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評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散文雜文獎的237部作品，是近4年來相關文學創作實績的一次集中展示，展現出散文雜文藝術的多樣、多元風貌，為當代文學星空增添了新的光芒。

系統梳理這些作品，不難發現三個鮮明的特點：一是人性、社會性與大自然的調和。作家們處處不忘自我，也處處不忘自然和社會，就是在山水田園的抒情和描寫中，也要點出人與人的關系或人與社會的關系，以發胸中之郁結，表文采于后世。二是時代性、人民性與現實性的彰顯。作家們普遍從一己悲歡出發走向時代、人民和現實深處，敏銳捕捉時代的跫音，書寫生活的喜怒哀樂，發掘現實中的真善美。三是文學性、文體自覺與文化自信的增強。作家們更加著意于散文的文學性，汲取中國古典散文和西方近代隨筆的營養，在語言錘煉、結構藝術、形象塑造、意境營構、敘述策略、價值選擇等方面苦心孤詣地努力，同時也嘗試打破現代散文的文體疆界和固態話語，大膽化用小說、詩歌、戲劇等文類的藝術要素，拓展了當代散文的寫作空間。

文明的碰撞與鄉關何處的追問

隨著現代性的縱深播撒，原來那個以差序格局為基本特征的“鄉土中國”，逐漸變成二元結構和體制并存的“城鄉中國”，作為農耕文明表現形態的傳統鄉村及其生活方式正在淡出歷史舞臺，由此帶來鄉土寫作和返鄉書寫的繁榮。

江子的《回鄉記》，用一個個故事連綴起作家的故鄉記憶，其間充滿愛恨交織的復雜情緒，典型地體現了現代性語境下國人“日暮鄉關何處是”的精神、文化與情感鄉愁。在作家筆下，故鄉一方面宛如一個自卑、敏感的鄉村少年，面對琳瑯滿目、五光十色的現代工業產品和標準、流利的普通話，往往陷入手足無措的緊張和不安；另一方面故鄉又“仿佛一名性情乖戾卻不失慈藹的母親，不管經歷多少歲月，總會對她在外久久不歸的游子，懷著永恒的守望之心”。此種復雜和糾纏，也形塑了他作為“故鄉的逆子”的怕與愛。

陳倉的《月光不是光》寫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碰撞與交融，以及由此引發的城鄉之間的深層次差異和沖突，幽默中夾雜著苦澀。對于農家子弟出身的作家來說，蜷縮在現代性工程角落中的那個遠村，與其說是他寫作和心靈的根據地，不如說是一座終生都要在其間修行、焚香的廟宇，由此賦予思鄉以神圣性。因此，盡管作家在理性上深知全球化時代任何地理空間都無法逃脫現代化大潮的碾壓，也意識到構建理想城鄉關系的難度，但在感情和心理上仍然沒有放下這樣的執念：“只要炊煙不滅，就證明這片土地還活著，證明這個偏僻的小鎮還活著，證明我的故鄉還是富有生機的。”

龐余亮的《小先生》寫他自己與學生教學相長的故事，以及從學生和學校這個窗口目睹到的種種社會之怪現狀，在內容上與王小妮的《上課記》、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在風格上要溫婉、裕如、節制得多。這種差異，既與年齡和成熟度有關，也是作家本人的性情和經歷使然。

“逃離”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經典敘事母題。作為一種傳統意義上的文明形態和生活方式的鄉村，正在不可挽回地嬗變。在此意義上，未來散文寫作中仍會有不少“歸去來”的鄉土敘事景觀，仍會交織著異鄉感與故鄉情的糾葛、漂泊沖動與回鄉渴望的張力。

自然文學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構建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百姓物質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與此同時，自然資源環境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也日益加劇，生態文明建設被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在這種大背景下，國內各大文學報刊紛紛設立“自然文學”散文專欄，催生了自然文學寫作和研究的熱潮。

沈念的《大湖消息》寫他在洞庭湖邊遇見的候鳥、麋鹿、魚類、植物，看似是寫自然風物和生態環境，其實是在書寫作家對生活與生命的領悟。這種領悟既包含了生態意識燭照下的自我反思與成長，也是立此存照式的“洞庭湖志”書寫，立意還是在接通人與湖的“消息”。

近年來書寫自然的散文中，阿瑟穆·小七的《解憂牧場札記》和艾平的《隱于遼闊的時光》分別寫了新疆阿勒泰草原和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解讀游牧民族的獨特生存智慧，召喚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前景。王月鵬的《海上書》則以“海”為主題，通過書寫海洋文化的變遷演進，展現人類文明與海洋倫理的辯證。

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所帶來的富裕、舒適、便利，與農業文明包含的穩定、寧靜和自足，構成了深刻的文化悖論，作家們無法置身這種悖論之外思考和寫作。在現代性批判的意義上，如何看待、書寫自然，是每一位當代中國作家都要面對并作出選擇的難題，因為在人與自然的關系背后，集中體現著人與自我、人與他者、人與社會的關系。

新文化散文與中國“文章”傳統的激活

20世紀90年代，一批學者打破“文人之文”與“學者之文”的藩籬，把文化關懷與個人感受、感性體驗、理性思考融合起來，形成文化散文的創作潮流。

近年來，散文領域出現了一種解構文化散文寫作立場和話語策略的創作形態，不再讓山水和文化負載時代的興衰、國族的沉浮、知識分子的命運等宏大而沉重的主題，而是強調民間的立場、歷史的細節，追求文史哲匯通、文體自由無礙，可以稱之為“新文化散文”。

李舫的《大春秋》就屬于此列。作家把對名士、名山、名川、名文的尋覓、追索與致敬，落實在一個個帶有日常性的故事鋪陳之中，避免了文化散文寫作常見的情感夸張和造作、因文史知識密集而導致的文體凝滯，同時因其詩文并茂的敘述方式，使得她的新文化散文既有文化的洞察又有歷史的詩意。

此外，這些年來面世的李敬澤的《青鳥故事集》《會飲記》、穆濤的《先前的風氣》、祝勇的《文淵閣》《故宮的隱秘角落》等散文集，也是新文化散文的一些重要收獲。這些作家立足自身獨特的歷史觀、文化觀和散文觀，主張回到古代的“文章”傳統，尋找散文變革的資源和力量，以突破散文文體美文化、小品文化、純文學化的逼仄格局，重建現代中國的文章體制，使其能與現代生活的復雜經驗更加相稱。

在文化自信和自媒體時代全民寫作的背景下，如何重識散文的變與不變、真實與虛構、自由與規范、個人性與時代性等命題，突破散文的文體邊界和固有體式，創造性轉化中國傳統文章的風骨與“為時而著”的精神，從而完成散文的現代性轉型，仍然是未來散文創作的重要方向和目標。

（作者單位：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