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考慮媒介技術革新所造成的生態變化，僅就文學發展的內在理路而言，網絡文學能夠走到今天這一步，值得讓人深思。一方面，在這么短的時間內，中國的網絡文學就建立起一套成熟的，集創作、簽約、反饋、改編于一體的商業體系，無論是作品量、讀者群，還是文化影響力，都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另一方面，人們熱衷于談論20世紀文學中“故事的消失”，近年更有所謂“印刷文化式微”之說，部分原因是視聽文化、數碼文化、移動終端等構成的強勢挑戰。可是，在媒介手段如此豐富的互聯網時代，純粹由文字構筑的故事仍然可以產生這般魔力，亦令人始料未及。網絡文學當然不同于傳統文學，它似乎很難做到精雕細琢，也難以實現充分的風格化，過于強烈的服務讀者意識使得網文寫作無法從心所欲，寫作者常常不得不將敘事焦點始終放在主角身上而放棄更為復雜的處理方式……那么，對于未來的文學生態而言，網絡文學的存在究竟能否產生積極作用？或者說，它有無可能“反哺”傳統文學？這是一個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如果說傳統小說是虛構的，那么網絡小說就是虛擬的

早在1999年，互聯網剛剛深入人們的生活之時，作家余華就曾暢想其為文學打開的無限可能。他說文學給予我們的是一個虛構的世界，網絡則帶給我們一個虛擬的世界，二者皆浩渺無垠。彼時網絡文學尚處混沌時期，無從論定，但余華還是敏銳地抓住了一個關鍵詞——虛擬。如果說傳統小說是虛構的，那么網絡小說就是虛擬的，一字之差，卻蘊含了極為復雜的內容。

網絡小說寫作與閱讀的心理前提往往是一種“撤離意識”——寫作者或讀者的自我由現實世界撤離而投射到虛擬世界。這既解釋了為什么穿越、重生之類的老套內容設定如此長盛不衰，也決定了網文寫作的某些基本特性。比如，閱讀傳統小說包括通俗小說總是需要一個必要的心理距離感，我們無法想象在日常生活中會遇到冉·阿讓、安娜·卡列尼娜或者蕭峰、令狐沖這樣的人物，他們是有著強大自我意識的他者。可是，網絡小說取消了這種心理距離，架空的設計、離奇的內容無時不在提醒讀者小說的虛擬性，而且除了擁有超乎常人的技能與運氣之外，網絡小說的主角往往與常人無異，他們有樸素的正義感，卻也不免慵懶、痛苦、小家子氣，他們就是我們的身邊人，使用的是接近我們的語言和思維方式。

同時，游戲思維是理解網絡小說的關鍵所在。在這場虛擬的文字游戲中，作者或讀者基于“人性目的”而對游戲的內容、設定、走向進行規劃或提出要求。如果說傳統小說的虛構世界是有機的，那么網絡小說的虛擬世界就是機械的。網文寫作者可以較為隨意地擇取來源不一的元素構建他們的天地，傳統文學讀者感到“跳戲”的許多細節，于網文讀者而言恰是其親切處。他們在架空世界中仍可以玩當下的熱梗，而無須過多考慮“有機性”。維持虛擬世界現實感的訣竅，并不在于逼真地再現自然，而是在于激發讀者的閱讀熱情——快速的、沉浸的、不加省思的閱讀會堵住種種可能的裂隙。在這個方面，網絡小說的確已發展出成熟的敘事技術，可以在有限的篇幅內完成復雜的動作。

正如學者黎楊全所言，虛擬生存體驗構成了中國網絡文學的深層意蘊。的確，虛擬感塑造了中國網絡文學。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來進一步討論其作用。

以知識、技藝為主要元素的寫作或將成為一種潮流

對虛擬感的追求在相當程度上束縛網絡小說的藝術空間。虛擬世界是一個機械的世界，這個世界盡自龐大，卻并不復雜，寫作者很難超越自我的限制進而尋求某種豐富性。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說過，小說的創作活動包含尋找一個虛擬的點，從那里我們可以看到整體。可是，網絡小說的創作邏輯恰恰相反，它虛擬了數不清的整體世界，這些世界卻又縮向一個狹小的自我。既然如此，網絡文學創作如何對文學生態發生積極的影響呢？在我看來，網絡文學探求精品化的可能路徑是知識化、技術化、經驗化。

