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是曹汛先生逝世一周年，北京建筑大學曹汛教授著作的《林徽音先生年譜》由文津出版社出版以來，入選《中國出版傳媒商報》、《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作家文摘》、騰訊好書、新浪好書、百道好書榜等數十項圖書榜單，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著名建筑學家、園林學家、文史學家曹汛是梁思成的學生，很早就致力于林徽音生平和著作的整理與研究，然而就在年譜即將出版之際，曹汛卻不幸病逝。值得告慰的是，《林徽音先生年譜》的首樣在他手邊，陪他去往了另一個世界。

10月的一天，文津出版社副總編王忠波和曹汛的助手、青年學者劉珊珊、黃曉接受專訪，向北京青年報記者講述了此次編輯、出版年譜背后的故事。在王忠波看來，林徽音作為建筑學家的身份長久以來很少在大眾層面被談到，曹汛先生還原了林徽音建筑家兼文學家這一學者身份，令一個多維度的林徽音展現在讀者面前。劉珊珊認為，曹先生做學問就像一支豎立的標桿，他通過精細的辨析，呈現出林徽音身上所具備的女性藝術家氣質，廣博而深邃，消除了大家對林徽音的誤解。黃曉深有感觸的是，在教學過程中他收到不少學生的反饋，他們說第一次知道林徽音青少年時期對文學與建筑就有這么深刻獨到的見解，進而對那一代人報效祖國改良社會產生了深切的共鳴，平添一種家國情懷的信念感。

在林徽音的相關研究上，曹汛是一個開創者

曹汛1955年考入清華大學建筑系讀書，入學后見到一份林徽音的設計手稿，非常欽佩她的設計才華，那時就在心中埋下一粒編訂《林徽音先生年譜》的種子。1998年曹汛協助校理出版梁思成的《中國建筑史》和《中國雕塑史》，隨即建議編輯出版林徽音文集的建筑卷和文學卷。1999年梁從誡編輯《林徽因文集》，特邀曹汛列名編校。

梁思成有眾多學生，為什么會找曹汛合作？劉珊珊坦言，林徽音是曹先生在專業層面特別崇敬的一個學者，也是他長期關注研究的一個課題。另一方面，曹先生做研究、寫東西從來不受世人說法、世俗影響的干擾，他要講的是他的判斷和發現，他的觀點跟很多人不一樣，比如他覺得大家都喜歡盯著林徽音情感上的一些事情，還有些人覺得她是靠梁思成出名，但是曹先生覺得這些偏離了林徽音本身的學者氣質，他認為林徽音小詩里的“肩頭上挑起兩擔云彩”，就是她的建筑和文學，他提煉并且突出了林徽音的學者身份，以此來區別于大家所說的“民國才女”的形象。

王忠波認為，曹先生通過《年譜》把林徽音作為一個專業人士的本來面目還原出來，在林徽音的相關研究上，可以說是一個開創者。林徽音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當時又在全世界頂尖的建筑學院求學。回國之后她一直參與建筑設計，做中國建筑史的相關研究，在東北大學，她的本職工作就是大學老師，其后回到北平，加入營造學社，參與古建筑考察、測繪，整理中國建筑史研究的材料。僅現在所見到的材料就能知道，河北、山西和北平的很多古建筑測繪，林徽音都深度參與，“這是真實的林徽音”，他進一步強調，“但是長久以來這個比較重要的形象反而被忽略了，公眾層面更多討論的其實是北平時代作為‘客廳里的太太’的林徽音，人們似乎很喜歡這樣一個祖籍福州林氏、家世很好、教育生活條件各方面都優渥的故事版本。但這些只是林徽音人生的一小部分。”

