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境界，它必然鼓舞我國文藝理論工作者進一步為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時代化、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作出新的努力。

理論是實踐的結晶，新的實踐必然促進理論的發展。100多年來，在我國新文藝迅猛發展的背景下，在文藝理論與文藝實踐的結合中，我國文藝理論經歷傳統變革和吸納國外文論的過程，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從觀念到理論架構都有了極大的推進。20世紀西方產生許多新的文藝理論學說和觀點。其中，科學主義學派標榜求真理、重實證。它把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推及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先是出現了俄國的形式主義學派，后來又出現了捷克和法國結構主義以及歐美的“新批評”理論和蘇聯的文學符號學。它們先后受到索緒爾的語言學、胡塞爾的現象學和現代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的影響，還部分受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的影響。而人文主義學派則繼承了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思潮，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所發展。除了弗洛伊德學說有人文主義內涵外，還有存在主義和新人本主義的理論，對文學的影響也相當廣泛。當今馬克思主義文論對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都有所批判和吸納，并在辯證唯物史觀的哲學基礎上，在與革命文藝運動的密切結合中，獲得日益廣泛的傳播，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我國更成為主流，成為我國文藝發展的光輝指南。當然，文藝理論在中國化時代化方面仍然存在發展的空間。這方面，將我國古代文論加以更深入的分析、批判和繼承，轉化為現代文論的體系；同時，更好地總結新文藝、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新發展經驗，并在中外廣闊的學術視野中吸納外國文論和現代科學的最新成就以豐富自己，無疑仍需我國文藝理論工作者做出更多的探求。

在這過程中，我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必須堅持自信自立、堅持守正創新、堅持系統觀念、堅持問題導向等，就顯得格外重要。

守正就必須守住實踐所證明的真理。這是一切科學包括文藝理論在內，都應該信守的。因而，在我國文論的新發展中，守住真理性的成果，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及其所揭示的文藝的普遍本質與規律，要將之視為文藝理論發展的根基。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集中表現在它的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它不但表現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一切事物都處于矛盾對立及相互轉化的形態”以及“事物的量變會導致質變”等觀點里，還表現在存在與意識、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互動等論述中。毫無疑問，當今文藝理論的科學性必須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文藝的人民性、審美性、歷史現實性和文藝本質論、創作論、批評論、生態論、發展論等方面所闡述的觀點，都為文藝理論的歷史發展作出劃時代的貢獻。這些理論觀點成為我國當代文藝理論的重要基礎，正因它來自歷史實踐并經受了歷史實踐的檢驗。馬克思主義并非僵化的教條，它需要隨著人類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在這過程中，理應不斷吸取人類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最新成就。因為，從本質上，馬克思主義，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是人類文化的結晶。因而，在守正的基礎上，還需要隨著時代的前進，結合新的實踐、新的科學發展而不斷創新。我國文藝理論工作者必須深刻認識到，在文藝理論中國化時代化中，對古今中外的文藝理論都存在“去蕪存菁，去粗存精”的批判與繼承、吸納的過程。所謂“菁”與“精”，就是實踐所證明的真理。而文藝理論的中國化時代化，如果要吸納古今中外的成果，自然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也離不開新的文藝實踐的檢驗。它自然要在現有的科學真理的基礎上，在新的文藝實踐經驗的升華中創新。

