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國詩歌的盛世，詩人輩出，王、張、李是漢族大姓，三姓中涌現了不少杰出的詩人。崔姓排在一百八十位之后，占比不到零點三，崔姓詩人少見亦在情理之中，但就是這不多的幾位詩人成績斐然、作品為讀者所矚目。值得注意的是，這里談論的四位崔姓詩人，除晚唐的崔涂外，都來自家世顯赫的“博陵崔氏”，這是一個被人稱為詩書簪纓、鐘鳴鼎食的世家大族。《后漢書》作者范曄感嘆：“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淪典籍，遂為儒家文林”；“崔為文宗，世禪雕龍”。看來優越的家族基因對崔姓詩人在詩壇的表現確有積極的影響。特別有意思的是，四位崔姓詩人都是單名，分別為顥、護、曙、涂，將四字連起來讀，居然還是雙聲疊韻。

盛唐詩人崔顥，好事者附會其與大詩人李白在黃鶴樓PK詩藝，雖然未經考證、真假莫辨，但口口相傳，由此暴得大名。平心而論，崔顥的《黃鶴樓》確是佳作，“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名物對名物、疊詞對疊詞，嚴絲合縫，在講究對仗的傳統詩藝中奪人眼球，是不可多得的名聯。該詩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將虛的玄想與實的呈現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是虛，虛得極為空靈，惟其空靈，可供讀者漫無際涯地聯想；尾聯“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是寫實，將讀者的視線從悠遠的千年玄思中拉回到當下的現實與詩人即時的感受：天涯孤旅，鄉關難越。落魄者的遭際讓人同情，相信后來感同身受的游子，讀之亦會潸然淚下。“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李白被人稱作詩仙，登臨賦詩，本是冶游中必不可少的節目，然而面對壁上崔詩，這位詩界的巨擘也不得不黯然離去。乘舟東下，一路憋屈，到了長江下游的金陵，面對鐘山龍盤、石城虎踞，一下來了靈感，一首《鳳凰臺歌》，卓然不凡，確可與崔詩比肩，不知此詩一出可否讓李白從黃鶴樓的不良感受中獲得解脫。

另一位崔姓詩人雖然存詩甚少，但一首《題都城南莊》家弦戶誦，足以讓其名垂青史。如果說《黃鶴樓》以嚴格、精當見長的話，那么崔護的成功告訴我們，不必嚴守溫柔敦厚的詩教，用不著繁縟的雕飾，至情至性、純粹白描便可將愛情詩中人物起伏的心瀾刻畫得淋漓盡致并盡收動人心扉的審美效果。論析該詩，我覺得可以借用郭沫若上世紀40年代對沈從文小說的批評，作品的每一個漢字都濡染著粉紅的顏色。“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崔護春日出游，邂逅了一位清純美麗的鄉間女子，詩人并沒有彼此互動的交代，但那必定是一次讓人魂牽夢縈、難以釋懷的驚艷相遇。詩人被無法割舍的情愫煎熬了一年，終于等來了春草又綠的季節，于是舊地重游，意在再續前情，然而桃花依舊，人跡杳然，對結局熱烈的想往成了令人心痛的一夢。歲月無情，人歸何處？ 不過意外的相逢，過后再無交接的機緣，這樣的遭際并非崔護所獨有。另一位唐代詩人劉禹錫的《柳枝詞》“清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就像是崔護都城南莊舊事的重演，只是后者戴罪遠謫，重拾舊夢已在二十年之后。

我曾在權衡選本得失時為崔曙叫屈，他的一首七律《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容》懷古兼抒情，格調渾厚、視野開闊、文字講究，堪稱同類詩中的絕唱。《唐詩三百首》篇幅有限卻赫然在列，頗獲讀者稱譽的上海辭書出版社的選本《唐詩鑒賞辭典》規模頗大，此詩竟未入選，我很是不平。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云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回。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

漢文帝筑臺望仙，耗錢費事、折騰許久，排駕升座之后不知看到了什么。千載之后詩人重登此臺，眼前滿目彩霞，然而歷史就如朝日，已經翻開了新的一頁，而早先那個望仙來此的帝王也如詩中所說的河上仙翁，縱浪大化、去而不返。讓我稍覺遺憾的是，面對變遷的世事，詩人的反應只是消極的感慨，未能激發起人生苦短、欲有所為的雄心。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回，一聲深長的喟嘆后便欲追尋彭澤的身影，去酒杯中尋覓心靈的陶然。這樣的人生態度當然不值得仿效，但詩作本身漫漶的感傷卻給讀者留下了久久難忘的印象，其高妙的手法確實令人稱絕。明人張岱說，選詩成集：“詩果佳，雖無名者不廢。”崔曙才高，被唐玄宗欽定為科考中的狀元，雖然英年早逝、存詩不多，但極受殷璠看重，說：“曙詩多嘆詞要妙，清意悲涼；送別登樓，俱堪下淚。”（《河岳英靈集》序）《登仙臺》中詩人動情的詠嘆，千載而下，讀之仍然讓人難以為懷，《唐詩鑒賞辭典》棄置不選令人困惑，而這樣的遺漏也是今日許多詩文選本的常態。

崔涂是江南人，論門第自然不可與“博陵崔氏”同日而語。筆者認識崔涂是因為在《千家詩》中讀到了他的《春夕》，反復吟誦“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一聯，深有感觸。莊生夢蝶建構了物我兩忘的境界，表達的是當事人對逍遙的向往。《春夕》對這一意象作了顛覆性的改造，游子思鄉、有家難回，與莊子從無思無為中獲得超越、飛升的體驗迥然不同，人們在詩行中找不到一丁點欣悅的因子。杜鵑夜鳴，進一步激活了子規啼血的記憶，并因此彰顯了與李商隱《錦瑟》的呼應，使詩意中令人窒息的感傷色彩得到了強化。由此可見，一旦進入藝術創作的領域，古人故事盡可為我調用。當然，崔涂對莊生千年之夢的改造也并非標新立異的矯情，水流花謝、他鄉送春，寄書不達、華發滿顛，一身承受這么多負面的情事，誰都能感受到環境的壓迫，誰都會有情何以堪的悵惘。《春夕》像是用憂愁作絲織成的大網，彌漫著悲劇的情緒。讀崔涂的這首詩，讀者很自然地會想起馬致遠詞中“斷腸人在天涯”的文句。唐王朝氣數已盡，詩人無意仕進，便只能艱難跋涉于別尋生計的道途，這便是當事人不由自主的運命。清人李懷民著《中晚唐詩主客圖》，對“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頗多批評，譏其“俗氣”。并責備崔詩“才短意近”，這樣苛刻的責難，想是未能注意詩作深厚的文化底蘊，領會一位江湖游子復雜的心緒，因而并不能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