隨著信息媒介越來越發達，漫無節制的知識似乎逐漸變得低效。基于此種情形，小說家至少有兩種選擇。一是將知識有機化，把五花八門的知識納入一個最終的洞見之下。傳統小說家多循此路徑，如李洱的小說《應物兄》。二是將知識集約化，由知識、技術本身來催生出小說的品質感，從而走向一種經驗化的寫作方式。這是許多網絡小說家所采取的策略。

在近年的網文創作中，考據流、技術流作品的涌現逐漸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現象。所謂“考據流”，主要指的是某些歷史題材作品。這些作品并不能算作歷史小說，因為其敘事的中心是主角的曲折上升經歷，目的則是滿足讀者將自身代入歷史的愿望，而非還原歷史或傳遞史識。但是，出于對品質感的追求，寫作者往往在器物、服飾、禮儀、時間線、人物關系等細節上極盡考究之能事。“技術流”作品則主要可分“職業向”和“科幻向”兩類。這些作品往往有其特定的讀者群，因此作者需要在寫作中將知識性與趣味性充分結合。在理想的考據流、技術流作品中，整體的虛擬感與細節的真實感可以達成微妙的和諧，二者甚至互為因果。

隨著小說藝術的不斷發展，諸多可能皆被窮盡，以知識、技藝為主要元素的寫作或將成為一種潮流。我們由王安憶的《天香》《考工記》，葛亮的《燕食記》等傳統小說作品，也可看到此種趨勢之存在。當然，馬伯庸的《長安的荔枝》《大醫·破曉篇》等小說更提示我們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在潮流中匯合的可能性。

文學的本質訴求就是用恰當的文字傳達豐富的內容

說到網絡文學在文學生態中所能發揮的作用，我想起錢鐘書的一段話：“文章之革故鼎新，道無它，曰以不文為文，以文為詩而已。向所謂不入文之事物，今則取為文料；向所謂不雅之字句，今則組織而斐然成章。謂為詩文境域之擴充，可也；謂為不入詩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這段話是講詩文之間的互動，也是講雅文學與俗文學之間的互動。網絡文學即是互聯網時代的通俗文學，它也有可能為傳統文學提供文料、擴充境域，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以不文為文”五個字上。

所謂“以不文為文”，意思是網絡文學的發展也許會促使我們建立一種“大文學”的觀念。此處所說的“大文學”，并不是指文學的包容度或多元性，而是指文學將溢出人文性、專業性的范疇，變為一種純粹的經驗載體，或回歸其原始的狀態，如章太炎所說，“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知名網絡作家中，出身理工科者不在少數，而技術流、職業向作品的盛行，更意味著網絡文學正在逐步地去文學化——寫作者只要通過恰當的文字將知識、經驗與內容設定、敘事技術對接即可，虛擬感的功能則是在于提供一個可以隨物賦形的容納空間。但是，去文學化并不必然造成寫作門檻的降低，大眾、市場的需求水漲船高，且不說知識、技術、設定、敘事背后的專業性，即使是“恰當的文字”，也不易習得。

或問，對于這樣的文學創作，我們還能抱有期許嗎？這個問題難以回答。我始終感覺，過分的“文”也是一種弊病，它可能會形成文學腔，以文掩質，終致質不勝文。對此，魯迅有一個恰當的比喻：“用一段大樹和四枝小樹做一只凳，在現在，未免太毛糙，總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體雕花，中間挖空，卻又坐不來，也不成其為凳子了。”說到底，文學的本質訴求就是用恰當的文字傳達豐富的內容。考據流、技術流作品的大量出現恰恰是回應了這一訴求。如果說在未來的大文學格局中，網絡文學能夠“反哺”傳統文學的話，其突破口或即在此——在一種更為質樸的文學形態中激發更多的可能性。

（作者：何亦聰，系山西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