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研的時候結識了一位韓國留學生。在與他聊天的過程中，我發現他時常會脫口而出中國先賢的經典名言，比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等等。由此可見，老子的《道德經》等傳統思想在海外具有較大的影響力。

2019年，華東師范大學設立了重大跨學科研究專項“歷史跨度全球視野中的老子學說——老子思想的源頭、內涵、未來和域外影響的考證與解析”，我和我的團隊負責其中一個課題——“老子著作與思想的域外傳播研究”。

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性典籍，《道德經》進入西方世界，與西方傳教士來華密切相關。據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考證，《道德經》最早的西方文字譯本是17世紀末比利時傳教士衛方濟的拉丁文譯本。此后，翻譯、研究《道德經》的外語語種與文獻數量逐漸增多，在西方社會的傳播廣度和深度也逐漸加大。

對于不同語種的《道德經》譯本的搜集工作，我們課題組邀請了英國劍橋大學、美國艾奧瓦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國新索邦大學、德國漢堡大學等學校的學者一起參與。截至2020年5月，我們共搜集到《道德經》英語譯本553種、法語譯本91種、俄語譯本69種、德語譯本298種、西班牙語譯本95種。在此基礎上，我們梳理了老子思想在西方世界傳播的歷史。

《道德經》的三次英譯高潮

《道德經》自1868年被翻譯成英語，距今已有150多年。一個半世紀里，《道德經》的英譯版本種類非常多，流傳也十分廣泛。

《道德經》在英語世界的傳播有過三次高潮，由此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868年—20世紀初。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西方國家紛紛派傳教士入華。剛開始，這些傳教士一心想把《圣經》介紹給中國，而沒有重視中國文化的底色和特性，傳教并不順利。為了更好地履行在中國傳教的使命，傳教士開始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熟悉中國文化，進而了解中國精英階層和普通民眾的精神世界。在研讀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過程中，他們發現老子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適性，在某些方面與基督教思想是契合的。所以，傳教士就把《道德經》和《圣經》相比較，有選擇地對《道德經》進行解讀，以求找到“類同性的話語支持”，也就是找到文化的共同點。

1868年到1905年的37年間，有14版《道德經》英文譯本問世，它們基本上都是站在基督教立場上來進行解讀的。比如，1868年，英國布道會傳教士湛約翰出版的第一本《道德經》英譯本《老子玄學、政治與道德律之思辨》中，直接將《道德經》中的“帝”翻譯為基督教的“God”，將“神”翻譯為基督教的眾神“Spirit”，用基督教詞匯對譯《道德經》。這樣一來，《道德經》被翻譯成了與基督教教義相關聯的文本，語言更為通俗易懂，深受西方國家讀者的歡迎。

第二階段，1919年—1972年。“一戰”“二戰”的爆發和冷戰時代的到來，讓西方文化與價值觀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和挑戰。從尼采的“上帝死了”到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西方學者開始反思西方文明的缺陷，不少學者希望從東方的老子思想中汲取自身需要的文明養料。《道德經》強調直觀地把握世界，知益守損，見素抱樸，以此來把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關注個人的生存境遇，這些正是西方學者想要尋求的東西。“萬物和諧”“無為而治”“不爭之爭”“以德治國”的思想也與西方的反戰情緒產生了共鳴。

另一方面，當時的社會思潮復雜多變，社會思想趨于多元化，這為老子學說的傳播提供了契機。于是，第二次《道德經》的英譯高潮出現了。這一時期，《道德經》英譯本的數量達到54種。1934年，亞瑟·韋利出版了《道德經》的英譯本《道與德：〈道德經〉及其在中國思潮中的地位研究》，與之前用基督教教義翻譯《道德經》完全不同，它注重對《道德經》原文、原意的探討，致力于傳遞原文的思想內核。

這個時期，中國學者開始了《道德經》的英譯工作，這是《道德經》西傳的一個很大的進步。1936年，胡子霖英譯的《道德經》出版。這是中國人英譯的第一個《道德經》譯本。之后陸續出版了初大告、林語堂的譯本。中國學者在翻譯中盡可能地保留了中國特有的文化特性、語言特征和表達方式，以我們的文化為基礎，向英語讀者呈現了中國古代的智慧和哲學。

