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長篇小說《滹沱人家》，我的靈感就來源于陸游的那首《小園》：“村南村北鵓鴣聲，水刺新秧漫漫平。行遍天涯千萬里，卻從鄰父學春耕。”

最早讀到這首詩時我剛入伍不久，第一次出遠門，又年紀尚小，身在異地思鄉心切。這首詩的意境不但引發了我感情上的強烈共鳴，更將我的鄉土情結轉換成詩意的呈現。這不就是我家鄉春耕的生動寫照嗎？回響于村南村北的鵓鴣聲，還有剛插上稻秧的似鏡面般的水田，這一切都讓我覺得，八百多年前的詩人就是為我家鄉河北正定而創作的這首詩。然而幾年后我從部隊回來，因為滹沱河斷流，村南的泉水停止噴涌，自此被譽為“正定小江南”的秀麗景色便從世上消失。我無法接受這個現實，那幾年，還非常天真地期盼著泉水復涌，再現那種“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以及鳥翔魚躍的水鄉景象。這是一種原生態的自然之美，我想，這也是久存于我心間的有別于他人的“鄉愁”吧。

隨著年齡的增長與閱歷的加深，我越發體悟到這首《小園》中那豐盈的意韻和蘊涵的人生滄桑，以及給人留下的廣闊的想象空間和深奧的生活哲思。每次想到這首詩，故鄉的人事便清晰地浮現于腦海，甚至成了我與故土的一種精神紐帶。

正定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淀，歷史上一直是府、郡、州、縣治所，遼金時期還曾兩次建為國都。一千多年的漫漫時間長河，為她留下了眾多雄渾、綺麗的文物古跡，歷有“九樓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坊”之說。作為京畿一大重鎮，正定人杰地靈，英才輩出，素稱“藏龍臥虎之地”，其中漢代為國家統一大業作出卓越貢獻的南越王趙佗，以及三國名將——被譽為“常勝將軍”的趙子龍都彪炳史冊。而歷史文化的滋養，又讓這塊厚土文脈綿長，曾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宋代詩詞大家范仲淹就誕出于此；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樸，他生命的大部分時間就在正定度過，其代表作《墻頭馬上》在這里完稿并且首演。因為獨有的地理位置與人文環境，正定自然而然就成為我國元曲的發祥地。當歷史進入20世紀70年代末期，生于正定古城的賈大山又以《取經》獲得全國首屆短篇小說獎而一舉成名，并且以精美的短篇佳構享譽中國文壇，成為新時期正定一張亮麗的文化名片。

正是正定的良田沃野，以及曾經的泉水稻香，讓我感受到了來自大自然的神奇與靈動；它和我的記憶相伴隨，成為我文學創作的底色。而古城深厚豐饒的文化根脈，又使我的精神境界得以提升。這正是故鄉對我的慷慨饋贈，我的生命與位于滹沱河畔的這塊土地，已經緊密地聯結到一起，成為一種和血脈親情同等重要的情感。只有把這種心靈最深處的感情付諸筆端，才對得住這塊養育了我又令我魂牽夢繞的熱土。尤其是，我要讓已經消逝的泉水與河流，在我的作品中永遠流淌，讓更多的人領略到她獨有的純凈與奇美，并且了解那幾代人的生存狀態與精神風貌。如果還能引發人們對當今這個浮躁的商品化時代有所反思與警醒，則更令我感到欣慰。

當然，小說不光是景色描寫和講述故事，更重要的是塑造人物。人的命運不僅與自身性格相關，更與社會和所處時代密切相連。但無論時代如何變化，人性中的善良與自私、美好與齷齪、溫暖與冷漠是永遠存在的。我就是試圖通過《滹沱人家》這部作品，圍繞幾戶人家的悲喜人生和相互之間的矛盾糾葛與關系的變化，對有關中國農民的家庭、倫理、品質、智慧與創造力進行開掘，以此來探尋與表現人性在不同社會環境下的不同情狀與變化的軌跡。當確定了所寫內容之后，就是如何尋找最合適與恰當的表達方式。文無定法，不能“為賦新詞強說愁”，在這方面我頗花費了一些心思。其實創作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個尋找與發現的艱難過程。既不能因襲前人，也不能重復自己，猶如爬山攀巖，唯其艱難，才更富魅力與挑戰性。

需要說明的是，小說中的人物是作者對生活進行精心提煉與升華之后，再通過想象與多年的生活積累而塑造的藝術形象，并不是生活中具體哪個人。回頭再看自己這部作品，里面的人物都似曾相識，但又的確不是我老家的哪一位，可是，他們的生活背景就是我出生并長大的那個地方，在那條長長的“扁擔胡同”，在南低北高的“陽坡村”，甚至，他們走過的每一條路，在哪塊田里勞作，我都非常熟悉。小說的主人公李新運時常來村西遠眺陽坡村的那個地塊，也是我曾經喜歡光顧的地方。就像小說結尾所描寫的場景那樣，站在那里，我也生發過和李新運同樣的喟嘆，其中不乏對現實的諸多困惑與憂慮。

正因為小說《滹沱人家》傾注了我對故土深厚的感情，所以，當最后終于脫稿時，我心里像放下了一個沉重的包袱，正如花山文藝出版社負責本書的責任編輯梁東方所說，這于我是一種“人生的慰藉”。我和東方是因多次編輯賈大山的作品集相識，并結下深厚友誼的，他的敬業精神與深刻敏銳的審美眼光，都讓我十分敬佩與感激。此外，我還想用這部作品，謹向曾經扶持我走上文壇并且對我寄予厚望的恩師賈大山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