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和鄉愁，一直都是中華民族的根脈所系。這種刻在基因里的鄉土情懷激發著中國的現當代作家們將文學的筆觸深入鄉村的人和事，在中國百年文學發展史上貢獻了大量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在文學研究者的眼中，中國百年鄉土文學創造了哪些現當代文學經驗和成就？當下鄉村振興背景下的文學書寫又應該如何接力，抵達鄉土文學的新時代高峰？為深入了解這些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南京大學教授丁帆。

現當代文學的主旋律

《中國社會科學報》：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刻畫了傳統中國的鄉土性特征。您也多次在著述中提到“中國傳統農耕文明形態統攝下的鄉土文學”。在您看來，中國百年現代文學的“鄉土性”特征體現在哪些方面？

丁帆：以魯迅先生的小說為開端的中國鄉土小說創作，是中國小說走向現代性的一個標志，也是中國現代文學觀念更新的發端。在此之前的中國小說創作還沒有把啟蒙思想與新的創作形式融入其中，讓“中國傳統農耕文明形態統攝下的鄉土文學”轉換視角。正是出現了“鄉土性”這一新的特征，才使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兩大題材之首的“鄉土題材”成為百年不衰的主旋律。因此，從文體的角度來說，所謂鄉土文學主要成就在鄉土小說領域之中。

魯迅小說的“鄉土性”表現為以下幾點。首先，將鄉土中國的整體背景擱置在故事敘述中去抒寫，即恩格斯強調的“典型環境”；其次，把批判性的哲學思考融化在人物和故事的敘事中，像巴爾扎克那樣深刻地呈現恢弘的時代；再次，就是在審美的創造中，突出人物描寫“這一個”獨一無二的個性化特征，也就是“典型性格”。所以，魯迅的鄉土小說至今無人超越。

《中國社會科學報》：那些扎根鄉村，以鄉村的人和事為創作對象的鄉土文學，在中國百年文學發展史上留下了大量經典作品，塑造了豐富的鄉土人物角色。從文學理論研究的視角來看，中國百年鄉土文學的突出成就體現在哪些方面？

丁帆：中國百年鄉土小說的黃金時代有兩個較為突出的時期，分別是20世紀20年代和80年代。前者在魯迅的旗幟下形成的“鄉土小說流派”，用批判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寫盡了一個行將走向滅亡時代的悲劇，大量的小說在啟蒙意識中實現著審美的變化；后者卻是在繼承傳統創作方法和諸多引進的新方法基礎上，呼喚著一個新生時代的到來，林林總總的審美技術融入了鄉土小說的實驗之中。到了世紀之交，由于中國鄉土文學的文化語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面臨的鄉土世界再也不是費孝通所說的那個鄉土中國了，場景變了，如何書寫中國鄉土小說就成了一個“哈姆萊特之問”。

呼應時代變奏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華文明自近代以來，經歷了從戰爭到和平，從被奴役到獨立，從一窮二白到改革開放等一系列暴風驟雨式的革命和變革。回顧中國百年來的鄉土文學史，每個時代的震蕩是否也通過文學得以表征？

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在每一個社會文化大動蕩的時間段中，都表現出不同的思想特征和藝術特色。從文學史的角度看，20世紀20年代前后的鄉土文學是以啟蒙為旗幟、以反封建為核心內容的主旋律創作；30年代左翼文學中的鄉土小說是在啟蒙向無產階級文學轉向的過程中成長的；40年代的鄉土文學是在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和無產階級文學不斷壯大的多重變奏中成長的。1949年后的鄉土文學又可分為五個歷史時期。值得關注的是，當下的鄉土文學正處在一個大變革時期，“新鄉土文學”何去何從，是關系到鄉土文學能否鳳凰涅槃的新生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城市化進程高歌猛進。伴隨鄉村的衰落，有人認為，中國的鄉土文學也逐漸式微。甚至有人悲觀地認為，鄉土文學將走向消亡。您如何看待現代文明處境對中國鄉土文學的重塑？

丁帆：城市化進程把鄉土中國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語境中，如何表現這樣的鄉土社會，作家面臨著種種創作危機，特別是價值觀的游移和眩惑，讓作家不能自已。然而，越是處于這樣一個大變革時期，就越能產生好作品。能否創作出鄉土文學的鴻篇巨制，關鍵在于作家有沒有觀察時代的恢弘視野，有沒有對它進行深邃的哲思，當然還要具備與內容相匹配的審美意識。

期待“史詩性”作品歸來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各地鄉村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少當代作家也深入新鄉村，用文學的方式記錄新時代鄉村的變化。以鄉村振興、時代巨變為關注焦點的新時代鄉土文學，應該如何接力老一輩作家寶貴的鄉土文學創作經驗？

丁帆：面對這場歷史的巨變，我們的思想觸角如何在歷史的變遷中建構屬于文學自身的價值理念呢？從中國當代文學史來看，作家周立波寫過一北一南兩部地域文化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獲得過“斯大林文學獎”，《山鄉巨變》雖未獲獎，但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似乎比前者還要高。究其緣由，除了文學本質的人性描寫的藝術魅力外，就是對歷史的思考超越了當時一般作者對時代的盲從性。如今這樣的叩問仍會再次浮現，這就是作家如何“從歷史鏈條看鄉村世界”的書寫邏輯。作家是否具有觀察這一歷史巨變中的多層問題的能力？這種能力就是用“第三只眼”去穿透“第四堵墻”，還鄉村巨變中的歷史和當下一個真實的面貌，其文學史的意義一定是指向未來的，其文學的“史詩性”就是讓作品一直活著，讓它成為一個時代的見證。更重要的是，它對未來的讀者仍有鮮活的審美意義。

文學作品需要作者置身于外，從讀者的層面考慮歷史和現實世界的耦合性，同時，也需要置身于內，這就要求敘述者成為戲中人，用親歷者的“我”進入角色的內心世界，成為一個超越時空局限的獨特的“我”。這樣的敘述者，才是既尊重歷史又面對現實，還面向未來的作家。唯有如此，其“史詩性”作品的歷史邏輯才能實現藝術的回歸。

創作“史詩”并非只是唱詩和頌詩，作品能夠站在現實大地上向前看，無疑是構成“史詩”的重要元素。另一種構成“史詩”的重要審美元素則體現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對話語境中。“像山那樣思考”是作家思想和藝術的高度融合，其中所漫溢出的人文意識和審美意識，才是作家最寶貴的財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鄉土文學勝于城市文學的優勢就凸顯出來了。

“柳青模式”和“路遙模式”這兩種書寫模式，是被認可的鄉村書寫典范。但是，我們不能不說，這樣的模式已經不適合當下鄉村巨變的歷史語境了。如何面對當代巨變下的鄉村書寫？寫什么？怎么寫？這是這一世紀文學給作家提出的歷史詰問。沒有一種恒定的價值觀去統攝作品。作家僅僅依照人性的視角去構建自己筆下的故事、人物和風景，也能夠寫出好作品，而不是用一種流行時尚的模式進行應景的寫作。在鄉村巨變面前，我們不能兼做一個思想家和哲學家，但至少應該學會做一根會思考的蘆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