看完《林徽音先生年譜》 想沿著她的考察足跡走一遍

不少讀者看完《林徽音先生年譜》，直呼想沿著林徽音的考察足跡走一遍。黃曉坦言，曹汛在建筑學方面極有修為，二十幾歲便寫出了《略論我國古代園林疊山藝術的發展演變》長文，首次總結出中國古代造園疊山的三個歷史階段，幾成定論。他的《中國造園藝術》一書，分量極重。直到現在，曹先生撰寫的有關建筑、園林和文史方面的專著和專文，依然是人們研究和學習的重要文獻。“他對林徽音在建筑方面的表現觀察得十分敏銳和專注，把林徽音建筑方面的建樹梳理得特別清晰。”

王忠波說他在看到營造學社的事跡，尤其是梁、林開始去山西的一系列考察成果之后，很受觸動，這樣的體會“看年譜之前還沒有這樣強烈”。一個是林徽音勘察古建筑不是看看轉轉，而是不怕登高涉險，爭著干各種力氣活，經常爬梁架、上屋頂，十分投入。另一個是林徽音帶著慈悲的同情對待那些賣菜的、洋車夫等底層人民，表達了一種溝通和平等的意愿。在王忠波看來，梁、林對社會、對建筑的真摯感情，和那些建筑所依托的鄉村生活是脫離不開的，“大家都知道佛光寺是中國古建筑的代表，試想一下，假如它變成與周圍環境無關的、抽象的清清亮亮的佛光寺，會有所謂大唐風采嗎？建筑是時間的禮物，需要在一種生活的場景，回到它的本源，它脫離不開它所在的那個地方，一定是本地的。而正是梁思成、林徽音他們這些學者介入之后，把它寫入中國建筑史，變成了可敘述的、可觀看的、可對比的、可抽象的文本，它才會變成我們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時沒有互聯網，大量材料是曹先生一條一條梳理出來的

今天的人們看《林徽音先生年譜》或許覺得資料不是太全，似乎有些細節缺失了。在王忠波看來，這恰恰從側面印證了曹汛先生在林徽音研究方面的開創者身份。曹汛啟動關于林徽音的研究時，無論出版市場上還是相關研究層面，林徽音都不是作為一個具有公共性的研究話題來討論的。林徽音這個詞條的火爆變成如今這種局面，肇始于一部充滿爭議的電視劇，其后隨著女性問題、出身問題、教育問題、婚姻問題、社會階層分化問題等等，林徽音突然就被從民國時代的諸多知識女性中被選中，從一個小范圍討論的主題變成了大眾討論的主題，關于林徽音的書開始陸續出現，最后一發不可收拾。

王忠波指出，《林徽音先生年譜》的初稿寫于1998年12月，定稿是1999年2月。在這部書的寫作年代，無論公眾層面也好、學界也好，林徽音研究不是顯學，也沒有互聯網加持，尋找資料線索很單一，主要是國家圖書館中的報刊資料，因此，年譜中的大量材料是曹先生自己一條一條把它梳理出來的，“這個其實特別難做，曹先生做年譜的價值在于對每一個時間節點都嚴肅對待，哪怕是沒有什么線索的材料也盡全力去尋找第一手資料去印證，這就意味著有時候看起來一件小事，可能就是一句話、三五個逗號，但是背后查考的資料量可能會很可怕。曹先生治學一向主張文理滲透、融會貫通、史論結合，寫文章追求嚴實細密、天衣無縫、論證確鑿，再加上他咬釘嚼鐵的性格，想象一下，這個工作可能很嚇人。”

寫林徽音非林徽因，是因為“先生自己也喜歡，改名是痛苦的，不得已的”

黃曉深有感觸的是，高大魁梧、睿智耿直、頗有風骨的曹先生，做學問“超越平凡人之所能，而敢向諸多不準確挑戰”。在曹汛的研究里，人物是比較重要的一個系列，“他對明清造園四大家張南垣、計成、葉洮、戈裕良各有研究。對曹先生來說，更重要的一點是要從這個人物的藝術成就的角度來考慮，他一定是從零散的冷僻文獻中挖掘出歷史人物的生平印跡。《年譜》里其實有一個林徽音作品的主線，林徽音發表了什么，曹先生都寫得很細。”