第三階段，1973年至今。為什么要以1973年為界呢？原因是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了漢墓帛書《道德經》，掀起了全世界對老子文化的研究熱潮。從此，《道德經》進入第三次英譯高潮，并一直延續至今。這一時期，《道德經》英譯本的數量和質量都有顯著提升，譯本的數量高達485本。美國漢學家韓祿伯的《老子道德經：新出馬王堆本的注譯與評論》、香港漢學家劉殿爵的《老子：〈道德經〉》以及美國漢學家梅維恒的《〈道德經〉：德與道之經典》，都是這一時期馬王堆出土的漢墓帛書《道德經》的重要英譯本。

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出于學術研究的目的，深入探析《道德經》的哲學智慧。研究方法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是文獻考證、文本解讀，而是用西方哲學的概念、范疇和方法來解析《道德經》。這個階段，英語世界研究老子思想的著作不斷涌現。1985年，約瑟夫在《老子哲學中“無”的作用》中論述了老子“無名”“無為”“無欲”的思想。1989年，英國漢學家葛瑞漢在《道家之爭：中國古代的哲學論證》中以“天人關系”為主線，把“道”視為中國哲學的中心范疇，對老子思想進行了評述。漢學大師安樂哲的譯本《道不遠人——比較哲學視域中的〈老子〉》，在比較哲學的視域下來解釋老子思想，用中國思想文化原有的框架來理解中國哲學，其研究成果在英語世界老子學說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東學西漸”，《道德經》在法國

法國對《道德經》的翻譯和研究起步較早。1838年，由耶穌會傳教士波迪翻譯的《道德經》法譯本出版。這是法語世界首個《道德經》法文全譯本，也是《道德經》在歐洲的第一個譯本。

19世紀—20世紀的“東學西漸”浪潮，使《道德經》在法國廣泛傳播。17世紀，法國傳教士進入中國，接觸到了儒家文化。在西方宗教與儒家文化的交流過程中，以《論語》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開啟了“東學西漸”的道路。1814年，法蘭西學院創建漢語與滿語語言文學教席，學院制漢學誕生。雷慕沙是法蘭西學院漢語與滿語語言文學教席的首任教授，1823年，他在論文《論老子生平及其觀點》中翻譯了《道德經》的部分章節，開啟了法語世界對《道德經》的翻譯和研讀工作。1842年，法國漢學家儒蓮的《老子道德經：道路與道德之書》出版，該版本是目前為止在法國影響最廣、再版次數最多的譯本。

這一時期，法國一批著名學人和作家也受到老子思想的影響。比如，法國作家謝閣蘭在學習老子思想的過程中發現了一種“醉態視覺”，也就是與物相溶的原始本質目光，這個說法還是很新穎的。他在《致克婁岱爾書》中提到，“透過沉重和繁雜，它使人看到事物的正反面，在稍縱即逝的表象中妙不可言地品美”。詩人亨利·米修十分崇拜老子，他的詩歌中經常會引用或轉譯《道德經》中的詩句。

20世紀中葉，法國在外交上推行戴高樂主義，重視發展同中國的友好關系。這一外交政策為法國漢學的發展帶來了蓬勃生機，使法國漢學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在法國漢學家的努力下，《道德經》的譯介和研究空前活躍。1967年，華裔學者劉家槐的譯本《道家哲學，第一輯：老子、莊子、列子》出版。之后，他所譯的《老子：道德經》分別于1985年、2010年、2015年多次出版。2016年，吉·馬薩與亞瑟·席瓦斯合譯《道德經》，對其中的核心概念進行了全新的翻譯。學者克麗斯特娃則注重研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道家思想。1967年，圖爾尼耶的長篇小說《禮拜五：太平洋的縹緲之境》發表，其中體現了老子“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的思想。帕梅拉·J·鮑爾的《“道”之本》、邁克爾·普埃特與克里斯蒂娜合著的《“道”：中國哲學如何幫助我們重新思考》等著作也相繼出版。法語世界對《道德經》的翻譯和研究，對法國的哲學和文學活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托爾斯泰的書桌上一直擺著《道德經》

