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凌晨，著名法語翻譯家，被稱為中國“薩特研究第一人”的柳鳴九去世，享年88歲。

柳鳴九出生于1934年，湖南長沙人，畢業于北京大學西語系，是我國著名的人文學者、理論批評家、翻譯家、散文家，也是第一個將薩特介紹給中國讀者的人，曾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稱號，堪稱“文科界的兩院院士”，是中國研究法國文學的權威人士。

“柳老師近兩個月一直在住院休養，他這幾年身體一直不好。”柳鳴九的夫人，英美文學研究專家朱虹女士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在得知記者希望她回顧先生近年的治學生活時，嚴謹的朱虹女士說這需要時間整理，“你至少給我兩周的時間。我整理完畢后，歡迎你來家里做客，屆時咱們再談。”

隨后，《世界文學》前主編、第十四屆傅雷翻譯出版獎評委會主席余中先，作為柳鳴九的生前后輩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由于沒有逃開此次北京新冠疫情的侵襲，電話那頭余中先的聲音有些低沉，鼻塞明顯。“我個人認為柳先生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是我國外國文學界一個響當當的人物，尤其是法語文學研究和翻譯界的領軍人物，這是毫無疑問的。他近幾年身體狀況都不大好，尤其是得了帕金森之后……雖然我們大家心里都有所準備，但還是覺得太突然了。”

余中先回憶說，自己1980年代從北京大學西語系法語專業研究生畢業后，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得到了很多老一輩專家學者的提攜。“我和柳先生之間沒有具體的師承關系，陳占元先生是我研究生時期的指導老師。說起來，陳先生也是柳先生的老師，在魯迅時代就給《譯文》雜志做翻譯。過了不久，柳先生就問我對哪位法國作家感興趣？我當時對保爾·克洛岱爾感興趣，手頭在翻譯他最主要的劇本《緞子鞋》，這也是我發表的第一部法國長篇作品譯著，這本書后來歸入柳鳴九先生主編《廿世紀法國文學叢書》。”

“克洛岱爾不僅是法國詩人、劇作家，也是外交官。‘庚子事變’前后他就在華做外交官——當時社會氛圍剛剛有所松動，所里有別的老先生好心提醒我不要去碰克洛岱爾，說這個人當年是代表列強，代表帝國主義的，所以要注意。但柳先生鼓勵和支持我做下去，我們主要是做文學的介紹，并不涉及什么歷史和政治。可以說，我的首部譯作是在柳先生的鼓勵和支持下完成的。”

作為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一尊大炮”，柳鳴九在改革開放后一炮而紅。

1978年5月，“真理標準大討論”在全國上下興起，柳鳴九看到轉機，就決定在西方20世紀文學的評價上有所作為。“對于這段歷史，由于我進所里也晚，并沒有趕上。柳先生當時大致的意思是，在20世紀之前的法國文學尚有馬恩論述可依，可20世紀以后的西方文學卻被一個叫日丹諾夫的人潑了一身臟水。不請走這只‘攔路虎’，沒法接著寫文學史。為了爭取20世紀西方學術的研究空間，呼吁重視薩特和存在主義在國內研究的開展。他當年是做了一次長達幾個小時的發言，非常有名。他那時四十多歲，公開發表這個意見后，社科院的院長周揚，包括馮至、朱光潛等都來聽取調研。1980年代國內的‘薩特熱’甚至溢出了學界，說他是第一推手，這不為過。”余中先回憶說。

“當年《廿世紀法國文學叢書》之外，柳先生還有另一套書也是推薦給我，讓我參與翻譯，這本書叫《禮拜五》。事情的起因是，1981年柳先生去法國訪問，見到了法國文學20世紀下半葉的佼佼者，作家米歇爾·圖尼埃。《禮拜五》是圖尼埃的處女作，也是他的名作。這本書就是反著寫《魯濱孫漂流記》，不是寫魯濱孫教化了禮拜五，而是寫他在禮拜五的影響下，認識到了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重要。這等于是跳出了魯濱孫一個人在荒島上建立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原有框架，給予了今人新的理解和解讀。這本書能夠在國內出版，也是因為柳先生的提攜。”

“作為國內法國文學研究、翻譯的一面旗幟，柳先生還是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這應該是1986年前后的事。他之前的會長是羅大岡先生，羅老歲數大了退下來，柳先生就接任了。2002年的時候，他也覺得自己歲數大了，希望做完雨果的研究就退下來。柳先生生性開朗，他個子不高，非常幽默。我記得他當時說領導法國文學需要一個高個兒，他就推薦了自己的研究生，吳岳添先生。柳先生的性格是很沖的，吳先生就比較顯得穩重，我們都能適應。”作為柳鳴九嘴邊的“小余”，余中先回憶說自己同柳鳴九間亦師亦友，“我跟他的合作大概一直到2018年，2017年時我們還一起吃過幾頓飯，后來他的身體就漸漸不大好了。”

“柳先生給我感受最大的，反而不是那三大卷皇皇巨著《法國文學史》，也不是他后來翻譯加繆的《鼠疫》、埃克蘇佩里的《小王子》這些。他更多的精力是放在主編法語文學作品上，《廿世紀法國文學叢書》前前后后一共出了70本，這70本是分成10批出的，每批7本，借用法國出版人的一個說法就是‘七星叢書’。每一批都是7本，幾乎每一部作品的前言都是他寫的，也有的是請譯者自己寫的，這就顯示出了他的學識淵博，膽子也很大，因為很多的20世紀的作品在80年代的時候，還被認為是荒誕的、頹廢的，柳先生推出這些作品是很厲害的。”余中先回憶說，柳鳴九生性曠達，“他說話的時候特別吸引人，常常是手舞足蹈，五個指頭都是張開的，特別有活力。”

作為將《你好，憂愁》引入國內的翻譯家，余中先介紹說這本書自己1980年代翻譯的時候，國內還沒有被廣大讀者接受的氛圍。“當時讀者還讀不出里面的東西，等到二零零幾年的時候，這本書再版就不一樣了，因為那個時候咱們國家也出現了兩代人的代溝問題。我當年翻譯了之后，覺得這位作家也就是這一部寫得好，其他的作品屬于可譯可不譯。就像《小王子》，柳先生翻譯的時候全球已經有了五六十個譯本，他主要也為了給自己的孫女兒翻譯的。”

“柳先生翻譯《小王子》是為了給自己孫女兒送一個禮物，這背后也有一段哀傷的往事。先生是性情中人，他的兒子去世非常早，而且是意外去世在國外……他一直很關注孫女兒的成長，這也是他的一個精神寄托。先生對后輩多有提攜，即便是對自家的保姆也非常友善，保姆的女兒也是經先生培養，出國讀的書。”

“翻譯工作，實際上就是各個人在做各個人的事情。我個人還是相信魯迅先生的那一套路子，直譯。當然也不是硬譯，但還是要把信達雅的‘信’放在重要的位置。柳先生說的‘化境’，我認為他的意思是在保留人家原著的意思和方式基礎上，同時要考慮到中國讀者的接受。這一點上，我跟柳先生的觀點稍微有些不同，我認為只要是把人家的方式和意思介紹過來，盡管在有些詞兒的上面，我們漢語里面可能還沒有‘化’過來，但慢慢的，未嘗不可能會形成漢語新的用法，也就要用翻譯的文字來改造或者說補益我們的漢語。這方面我們討論的不多，和而不同吧。”余中先最后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