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已有十多年時間，我缺失了一種讀書的態度，那種一拿起書本，便不知時間逝去，不覺饑寒冷暖，不明身在何處的極度專注和沉浸其中的體驗。那是少年時代的天賦，是涉世未深之際對自己的一種保護。而當跨過了某個界壁，置身于紛紛擾擾、羈絆如絲線纏繞的社會之中，便如同套上了一件沉重的心衣，如同毀去了一個階段的心境。無奈且無可追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當那一種體驗結束，我就已經是一個失敗的讀者了。

我懷念那個書籍匱乏，卻用靈魂閱讀的年代。沒有幾本書卻讀得如癡如醉，仿佛每一次重讀都是打開了一本新書，依然讀得那么熱情那么津津有味，那種感覺真好啊！可惜再也找不回來了。書越來越多，閱讀越來越糟。這正好印證了一句真言：少即是多，多即是少。

那么，寫作呢？寫作的歷程也和讀書一樣嗎？我想我是應該慶幸的，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在寫作上并沒有遇到像讀書那樣的挫折。我像十多年前讀書時那樣，一旦坐下來開始寫，就忘記了時間，忘記了外部環境，我不受它們的影響，只要我愿意——我是說，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創作。不會有不相干的東西能闖入到我創作的空間中來。時間的異變就是證明。我剛剛坐下來，只寫了幾百字，其間沒有消磨時間，沒有癡等枯坐，那一個上午的幾個小時是怎么消失的？是被我那幾百字吞噬了嗎？是時間在創作中變得脆弱而被文字毀滅了嗎？

《午夜的黎明》和《哲學教授》這兩篇小說，是去年寫的。一個上半年，一個下半年。雖然字數都不多，寫的時間卻不短。一篇七千來字的短篇小說，按理說只需三兩天就可以完成，某些速度快的作家可能只需要一天，但我卻寫了半個月。每天只能寫五百字。我以為我寫了很多，因為我似乎表達了很多。我專注、狂熱地伏在電腦上，“噼噼啪啪”敲擊了一整個上午，結果一看，就寫了那么一點，仿佛我寫了一個字的正面，也寫了它的背面；仿佛我同樣寫了這些字的影子。但我很高興，我愿意這樣的狀態一直持續下去，哪怕每次寫三百字，寫一百字。

追溯這兩篇小說的起源，是記憶，是突然出現的記憶片段的嵌入。

在《午夜的黎明》中，我和父親牽著馬，趕著馬去水房飲水，在古井不波的矮小而牢固的水房屋檐下抽煙……這段記憶早已被我忘記，但是有一天，莫名其妙的，它突然破封而出，掀起波濤。那一段二十多年前的記憶，忽忽閃閃，連綴出現。它的忽然出現有別于其他，我感受到的是久別重逢后的親近，自然而歡喜的感動。我應該為我們的重逢做些什么，于是一篇將一段記憶“發揚光大”的小說便氤氳而生。《哲學教授》也是如此，來源于記憶。再準確一點，是來源于記憶中的記憶吧。很多年前我在草原上聽一些老人講他們記憶中的故事，我心不在焉地聽了進去，沒承想在二三十年后發酵成型。

我想作家最不缺失的，就是距離。作家就是喜歡寫那些過去很久的、模糊的、飄忽不定的、難以琢磨的歷史。作家害怕近距離的傷害，近距離的影響。害怕沒有距離時產生的陰影。

在兩篇小說中，我都寫了父親、寫了生日、寫了馬，還寫了風格中最活躍的一些東西。這樣寫不是為了對比，那沒有意義。必須提出來的是，我沒有在暗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