《道德經》是俄羅斯眾多文化典籍中復譯本最多的經典。

16世紀起，中西方交流逐漸頻繁。俄國出于商業利益的考量，利用自身特殊的地緣優勢積極與中國交流。1608年，沙皇下令尋找通往中國的道路。1618年，俄國向明王朝派遣使者，中俄兩國進入交往的初級階段。

俄國東正教布道團對《道德經》在俄語世界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東正教布道團的主要任務是傳教，因此，沙俄的漢學家起初并不重視老子的著作與思想。直到亞歷山大二世發出諭令，要求駁斥道家學說，《道德經》才開始受到重視。1823年，宗教使團的司祭西維洛夫完成了《道德經》首個俄譯本《道中之德抑或老子之道德哲學》。

著名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在《道德經》的俄語起步階段作出了很大貢獻。1878年，托爾斯泰開始著手《道德經》的翻譯工作。1913年，他從法語轉譯的《老子道德經或道德之書》出版。托爾斯泰深入研究道家哲學，以“道”和“無為”為探討重點，寫作了《中國圣賢老子撰寫的道和真理之書》。據說托爾斯泰的書桌上一直擺著《道德經》，由此可見《道德經》對托爾斯泰的影響。

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使中蘇兩國站在社會主義同一陣營，兩國的文化交流愈加廣泛密切。1948年，學者楊順興完成了《道德經》的俄譯本。他在《道德經》的俄譯工作中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出發點，將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典籍中所包含的哲學思想傳達給蘇聯讀者。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俄兩國的經濟交往和文化交流更加深入，俄羅斯民眾學習漢語的熱情高漲，對中國傳統文化表現出強烈的興趣。這個時期，俄羅斯漢學家對于老子《道德經》的翻譯視角更加多元。1990年，俄國詩人佩列列申翻譯的《道德經》發表在《遠東問題》上。盧基揚諾夫撰寫的《道之本源：中國古代世界》于1992年出版。2009年，俄羅斯漢學家馬良文與中國學者李英男共同翻譯的《大中華文庫·老子》，讓讀者在最大程度上感受原文的語言特色與哲理內涵。還有一些譯者如薩夫盧辛、鮑魯什科等，則嘗試采用詩歌體對《道德經》進行翻譯。

《道德經》俄譯本數量雖遠不及英譯本，但它對東歐國家影響深遠，推動了匈牙利、羅馬尼亞、波蘭等國對《道德經》的翻譯和研究。

《道德經》深度影響德語文學

《道德經》是德語世界傳播最廣和影響最大的中國典籍之一。

18世紀初，以白晉和馬若瑟為代表的耶穌會傳教士入華。白晉等人運用《舊約》的索引式注釋方法來研究包括《道德經》在內的中國典籍，《道德經》由此在德語世界顯現。第一個《道德經》的德譯本《〈道德經〉——美德之路》于1870年出版，譯者為波萊恩克那教士。同年，神學家史陶斯的德譯本《老子的道德經》出版。他認為，“道”與《約翰福音》中所說的“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神”十分接近。1910年，由朱利葉斯·葛理渥主筆的譯本《最高本質和最善的老子之書〈道德經〉》出版。作者希望在《道德經》和《新約》之間，找到老子的哲學思想與耶穌的宗教思想之間的聯系。

老子思想也深刻地影響了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他通過學習《道德經》中所闡述的陰陽學說，提出了二進制思想。后來，二進制思想對電子計算機的發展起到了一個基礎性的推進作用。著名哲學家康德認為老子思想和學說堪稱“自我意識下的哲學”。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肯定了《道德經》里的哲學內涵，并贊同老子所說的“三生萬物”的觀點。

