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無巧不成書”，事實上世上本無那么多的“巧”，為了成書而制造出許許多多的“巧”來，所謂“恰巧”者，多半是對偶然性的放大，事后的追認，隱然有把偶然說成必然的意思。但這限于小說，或敘事之類，與本書無涉。我把周作人與張愛玲拉到一起，純是“取巧”：周作人與張愛玲基本上可說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平行關系，說“偶遇”都得打引號，把以往說二人的散篇文章放到一起，乃是地道的拼盤，既非比較，也非合論，實在給不出讓其發生關聯的理由，卻又要放在一起，起個書名都無從下手，恰好里面有一篇題為《周作人“偶遇”張愛玲》的短文，于是“巧立名目”，拿來敷衍書名，至少兩個談論對象可以同時在封面上出現，并置到一處了。——不是“取巧”是什么？

真是各出一書為好，也曾有這個打算。題目都有了，分別是《知堂面目》和《且來看“張”》。書名就是可以發揮一通的，比如“面目”二字不難大做文章，說“知堂面目已模糊”（“終模糊”）也不是不可以；至于張愛玲，她曾有一本自編文集題為“張看”，自可充當“行文出處”，而看“張”可以是我看，可以是各色人等看，還可以是我看各色人怎么“看”，總之可以看得氣象萬千。

文章分別已存了一些了，只待再各寫幾篇，就可集成兩本小書。待寫的幾篇，擬想中皆屬重頭戲，比起現成各篇的偏于“識小”避重就輕，庶幾正面硬剛，有“識大”的意味。比如《周作人與北大》《現代隱士與“落水”》《張愛玲小說中的時間與瞬間》……只因太過“處心積慮”，反而一篇也沒寫出來，唯《周作人的牢騷》一篇，因正給報紙寫專欄文章，須按時交卷的，有次臨期想不出題，將周作人與北大因緣，草草寫了個大意。事情往往就是如此。沒了這些，終覺撐不起來，奈何二鼓三鼓，已衰已竭，興奮期早過，寫出是遙遙無期了。敝帚自珍，已寫就的又還想集到一起，遂合兵一處，似乎量的累加多少可以抵銷內容的單薄。

有幾篇須略做說明。《一封信，一面》寫的是舒蕪先生，《〈希臘之余光〉序》如題所示，是為王媛基于博士論文的專著所寫的序言，直接的對象，都不是周作人，然舒蕪與周作人緣分匪淺，王媛的專書則以周作人與古希臘的關系為題，議論起來，自會說到周作人，寬泛地說，視為讀周的一部分，或是某種延伸，未嘗不可。《答問》是某年張愛玲祭日接受某雜志采訪的書面答復，因為覺得寫下比口頭要更清楚。訪談，往往是“成竹在胸”式，合則留，不合則去，我的答復被斷章取義編織到既定之規中去了。說是我說的，似乎得認，說我沒說過，也不能說不對。現在翻看一下，有些意思，是別處沒有的，所以收在這里。

有兩篇他人為我指謬的文章，原先也想收入書中，因版權事，遂作罷。一篇是止庵先生駁我《周作人晚年窘境一斑》的文章，解讀固然不妨各逞己意，然止庵文中有些重要材料當時我所未見，其見解亦有相當“硬核”處（雖然部分判斷，我并不是全盤接受），讀之受益，復述其意不如“和盤托出”，對讀者完整了解周作人章士釗因緣或者效果更佳。另一段文字是蘇杰先生的《“獎借”與“獎掖”》，指出我寫舒蕪先生一文中的硬傷，“傷”在何處書中有案可查，總之是我強不知以為知，替舒蕪先生改“錯”，結果自己出了洋相。此類出丑賣乖，平生所犯，不在少數，比如有次到出版社，從一編輯室門前經過，一老同學正與編輯在內高談闊論，議論共同的師友，便嚷了一句，哈，臧否人物啊！“否”說成大白字，否定的“否”。“臧否人物”一點不算冷僻，但我不敢肯定用這詞沒有一點賣弄之心。過幾日恰好又遇到老同學，他閑閑說道，那天我“揚長而去”之后，編輯對他說，你這同學不是古典文學專業的吧？ 說罷應該是二人莞爾而笑。但老同學是厚道人，沒有“深描”后面讓我尷尬的場面。就這已經讓人臊得慌了，只是表面上我還算鎮靜，打了句哈哈道，我弄巧成拙，不代表學現當代、學外國文學的都沒這點常識啊。

事過多年，老同學應該早忘了，我卻還會不時想起。像給舒蕪先生“糾錯”鬧的笑話，等于出丑出到公共場合，自然更是“耿耿于懷”。對人對己，都不是多么較真的人，倒也并非多么嚴重以至老在那里“痛定思痛”，只是有些記憶屬張愛玲所謂“咬嚙性的小煩惱”，常會不請自來，想起來就獨自臉紅。不知這是不是也算“心病”的一種？ 心理學的說法，越是難以啟齒的，越要說出來，說出來好比從心頭卸去包袱。那么，不做“引以為戒”之類的賭咒發誓了，我這里權當自我療愈。

關于本書，似乎別無什么須交待的了，既為“題記”，CALLBACK一下為好，回到“題”上來為宜。其實也就一句話：倘讀者指責書名有幾分標題黨，也只好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