在這個過程中，樹立系統觀念就十分必要。恩格斯認為，“關于自然界所有過程都處在一種系統聯系中的認識，推動科學到處從個別部分和整體上去證明這種系統聯系”。現代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產生影響，產生了系統、結構、要素、層次、功能、信息、反饋等新的范疇。系統論認為，在每一個系統內，各個要素（或子系統）構成一定的結構，從而使系統賦有一定的功能。要素的變化會最終導致系統的變化。系統的功能受它的結構制約，從不同方面反映系統的特性。層次是系統的等級，母系統與子系統分屬不同的層次等級。各層次都有相對獨立性，而高層次支配低層次，低層次也可能向高層次轉化。信息和反饋則是控制論、信息論的概念。信息指有意義的信號，某系統輸出信息作用于控制對象后再將其結果傳輸回來，就叫反饋。它調節著系統的活動。由此啟示，文學被視為社會結構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如果說，人類的意識反映存在，那么在反映社會存在的意識系統中，藝術和科學就屬兩個子系統。科學中有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藝術中就有文學、美術、音樂、舞蹈、雕塑、戲劇、電影等不同門類的分系統。文學本身就是一種復雜的信息形態，其中蘊含各種豐富的信息內涵，并通過自己被閱讀而使所含信息得到傳播和被接受。文學的生產和消費，包括創作、傳播、接受、反饋，以及文學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自然等生態的聯系，都具有一定的可控關系和非可控的因素。當然，系統論、信息論和控制論作為一種理論和方法并沒有、也不可能取消和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與理論范疇。但其理論觀點與方法具有一定的可參照性也是顯然的。當今科學發展存在兩種相反相成的趨勢，即分析與綜合。前者有助于把學科不同層次的系統分得越來越細，以利于研究的深入；后者則有利于將各學科的研究成果做到相互支援、相互參照，以利于宏觀的把握。文學理論雖以文學現象與實踐為研究對象，卻因文學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在歷史時空中不僅與其他藝術有密切的聯系，而且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自然環境均有密切的聯系，因此，文學理論的研究必然要涉及藝術和社會其他相關系統現象的研究。同時，文學本身還存在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子系統，其中還因題材、主題、形式、風格的差異而存在更小的系統；文學的諸多系統，不僅其特性和規律有差異，它與其他系統也非沒有聯系，因而在研究中也必得參考其他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如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以及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語言學等。當今的文學社會學、文學心理學、文學語言學、文藝生態學、文學倫理學等便是文學理論深化的成果。而且，文學理論的研究還得顧及文學的歷史，不但要考察我國文學的歷史，還要考察其他國家文學的歷史。所以，文學理論的創新，在當今必然要有十分廣闊的視野，也必須有分學科的更深入的研究，從而必然要把文學置于與它相關的各種因素和環境中，在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視野中加以系統的、立體的、多維的透視，由此才利于進入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我國文藝必須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當今，我國文論的發展，自然也必須在與我國文藝古今實踐經驗的結合中，特別是在與社會主義文藝的結合中，突出中國的特色。我國是有著數千年文藝傳統的古國，前人創造的文藝理論十分豐富。“五四”以來，我國學者對古代文論做了許多清理的工作，已出版了相當多的文藝理論批評史和各種專題的著作。但如何將古代文論的有益見解轉化為當今文論的血肉，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如我國古代文論中的“意象”、“意境”等諸多觀念與概念，其內涵都體現了文學創作過程中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相熔鑄的規律，比之我國現代文論常用的“形象”、“環境”等概念更能體現文學創作的本質。劉勰《文心雕龍》曾指出，“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這里，他具體說到意象的產生過程，即創作者因內心的“情變所孕”，尋求能跟心中的“理”相應的“物貌”。而“物貌”自然來自客觀。這就實際指明文藝中的“意象”是情、意、象三者的統一。“象”中之“意”和“情”，是人所賦予的。可見那時他已揭明“意象”作為人的創造物，是主客體的結合與統一。馬克思曾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方面去理解。所以，結果竟是這樣，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發展了能動的方面”。我們過去在唯物主義反映論的影響下，更多強調文學形象為現實生活的反映，而對文藝反映現實生活的能動作用，卻探討不足。實際上，這方面的探求是完全應該更加深入地去做。上世紀90年代，我國文學理論界曾掀起關于我國古典文論現代轉化的討論。正是為彌補我們現代文論對古典文學的研究和吸納的不足。可喜的是，已涌現不少這方面取得進展的學術著作。但在中國古典文論的許多卓有見地的論斷如何被現代新的文論系統所吸納和轉化的問題上，仍然有待進一步的努力。魯迅先生曾說，“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相信對于我國古代文論優秀傳統的繼承和現代轉化，必定會使現代文論的發展呈現更多中國特色，從而產生更廣泛的國際影響，開拓更廣闊的前景。

理論既源于實踐的升華，理論的發展也必然離不開對最新的實踐進行研究。新世紀以來，我國文藝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新的科技手段不斷涌現的前景下，其傳播、接受和反饋的境況都產生新的變化，特別是網絡的廣泛使用，文學面臨多媒體的傳播，其受眾遠非以往所可想象。當今我國網絡文學高歌猛進，這方面的作者多達數千萬，不少網絡文學作品的點擊率都以億計。網絡文學題材的廣泛，構思的新變，形式與風格的拓展，都為文學理論的發展提出許多新的啟示。對于網絡文學的探討，必然會豐富和深化文藝理論的研究。而且，已經有理論著作反映這方面的初步成果，這無疑是可喜的開創。過去我們的文學理論著作對文學創作過程有更多研究，而對文學被接受的過程及其反作用卻較少問津，在西方接受美學出現后，才有更多著作涉及這個重要方面。相信上述這些方面都必然會成為當代文藝理論新的生長點。

問題意識的強化，對文藝理論的推進同樣十分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曾就當前文藝所存在的問題指出，“在文藝創作方面，也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有的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作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當作感官刺激的‘搖頭丸’；有的胡編亂寫、粗制濫造、牽強附會，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華、過度包裝、炫富擺闊，形式大于內容；還有的熱衷于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凡此種種都警示我們，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針對上述問題，深入研究，提出綜合的治理思路和理論導向，應該也是我國文藝理論工作者不可推卸的歷史職責，是我們這個時代文藝理論獲得新的推進所必須面對的歷史性課題。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活躍的學術探討尤為必要。人類的學術史表明，任何真理的到達，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促進真理探求和學術繁榮所必需的。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雙百”方針。我相信，在這樣的環境下，文學理論的發展和繁榮，也必定會涌現新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