現在被普遍使用的名字“林徽因”其實原名林徽音，此次《林徽音先生年譜》的書名用意正在于此。曹汛主張其本名“不僅是父親所賜，先生自己也喜歡，改名是痛苦的，不得已的，所以現在應該重新改回來”。

一般認為，林徽音走上文學道路，是由于徐志摩的鼓勵和推動，其實不盡然。早在1923年，林徽音還是一個中學生，新月社還未成立的時候，林徽音就在《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上，以“尺棰”為筆名，翻譯發表了王爾德的散文詩《夜鶯與玫瑰》，還以光明、正義、平和、永久為主題設計了這個專號的封面。而且從散文《蛛絲和梅花》的追述看，林徽音十六歲時對中外文學已很了解，并對中國古典詩詞得心應手。

黃曉對此別有感觸，他發現今天的年輕人不僅僅是去崇拜一個女神，也很想知道這個女神的成長歷程。“這些學生都是十八九歲的年輕人，她們對林徽音十五六歲、十八九歲的狀態特別感興趣，我記得有個學生非常激動地說，好像看到了青年的時光應該如何度過和成長。曹先生講述的這個視角，青年時期的林徽音讓年輕人非常有共鳴，自信感油然而生。”

身上有強烈的民族情感，影響和推動梁思成也愛上了中國建筑

在王忠波看來，林徽音的父親林長民從小教導她要報效祖國改良社會，要養成相應的見解和能力，對她一生的志業影響很大。林徽音喜愛文學和美術，她不但自己選定了與文學和美術關系最密切的建筑學，還影響和推動了梁思成也愛上中國建筑。上一代的教育理念在梁、林兩人身上有很強的塑造感，比如從早期求學到職業規劃，梁啟超都有深度參與。梁、林在美國留學時，梁啟超就要把《營造法式》寄給他們。他倆結婚時，林徽音自己設計一套中式結婚禮服，引起當地震驚。他們是第一代出國留學的建筑師，學成后按著梁啟超的意愿，經過歐洲，飽看各國建筑，方才回國。他們先是創辦和執教東北大學建筑系，創業維艱，拳打腳踢，開拓出一片天地，深受學生愛戴。

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人狂傲，斷言中國再也不可能有唐代建筑的遺存，要看唐代建筑，只能到他們的奈良去。梁、林立刻打點行裝，出發到各地尋找中國的唐代建筑。

新中國成立后，作為建筑學家和設計師，帶病的林徽音很快就投入工作，鞠躬盡瘁。她主持設計國徽，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雕飾紋樣和花圈圖案；深入到景泰藍和燒瓷工場調查研究，設計了一批具有民族風格又便于制作的新產品，挽救了傳統工藝美術，并選制出一批國禮。直到生命的最后階段，她還要躺在床上授課。女兒梁再冰曾經回憶說，每當有學生來要跟她請教問題，媽媽馬上會神采飛揚很投入地討論。而當學生走了之后，她要歇很久才會恢復元氣。王忠波感慨道，“其實支撐她工作的很大一個動力是強烈的民族情感，我特別希望今天的孩子能獲得這樣的內驅力，能充滿熱情地去做事情。”

機器還有十分鐘就要開印，全部停下來調了三四天

《林徽音先生年譜》的設計感很有品質，尤其是大量精彩照片和圖版的再現，端莊文氣，在年譜中難得一見。對此王忠波有特別的體會，他直言，最終《林徽音先生年譜》呈現的版本是突出建筑感，形成一種整體頁面溫和、沉穩的結構。他坦言為了做好這本書，找了一個很有想法、彼此都很信任的設計師，并放手讓她盡管去做，“能走多遠走多遠”。