20世紀上半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使德國社會出現劇烈動蕩，濃重的悲傷與消極情緒蔓延，人民飽受戰爭折磨，精神上受到嚴重摧殘。德國面臨巨大的文化危機，一些德國學者希望從東方文化中找尋解決方法。《道德經》中“順應天道與自然”等思想引起了德國學者的共鳴。此時期，《道德經》的德譯本數量多達46本。其中，德國漢學家衛禮賢翻譯的《老子，道德經——老子的“道”與“德”之書》一直被奉為《道德經》德譯本的典范。

這一時期，《道德經》深度影響德語文學。1915年，德布林發表小說《王倫三躍》，成為第一位以文學方式詮釋《道德經》的德國學者。這部小說講的是王倫從追求寧靜無為，到隱居深山體味無為，直到最后重新出山反抗暴力并踐行無為的“三躍”。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將老子的“無為”“國家昏亂，有忠臣”的思想融入劇作《伽利略傳》和《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中。德國作家黑塞的作品《在輪下》《荒原狼》也體現著老子的“兩極”思想，通篇充滿剛與柔、陰與陽、實與虛的張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面臨更為嚴重的精神危機。東方的“道”和“禪宗”引發了“垮掉的一代”“披頭士一代”和“后現代主義一代”的深切呼應。此時，漢學在德國重新發展。漢學雜志、書籍的增加和學術機構的建立，也帶動了漢語典籍翻譯和研究質量的提升。這一時期的譯者立足源文本，開始關注“道”的內涵。1961年，施密特的《老子道德經：走向現實的道路指南》出版。他主張采用“零翻譯”手法在譯本中保留“道”，把釋“道”的空間留給讀者。君特·德博的《老子道德經》、揚·菲利普·雷姆茨瑪的《道德經：智慧與美德之道》等譯本也豐富了德語世界的老子學說研究。

哲學界與文學界有關老子思想的著作也日漸多樣。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不僅在其著作中多次直接引用老子名言，而且還與中國學者蕭師毅一起翻譯和注釋《道德經》。在他的《形而上學的基本概念》一書中，他對于“無”的論述與老子思想不謀而合。文學性書籍《老子的思想世界》《給道德經的信》等的相繼出版，進一步擴大了老子思想在德語世界的影響。

老子著作和思想傳播的六個特點

近200年來，老子著作與思想在西方世界的傳播呈現出以下六個特點：

第一，具有強烈宗教熱情和執著布道精神的傳教士是中國傳統文化典籍西傳的重要傳播媒介。西方各語種的最早《道德經》譯本皆出于傳教士之手。這些致力于傳教的宗教人士，對于中國文化經典和思想向西方傳播起著重要的啟動和推進作用。

第二，西方民眾的精神創痛或疑惑無法被西方宗教和哲學思想撫慰、指引時，具有道德價值、崇尚自然的中華文明就擁有了西傳的良好歷史窗口。西方的宗教思想、哲學思想沒有阻止戰爭，讓人民、社會陷于痛苦和動蕩之中，于是西方學者就從其他文明中汲取養料，尋求解決之道。“一戰”“二戰”之后，老子著作和思想出現西傳的高潮，就是一個明證。

第三，強勢語種的譯介，可以間接推動其他語種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比如，早期西班牙語的老子著作，都是間接譯自法語、英語文本。法語、英語文化對于西班牙語的影響，助力了中國文化在西班牙語世界的流傳。

第四，中國學者的參與能夠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對外傳播增添活力。在《道德經》的英譯和俄譯過程中，中國學者的貢獻功不可沒。因為中國學者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又精通其他語言，所以他們在翻譯時能較好地把握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

第五，國家之間的友好關系是中國傳統文化向西方傳播的重要紐帶。新中國成立后，中蘇友好關系極大地促進了老子著作與思想在俄語世界的傳播。在法國奉行戴高樂主義政策期間，《道德經》的譯介和研究也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第六，國家的強大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向西方傳播的物質和精神基礎。只有國家強大、民族強盛，中國文化才會更有魅力。改革開放以后，老子著作與思想在西方更受關注，這正是由于中國的開放、文明、繁榮、強盛所帶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