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義”是中華傳統文化里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大抵可以通俗地解釋為心地善良，指的是人的好品質。人人皆可成圣賢，這是不分階級、不分有錢沒錢、不分有文化沒文化的，誰都可以成為善良之人。我小時候就遇到過三位仁義的“掌柜的”。

1949年我十歲，那年，我家搬到西直門內的小后倉。那個院子里沒有水井（更沒有自來水），房東說可以到后頭的粉坊去打水，只要跟掌柜的說一聲就行。

粉坊對著我家房子的后墻，隔著一條小路。既然房東這么說，母親就提著水桶，帶我去了粉坊。進了敞開的柵欄門，院子里的木架子上晾著粉絲，有個穿著一身灰色中式褲褂的光頭中年男人正在那里檢查。看我們進去，他微笑著迎著我們走過來，問：“您找誰呀？”母親說：“我們是前頭院兒剛搬來的，房東說可以上您這兒打水，我來認認門兒。”中年人說：“打水呀，那好辦，只要我這兒開著門，您進來打就是了。”

“那怎么算錢呢？”

“在我這兒打水的都知道，不要錢。您看，我前邊是您這院子，還有我東隔壁這院子，都在我這兒打水，大家街里街坊的，怎能收錢呢？再說，你們這兩個院子也用不了多少水呀！”

母親說：“那就謝謝您了！”

從此以后，我每天上學前先去粉坊打水。打水要用那個裝在高臺上的壓水機，我每次只能打半桶，來回兩趟。后來，家里買了一個推水用的小車，再打水就省勁兒多了。

有一天，掌柜的對我說：“問問你媽買不買豆汁，要是買，就上我這兒來端。”

回家問了母親，母親連說幾聲“買”。等我放學，她給了我點兒零錢，讓我拿著一個小號鋼種鍋（鋁鍋）去“端”豆汁。掌柜的一看我拿的鍋，笑了：“這能盛多點兒呀？快回家換個大點兒的家伙兒吧！”

回到家，母親讓我換了蒸鍋。掌柜的拿柳條瓢，給我舀了滿滿一鍋，才收兩分錢。他見我端著一滿鍋豆汁挺吃力，就說：“以后拿水桶來吧。”

晾好的粉絲，在打捆時都要掉下一些粉絲頭兒，掌柜的也讓街坊們來買，幾分錢給一大堆。

一提到這位掌柜的，老街坊都說他這個人雖然話不多，可待人真誠、仁義。

那年夏天，我家的房漏雨漏得厲害，只好把鍋碗瓢盆都放在地上接雨水。房東說除非挑頂子，要不沒辦法修，可他又沒那么多錢。這樣一來，我們只好另找房搬家。臨搬走前，母親帶我去向粉坊的掌柜的道謝，謝謝他對我們的照顧。掌柜的還是憨厚地笑著說：“大家相處得不錯，以后再到這邊，就來串串門兒。”

我們搬到了阜成門內的南順城街183號，從北口進路東的第一個門，這是房管所的公房。我家這個院的大門斜對著一家棺材鋪的后院，棺材鋪的門臉開在阜成門大街路南，后院比較簡陋，院墻低矮，開了一個柵欄門，白天總是敞著，到晚上才關上。奇怪的是院墻北側，幾乎齊著門垛子，有一間借院墻蓋的小木屋，里邊住了一個老太太和一個老頭。白天，老頭拄著木棍背著柳條筐，一瘸一拐地出去撿破爛兒，老太太就坐在小木屋前做針線活兒，有時拿撿來的牛皮紙糊小屋木板間的縫兒。

沒過幾個月，那個老太太去世了，如何發送老太太成為大問題，老頭一人絕對沒有那個能力。這時，街道的積極分子們（那時還沒有居民委員會）就出面來張羅此事了，他們在小木屋前召集附近幾個門的居民開會。一開始，他們便說老太太的壽材已經解決了——棺材鋪的掌柜的包了，免費。大家一聽，就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了。有知情的老街坊說這個掌柜的真仁義，前幾年老太太和老頭——他們并不是老兩口兒，老太太是老頭的丈母娘——流落到這兒，掌柜的見了，就用做棺材的下腳料幫忙搭了這個棚子，兩位老人總算有個落腳的地方。您想，要不是掌柜的仁義，誰愿意在自家門口收容兩位不沾親不帶故的老人，還白給他們搭個棚子呢？