在年譜設計已經接近定稿后的某一天，設計師專門找到他說有了新的想法，想推倒重來，完全在結構上做一個突破——在設計語匯上突出時間這條線索，時間與年齡壓在一起，形成經緯合一的結構，所有的年代全部放在左頁。“這個設計的好處在于，她把年代和傳主的年齡做了一個結合，使得所有的時間都變成了一個對林徽音來說的標準時間，而且并不干涉整個文本。在這樣一個設計之下，對于這本書本身的翻閱也變成了設計的一個部分。對于讀者來說，或許有人關心的是一九幾幾年，或許有人關心的是她多少歲，通過看這個時間經緯，一目了然。”

看到這個設計的時候，王忠波非常高興，“這種設計給我的沖擊挺大的。我還沒有見過這么做的，但我看完設計方案之后覺得我必須支持她——這個設計師這么年輕，但結構能力卻很強，顯然她是深入讀過書中內容的，才會有這么具有深度的呈現。”

翻閱《林徽音先生年譜》，扉頁設計的一扇窗受到不少讀者贊嘆，王忠波直言這個設計也是先有的架構，后來想到園林的漏窗形式，用頁面呈現出來的。當時設計師專門找了一扇華北地區的窗子，按照窗子各部分的比例，花了一下午去設計，并在紙上雕刻這扇窗，刻出來再自己穿線，裝訂出一本樣書。設計師當時很興奮，說這個下午的工作讓她找到了當年在美術學院工作室里花幾天幾夜去設計一本手工書的感覺！為什么手工刻出來還要不斷試驗？因為這里面有一個很實際的問題，需要測試窗線在多細的情況下不會塌，如果刻得過細，上手一翻它會塌壞。此外還要考慮印刷廠的工藝水準。“這是一個博弈的過程，”王忠波直言，“而且一旦改，考慮到比例的問題，窗子的所有細節全都要改，再重畫重刻。看起來零點幾毫米的事兒，我們當時測試了好幾天。更麻煩的是內文，在印刷之前，文前增加了一些資料，看似小小的變化，其對設計的影響卻不小。作為整體設計，每一頁的安排都是按照印張來統籌的，夾頁的位置一旦定下來，就不能隨便改動，動一頁，整本書全部要重新梳理一遍。編輯自以為一刻鐘的事，設計師可能要花兩天來梳理。”

整本書貫穿使用唐代琉璃瓦的墨綠色，在設計中著意突出林徽音的建筑，王忠波坦言，如果拋開技巧，而從整體的設計角度來看，這也呼應了曹汛對傳主的強調，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鏈條。他指著封面的四個凹凸花紋介紹說，這些全部來自于林徽音自己的創作。而在設計師提煉設計元素的過程中，還有個插曲。當時設計師花了兩天時間研究林徽音手繪中國傳統紋樣，嘗試從中抽象出用于做封面的花紋。試印時，有一處花紋中間由于還有一個小十字花，很細微，特別考驗工藝水準。最險的一次，機器還有十分鐘就要大規模開印，又發現了一個問題，結果全部停下來調試。由于試印時失敗了多次，王忠波便跟設計師商量能不能換一個花紋，沒想到設計師盯著小十字花看了半晌，說堅決不改。她甚至有些興奮地說，此前一直苦惱于封面的曲線過多，沒找到建筑的粗糲感和林徽音文字中的力量感，但那一刻看到這個十字花紋，因為視錯覺呈現出直線條和方塊，直覺告訴她，“就在這了”。

天色已晚，明亮的燈光灑在翻開的書上，王忠波指著目錄前頁的照片說，“我們想盡各種辦法去找到了高清的照片，尤其要感謝中國營造學社紀念館，他們提供的高清圖片讓我們看到了更為立體的林徽音。我認為真實的林徽音應該是這樣子的——穿著灰色的旗袍，能直接爬到建筑頂上去。當你看到這張照片，你會感覺到這個是建筑師。如同曹先生寫林徽音和她的建筑世界，是驕傲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