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們只能上網課的時候，打印機就變得很重要，因為各科老師會把一些作業發到微信群或者釘釘群里，孩子們得打印出來，才能完成作業。拿我兒子來說吧，他目前讀初三，文化課有七科，每科都有作業要打印，所以我給他買的那臺家用小型激光打印機閑不住了，每天都得吻別一大摞A4紙。

如今紙張質量很好，很皮實，這一面打印完，寫完作業，訂完錯，另一面還能接著打印。我不忙的時候，就整理那些A4紙，如果兩面都打印過，直接扔進一個大筐，將來賣廢品；如果還有一面沒打印，那就摞起來，放整齊，留著第二天繼續用。為啥要這樣做呢？三條好處：一是省錢，二是環保，三是有助于理清思路。當然，從社會意義上評價，環保的作用更大一些。有個段子不是說嘛，“我們把大樹砍倒，做成紙張，印出報紙，再從報紙上閱讀森林消失的消息。”平日里少浪費一些紙，那就能少砍幾棵樹。

出售廢棄公文紙，是慣例

宋朝第四個皇帝宋仁宗在位時，歐陽修的好友蘇舜欽被范仲淹舉薦，去進奏院當了官。

“進奏院”是個什么單位呢？網上有人說“相當于駐京辦”，那叫瞎扯，因為自從宋朝第二個皇帝宋太宗改革以后，北宋京城就不再有駐京辦了。進奏院的真正職能，是承上啟下做好公文流通工作：各路各府各州的官員如有奏章，通過官方郵遞系統送到京城，匯集到進奏院；進奏院官員接到奏章，登記備案，將不重要的奏章進行縮編，將重要的奏章全文謄抄，轉交給相臣和皇帝；皇帝和相臣作出批示，再由進奏院分發，還是通過官方郵遞系統，一一送交到地方官手里。當時蘇舜欽的官職叫做“監進奏院”，意思就是在進奏院當領導，統管公文流通工作。

因為進奏院能接到全國絕大部分地方官的奏章，在轉交朝廷之前又要縮編和謄抄，所以那些奏章的原文就會留在進奏院，所以每年都會攢下數量驚人的紙張。這些紙張是公文紙，質量比民間用的普通紙好得多，雖然一面寫了奏章，但是另一面完好無損，可以高價賣掉，比賣廢品劃算得多。每年春秋兩季，進奏院會祭神，祭神以后會搞團建，大小官員一塊兒聚餐。聚餐的費用從哪兒來呢？主要就是通過出售那些廢棄的公文紙。

公元1044年秋天，蘇舜欽遵照慣例，賣掉一批公文紙，組織同僚和下屬搞團建。有一個官員報名參加，蘇舜欽沒讓這個人去，結果人家懷恨在心，向朝中大臣王拱辰告刁狀，說蘇舜欽將本來屬于國家財產的公文紙當做私人物品出售，屬于監守自盜。王拱辰得知此事，立即把蘇舜欽貪污的罪名給坐實了。于是乎，蘇舜欽被免去官職，卷起鋪蓋去蘇州當隱士。不久以后，他在蘇州買了一小塊荒地，建房自住，還建起一座滄浪亭，創作了那篇千古流芳的佳作《滄浪亭記》。

宋朝紙張很貴，書也很貴

咱們現代人可能不理解，蘇舜欽不過是賣掉一批廢紙而已，怎么就被罷官了呢？首先這是因為政治斗爭——他的舉薦人范仲淹正在推行一場政治體制改革，史稱“慶歷新政”，而大臣王拱辰反對改革，又挑不出范仲淹的錯，便從范仲淹舉薦的官員身上挑錯，用這一招來讓范仲淹受到牽連；其次，跟今天相比，宋朝的紙張還是比較貴的，蘇舜欽賣的那批紙應該價值不菲。

宋朝的紙有多貴呢？我們來看一段古文：

高郵軍學《淮海文集》，計四百四十九板，并副葉裱背，共用紙五百張：三省紙每張二十文，計一十貫文省；新管紙每張一十文，計五貫文省；竹下紙每張五文計，計二貫五百文省。工墨每板一文，計五百文省。青紙裱背作一十冊，每冊七十文，計七百文省。官收工料錢，五百文省。

