。僅20世紀上半葉，易俗社就先后招收培養了13期學員，畢業學員達600余人，流布于西北五省的秦腔劇社，在提升和引領近代中國秦腔藝術的發展傳承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

時至今日，百年易俗社順應歷史潮流蓬勃發展。步入新的百年征程，易俗社仍將以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精神為綱領，秉持先輩“弘揚正能量，用戲曲傳播正向價值觀”的辦社理念，不忘劇社教育、創作、演出“三位一體”的辦社思路，弘揚傳統、守正創新，積極創排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新劇，力爭在新的歷史時期，為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

（作者系西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