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史上，有人將徐渭稱為中國的梵高。雖然徐渭比梵高早生了300年，但這兩位偉大的藝術家，人生履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兩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狂躁癥，并且都做出過傷害耳朵的舉動。梵高是割了自己的耳朵，而徐渭是用一根長釘釘進耳朵里，企圖自盡。二人的藝術也都可以用一個詞概括——驚世駭俗。

所謂不瘋魔，不成活。徐渭是讓明代藝術煥發出耀眼光芒的瘋子。他以我行我素、傲視一切的性情，抖落了旁人的目光，我筆寫我心，徹底解放了筆墨。最具代表性的，是《墨葡萄圖》。《驢背吟詩圖》雖然相對比較保守，但也是明顯的天才手筆、徐渭風格。

徐渭沒去過灞橋，卻熟悉“灞橋驢背”的典故，不然不會有這幅《驢背吟詩圖》。

大唐，長安城東邊的灞橋是送別親友之地，廣植垂柳。柳枝依依，似離情別怨。柳，留，想留卻不能留，只好寫詩寄懷。宋代孫光憲《北夢瑣言》記載，有人問唐昭宗時期宰相、詩人鄭綮：“相國近有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此處何以得之？”“灞橋風雪驢背”因而成為一個美學概念和經典意象。

詩人孟浩然常冒雪騎驢尋梅，也說過：“吾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背上。”后來的李賀、孟郊、賈島等人都覺得風雅，紛紛效法。

印象深的，詩人陸游《劍門道中遇微雨》很有意境：“衣上征塵雜酒痕，遠游無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細雨中，詩人騎著驢，入陡峭的劍門關。給我們無盡蕭索的意味。

古代文人書生不擅長騎馬。馬多用于戰爭，市場價格高，文人多貧，只好以驢子代替。并且，驢子行走速度慢，便于吟詩思索。久而久之，旅途的顛簸、驢子的耐性和隱忍，都成了古代文人生涯的隱喻。

回到這幅畫。才子徐渭的人生是不得意的，所謂“八考不中、九死還活、七載牢獄、終生潦倒”。徐渭年輕時曾有過征戰沙場的雄心，他的履歷中，標明其“軍事家”的身份。他“知兵，好奇計”，曾協助胡宗憲擒獲倭寇首領。但最后定格在他心靈史中的形象，并不是戎馬生涯的高光時刻，而是騎在驢背上賦詩的潦倒文人。

晚年，潦倒文人徐渭越是處境邊緣，越是不向世俗低頭。正是這種狂與倔，成就了他的大寫意藝術。

《驢背吟詩圖》中，驢子的腳步那么輕快，輕快得仿佛飄在云端，一點也沒有艱難和遲滯，盡顯狂態。驢背上的這位詩人，寥寥幾筆，五官清淡得幾乎要消失。然而，并沒有流于輕浮，反而是目光炯炯有神態，充滿靈性。徐渭將“減筆”的技巧發揮到了極致。下筆的準確性，令人驚嘆。

徐渭擅長狂草，常以書法入畫。左上方的樹枝便是隨性破碎而潦草。你不知道他從哪里抽出了萬物的筋骨。這樣的“減筆”，又是鋌而走險。冒險之于他，并不需要久久謀劃，而是天然地充滿他渾身每一個細胞。老子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徐渭卻有著天生的反骨，不相信“抱樸守拙”那套定理，反其“道”而行之，語不驚人死不休。

這樣的人，生活中或許我們不想靠近，亦不敢追隨，卻極度欣賞著他的藝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