這段古文是南宋前期揚州高郵官辦學校出版《淮海文集》時，刻在最后一頁的印刷成本清單。《淮海文集》是蘇東坡高足秦觀秦少游的著作，全書449頁，每部要用500張紙，其中有質量較高的公文用紙“三省紙”，有質量普通的“新管紙”，還用了一些質量最差的“竹下紙”。三省紙每張價值20文，花了10000文；新管紙每張10文，花了5000文；竹下紙每張5文，花了2500文。將三種紙的成本加起來，共17500文。原文又說，印刷費500文，裝訂費700文，工料費500文，共1700文。17500文加1700文，印一部《淮海文集》的總成本是19200文，而紙張成本占了90%還要多。如今我們出版一部書的紙張成本占比多少呢？50%多一點而已。

再看南宋前期工薪階層的收入。按南宋短篇小說集《夷堅志》里的數據，在杭州城里賣雞的小販、抄書的工人、扛糧食的苦力等普通百姓，月收入一般都是幾千文。假如這些百姓去買紙的話，幾千文月薪只能買幾百張紙。如果買書呢？一部《淮海文集》相當于他們好幾個月的進項。

跟唐朝和五代十國時期相比，宋朝的造紙工藝已經很成熟了，雕版印刷的技術更加發達。然而跟今天比，或者跟當時老百姓的收入比，紙張仍然很貴，書籍仍然很貴。書籍為什么貴呢？最關鍵還是因為紙貴。紙又為什么貴呢？因為古人只能手工造紙，耗時耗力。

手工造紙，耗時耗力價格不菲

在我豫東老家，有一個緊挨著我們村的村莊，名叫“紙坊”。聽名字就知道，這個村里肯定有過造紙作坊。就在我小時候，那里的造紙作坊仍在經營，生產方式仍然是純手工，連一臺最簡陋的攪拌機都沒有。我小時候經常去看人們怎么造紙，如今回想起來，工序應該是這樣的：

第一步，把整捆整捆的蕁麻放到水坑里浸泡，泡透以后，剝去外皮，用鍘刀鍘斷；

第二步，用草木灰水浸泡蕁麻皮，再加入大量的麥秸。草木灰含堿，能讓麥稈和蕁麻皮里的果膠脫離；

第三步，搓洗蕁麻和麥稈，將它們剁碎，放進石臼里反復舂搗，直到搗成糊；

第四步，將那些糊糊倒進一個水泥池子里，用熱水化開，用木棍打勻，打成紙漿；

第五步，把一個長方形的用竹框固定的細紗網放到紙漿里，沉一下，提上去，輕輕晃勻，紙漿就附在紗網上了，晾曬以后，從邊角下手，輕輕揭起來，就是一張紙；

第六步，將這些紙鋪開，晾干曬透。

實在講，這些紙的質量并不高，摸上去比較粗糙，個別地方還能看到碎麥秸，顏色也是枯黃的，很難看。記得那時候這個造紙作坊的產品主要有兩個用途：一是當做黃表紙，賣給辦喪事的人家；二是賣給供銷社，讓里面的營業員包糖、包果子。但即便如此簡陋的紙張，手工做起來也要如此麻煩。由此可以推想，宋朝印刷用紙的工序必定更多，做起來必定更麻煩，紙張昂貴也就可以理解了。

宋世，故紙未嘗輕棄

最近我在閱讀清朝學者錢大昕的《潛研堂集》，該書第三十一卷寫道：“宋世，故紙未嘗輕棄。”意思是說有宋一朝，人們不會輕易丟棄廢紙。然后錢大昕又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宋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皆用故紙印刷，驗其紙背，則乾道六年官司簿賬也。”宋版書里有一套四十卷的《北山小集》，全是用廢紙印刷的，隔著陽光觀察書頁夾層里的背面，所用廢紙竟然是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衙門里的賬本。

用過的賬本怎么還能印書呢？方法是這樣的：將賬本仔細拆開，兩張兩張地粘貼起來，把用過的那一面都粘到里面去，這樣就能得到一整張雙面空白的“新紙”。將新紙鋪到刷過墨的印版上，揭起來，一張“嶄新”的書頁就印好了。

現在紙張便宜，人工反而較貴，無論哪家印刷廠都不會再浪費人工，將廢紙成對粘貼后繼續使用，然而我們為了環保起見，仍然可以借鑒宋朝人愛惜物力的精神。最簡單易行的操作，就是把用過一面的A4紙翻過來，重新放進打印機里。如果您也贊同這一點，請照此辦理，讓我們攜手同心，讓這顆星球變得低碳那么一點點。