這時候，掌柜的說話了：“我呢，能幫一把的地方就幫點兒，這點兒力，我還是有的。老人的棺材，我不敢說給多好的，但也得說得過去，讓老人走得體面一點兒。”

街坊們都不由得鼓起掌來，說：“掌柜的帶了頭兒，剩下的咱們公攤好了。”

出殯那天，街坊們都出來送老太太，還說女婿是半個兒，老頭這么伺候丈母娘，可見是個大孝子：“沖這個，也得來送送老太太！”

殯出得挺像樣。雇了一輛驢車拉棺材，老頭穿著街坊們給做的孝服，跪著摔了盆兒，大哭了幾聲，才打著白紙幡兒坐上車走了。這都是用大家捐的錢辦的。車走遠了，大家沒有立刻散去，還在議論棺材鋪的掌柜的如何仁義，那個老頭如何孝順丈母娘……

不料南順城街的房子一到雨季又開始漏雨，這次，房管所主動給我們換房，說是巡捕廳（后改為民康胡同）有新蓋的周轉房，我們可以先搬進去，以后再換。

新房在一家肥皂廠里。這個院子原來只有臨街的一排六間大北房和兩間低矮的灰頂西房，前面搭了一個棚子，下面砌著鍋臺，還有風箱，跟村舍并無二致；房前有一架葡萄，遮住了陽光。靠院子東邊是一個大房間，是廠房兼倉庫，平日里不干活或沒有存貨的時候，就空著，只剩下一個乒乓球案子大小的晾肥皂的大木頭臺子。

周轉房是靠著西院墻和南院墻蓋的，用柳條籬笆跟肥皂廠隔開。后來，肥皂廠的呂掌柜的解釋道，做肥皂要用堿還要燒火，豎籬笆，是怕小孩子不小心受傷。

說是肥皂廠，頂多算個作坊，除了呂掌柜的只有四個人——楊師傅，歲數比呂掌柜的大一點；兩個工人一個姓傅一個姓張，姓張的是個學徒，二十來歲，正在搞對象；還有一個姓陳的會計。一進街門的三間房，兩間做辦公室，連著的一間是陳會計的臥室。其余三間，楊師傅和兩個工人一人一間。呂掌柜的一家四口，住那又矮又暗的灰頂西房。

等街坊們都熟識了，就有人問呂掌柜的為什么不住又整齊又明亮的北房？呂掌柜的說：“你看我們這幾個人，誰應該住得好一點呢？楊師傅是廠里的頂梁柱，有技術，歲數也大了，讓他住舒服一點，保證生產嘛！小張已經有了對象，很快就辦事了，能讓小兩口住差房子嗎？老陳管賬兼接待，他那兒是廠子的門面，也得住好一點兒、寬綽一點兒。我們一家子的房子雖說矮點兒、暗點兒，但是有兩間，我還能燒火燒炕，很方便。要那么講究干什么！”還別說，呂掌柜的真是什么都不講究，胡子拉碴不說，他那臉上總像沾了一層煤煙子。他習慣穿一身松垮的干部服，臟兮兮、皺巴巴的；戴一頂解放帽，帽檐還是卷曲的。干活的時候，他連衣服都不換，系上圍裙就開干。要是他們五位站在一塊兒，誰也想不到他會是掌柜的。

等我們這“周轉房”里搬來幾家人之后，呂掌柜的就過來挨家拜街坊，主要是囑咐在他們干活的時候小孩子別過去，以免不小心燙了、碰了。再有，他們的辦公室里有電話，大家需要的時候可以用；倉庫里的“乒乓球案子”，小孩子也可以過去玩兒；對門的孩子來打球，咱們這邊的孩子可以跟他們一起打。他房前的那架葡萄長得好，每逢葡萄熟了，他都把葡萄分給街坊吃。

后來“公私合營”，肥皂廠就解散了，幾位師傅回到老家營口，只有呂掌柜的一家留下，仍住在那低矮、黝黯的兩間西房里。碰到街坊叫他“呂掌柜的”的時候，他就咧咧嘴，笑著說：“叫我老呂吧，沒有掌柜的了。”

這就是三位仁義的“掌柜的”的故事。一晃幾十年過去，粉坊、棺材鋪、肥皂廠早已夷為平地，那三位“掌柜的”恐怕也已離世，我從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成了耄耋老者。雖然這三位仁義的“掌柜的”做的并不是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我始終沒有忘記他們，更忘不了他們平凡又可敬的義舉。

可見人的精神是不死的，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更不會泯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